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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骊山上的太上老君庙还愿时，我跪在地上给太上老君磕了几个头。又默默地许了两个愿望：一是女朋友第二年考上大学，二是外公的病快点好。结果，第一个愿望算是实现了，第二个落空了。
从临潼回来，父母又在家里请了几桌客，把邢老师和父母的几个工友都请来了。席间，当时的铁Z局太谷办事处主任高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是咱工人的子弟，上大学是咱们全家属院工人的光荣；今后你上了大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你都不要忘记你自己父母对你下的辛苦；也不要忘记，为咱们穷工人说话，替咱们工人办事。从此以后，我牢牢地记住了高叔叔的话，始终把自己看作真正的工人子弟，为工人说话，替工人办事。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十七、“八·一九”事件
八月十九日，原本是一个谁都不会注意的、平淡无奇的日期，人们想起它，自然会联想到夏季的炎热和为期不远的秋风。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个日期以及这个日期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却成为全世界的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下午，还沉浸于高考胜利的喜悦中的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聆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在青年节目《王肖半小时》结束后，突然，播音员一改往日温和的语调，以一种严厉的、口吻播放了一则新闻：“现在播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我当顿时目瞪口呆，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听完了公告的全部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我明白了，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
由于当时《告苏联人民书》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通告是反复播放的，等我回过味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声喊父亲：“爸你快来！戈尔巴乔夫下台了！”正在客厅的父亲赶过来，站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听完了全部新闻。父亲的脸上充满了错愕与疑虑，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不愧为苏联共产党，不愧为共产党！”
平心而论，我们这个家庭，一贯对苏联的一举一动都给予高度的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从来都认为：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切都对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对苏联的热爱是五十年代中苏友谊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所收获的果实，是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在六七十年代，无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身处何种逆境，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冒牌社会主义者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污蔑与诽谤，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信仰。
我不掩饰，我们当时对戈尔巴乔夫很有好感，非常赞赏他那充沛的精力，英俊的面容，迷人的微笑，经常深入群众与人民对话的平民作风；也非常高兴地看到通过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对这个人寄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期待，期待他能够通过改革，改掉日益僵化的官僚体制，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活力，引导苏联人民走向美好灿烂的明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他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他的“多一些社会主义”渐进过渡的理论，他的“民主与公开性”的原则，以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耳目一新，给我们以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当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很多话，都印在一九八九年版的高中《政治常识》教材上。很遗憾，这本教材发下来还来不及使用就作废了，因为发生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和东欧演变。
但是随着一九九○年以后苏联事态的演化，我们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了疑虑。因为经过五年的改革，苏联形势不但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加速滑向危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罗地海的独立风潮、旷日持久的矿工罢工，各个加盟国家的主权宣言，战后国民经济的第一次下滑，废除大面额卢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戈尔巴乔夫忽左忽右、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特别是对叶利钦等反共反苏分子的节节退让，使我们对苏联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当然，这种担忧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发生之时，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给予关注与同情，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寄予某种期待。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很多合理成分，至今仍然被我所接受。任何熟悉本人观点的人都不难发现：我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有很多接近之处。这一点我从不否认，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被作为历史罪人遭到很多人无情的批判与嘲弄。在中国，很多以前以污蔑、诽谤苏联为能事、甚至公然引刀相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转眼间摇身一变，一个个居然变成为苏联解体痛不欲声、呼天抢地的“苏联卫士”，恨不得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钻到苏共内部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是的，这些人就是这样，非常善于痛骂已经倒台的人物，非常善于向落到井里的人丢石头，也非常善于向一堵本已倒塌的墙再踹上一脚。
遗憾的是，“八·一九”事件不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八·一九”以后，越来越走向没落的苏联国运，我越来越忧虑，全然冲走了高考上榜给我带来的喜悦。从此，苏联的解体成为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永远的痛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一、梦想破灭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汉市Z大学报到。临上火车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千叮万嘱要我一定等着她，我也含泪答应了。等到火车开动，女友向我招手告别时，她的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见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阵酸楚。
当时山西太谷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在太原转乘太原开往郑州的二八八次列车，再到郑州转乘京广线南下的列车。我父亲从办事处开出了铁路免票，从太原到郑州要到了卧铺，但到了郑州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只好挤乘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快。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时，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预测：半年之内苏联必然分崩离析。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非常难受，压根儿就没有了上大学报到所应有的那种快乐。
那时京广线上的火车客运非常紧张，五次特快又不实行全程对号，故而车厢爆满。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卫生间里，完全动弹不得。当时我身边站着一个扎小辫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千万别爱我”。我看了看，弄不懂他穿这个背心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文化衫现象”。
按理说，武汉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特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角色。因此，在我的幻想中，武汉应当是一个很气派的大城市，至少要比太原市强很多。然而火车走着走着，来到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半天也没走完。当时我还挺纳闷，心想这是哪个县城啊，怎么这么大。结果，火车一停父母就招呼我下车，说汉口已经到了。我疑惑地下了火车，看看周围的破烂棚户，别说太原，连榆次市都不如，还有些不信，怕他们下错了地方。当时汉口新火车站尚未启用，所以汉口站还是一百年前租界遗留下来的东西，好象是比利时人建造的。因为缺乏维修，建筑早就破烂不堪，显示出一片衰败景象。当看到站牌上的“汉口”两个字时，顿觉眼前发黑，心想完了，这四年要在这堆破烂里度过了。
武汉有个东湖，比杭州的西湖要大好几倍，风景也非常优美，只可惜缺乏人文景观，比西湖名气差远了。东湖边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群，是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下榻之处。毛泽东一生对武汉情有独钟，总是喜欢到武汉来住住，还畅游长江。别墅群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个别墅群一九六二年竣工。后来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出差，导游也说西湖也有毛泽东的故居，还有一条地道通到杭州市区。
解放初期，我大伯一家落户到了武汉，到一九九一年时几个子女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的长子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当工人。堂兄的妻子是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插队时认识的，是一个回族阿訇的过继女儿。我的堂嫂故乡原本在宁夏，一九六○年大饥荒时期，全家步行逃荒到新疆。走到沙漠里，堂嫂的亲生父亲又累又饿病倒了，就对家人说，别管我了，你们要是再带着我这个累赘，一个也走不出这沙漠。妻儿老小含泪告别了这个无私的父亲，继续逃荒到了新疆，堂嫂从此再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到了新疆以后，堂嫂的母亲改嫁给当地回族的一位阿訇，定居下来。后来我堂兄、堂嫂都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这么认识并结婚了，到七十年代末二人返回武汉落户。
此时，我堂兄就住在离汉口老火车站不远的粤汉码头。我父母领着我到了堂兄家，一是跟久违的亲人见见面，二是把我介绍给堂兄认识一下，以便以后有个照应。堂兄一家三口当时住在一幢属于部队的老式楼房的亭子间里，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房子的高度只有两米，个子高点的人进去都要低着头。我的堂兄见到我们来了，也很高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咱们老国家的人长得可真像，个个都是标准的国字脸。
在堂兄家住了一两日，我们一家就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Z大学报到了。一进校门，我就大呼上当：这所大学面积充其量不过二百亩，里面挤满了五十年代兴建的苏式简易楼房。到体育馆前的接待站报到时，看到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接到上级通知，学费由每年一百二十元上调为二百二十元。于是，等我父母交足了学费、给我留够了生活费后，身上已经没钱了。但他们没和我说，把我安顿好以后就走了。我本来要送他们去火车站，但走到学校门口母亲说，别送了，回去收拾一下，认识认识新同学吧。我站在门口目送自己的父母，母亲扭过头来，又挥了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这才扭头回去，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因为没钱住旅店，就在武昌火车站的长凳上坐了一夜，幸亏有铁路免票，第二天才坐上火车。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军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