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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科沙小声答应。
“见证人靠后！”值班员说，“有肇事者吗？”
“在路上……40人，只多不少，装了两大车哪。不过现在还没送到。眼下只有这一个，”那个警察用手推了一下不幸的玛尔卡丽达，使她站到了值班员跟前，“就从她开始吧！有7个见证人作证。”
“7个人作证，大概全都是些老娘儿们吧？”
“明摆着的，都是些娘儿们，还会有谁呢？”
“名字！”值班员说话时，眼前仍然是一片模糊，“听我说，普拉休克，我要出去一小会儿，脑袋有点疼。你先来给她办手续，轻一点儿，我马上就回来。”他从隔断的单间里出来，摇摇晃晃地沿着过道走去，“我这就回来，得洗一洗！”
普拉休克将粗厚的手指伸到领结下面，解开衬衣最上面的纽扣，左右晃动了一下，然后站到玛尔卡丽达面前，用眼睛上下打量着她。
“你身上带有违禁品吗？”他问话的声调十分柔和，“有没有手枪？毒药？”
玛尔卡丽达摇了摇头，不知怎么，下意识地把自己面颊上讨厌的伤口遮挡住了。
丽达俯身到阿列克谢耳畔小声说：
“得想点办法，不然，她又得吃亏！”
阿列克谢不易察觉地耸了耸肩。
“依我看，她自己乐意。”他说，“就像伯尔尼的社会游戏。小红帽与大灰狼。”
“我没有错！”玛尔卡丽达勉强抑制住直往上涌的号陶痛哭，“他们邀请我，还给我点了歌……《一百万朵红玫瑰》，是弗拉基米尔点的。”她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他们打了我！而你们！……”
“这么说来，你也是受害者了！”普拉休克说着，斜眼看了看坐在被羁押人员专座上的两个人，揣摩了一下周围的形势。
依他看，形势并不十分乐观。但是凳子上也确实没有坐着任何证人。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和一个短头发的女孩。不知怎地，那女孩看都不看一眼普拉休克，显然对这边的事不感兴趣。另外两个脸上伤痕累累的醉汉是常来常往的老主顾。
“我们得把您被打的伤痕拍摄下来！”
“为什么？”
“假如您身上没有伤痕，那么结果就可能会让您受不了。”普拉休克解释说。
“那又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说……最后会认定您是斗殴的组织者。要知道，这次的受害者非常之多！”他看玛尔卡丽达的眼神，就像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劝诫不幸的学生时的目光，“依您的情况，您知道刑法上是怎么说的吗？”
“既然这样，那就请拍摄伤痕吧！”玛尔卡丽达沮丧地说。
“哦，亲爱的！”普拉休克用他那厚墩墩的手掌一拍自己穿着灰色裤子的大腿说，“伤痕！说来可笑，我上哪儿去给您找医生呢？”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用手指着钟说：“何况是在夜里4点！”
“那怎么办，什么事都做不成？”
“哪儿的话！我们总还是能做点事的。不过得稍稍违反一点常规……”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玛尔卡丽达起伏的胸部，“其实，一般情况下，我自己就能把一切都做得很好。您脱衣服吧！”
“怎么，又来？”玛尔卡丽达双手护住胸部说，“我不脱！”
“你不脱？那他们就得先把您关起来。要关很长时间，因为受害人太多了。”普拉休克威胁说。
其他警察没有参加这场戏的演出。其中的一个靠墙站着咧嘴笑，甘当一名旁观者；另一个在装模做样地对付一个躺在地上的酒鬼，他怎么拖也无法将酒鬼弄到值班室去。
阿列克谢站起身来，活动活动双腿，向隔壁的值班室靠近一步，透过玻璃向里面看了一眼。
“好吧！”玛尔卡丽达小声说，“如果非要这样……”她解开上衣的一个纽扣，不由得向四周看了看，说：“这儿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拍摄伤痕了吗？你们没有医生，总该有给医生用的地方吧？”
在隔板后面，与桌子并排，放着一个大的金属保险柜。保险柜顶上，成堆地散放着好几个咖啡色大纸袋。这里通常保存着从被拘人员身上没收的零碎物品。有个纸袋稍微撕坏了一点，那小小的银百合花正好在外面支楞着，反射出电灯的光芒。阿列克谢看到这枚胸针，一时惊讶得咂舌不止。
“当然有这样的地方！”普拉休克说，“你完全可以马上就说害怕被男人看见，走吧，我们换个地方！”他摇晃着一大串钥匙，领着玛尔卡丽达沿走廊向什么地方走去。她的上衣已解开了一半纽扣，泪水在眼睛里打着转。
“喂，那边怎么样了？”科沙背后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问，“脱了吗？”
“带走了！”
“嘿，这个坏蛋。”身后有人议论，接着是沉重的躯体在地板上翻身的声音，大概是有人想让自己躺得舒服些。接着，又有人说：“他只考虑自己，根本不想别人！”
醉汉又掉了一跤，这一次他痛得大声呻吟起来。科沙仍然把眼睛贴着那个缝隙，目不斜视地盯着那个小男孩。走廊尽头的盥洗室里自来水哗哗地流着，从那儿传来值班员呼哧呼哧的响鼻声，他正把头放在冷水龙头下冲洗着，看来这样做比速溶咖啡的效果强多了。
10
分局负责人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米哈伊洛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着瞌睡，他就坐在桌子后面，紧靠着电话机，等着莫斯科的电话。忽然，门外的喧闹声把他吵醒了。值班室里好像出了什么麻烦事。他听见女人的喊叫声，站起身走出办公室，打了个哈欠，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值班员坐在单间里记录着什么，没有注意越来越厉害的吵闹声。他那湿漉漉的头发也梳成了分头。此刻，有至少六个拳头在同时敲打着集体女囚室的门。为敲打声伴奏的是老娘儿们令人嫌恶的吼叫，而且正由哭腔转化为不堪人耳的臭骂。
“普拉休克！”突然，一个与众不同的、极为清脆的叫声响了起来，“普拉休克！”
“出什么事了？”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问值班员。
“我们正在等！”后者回答说，并没有放下正在看的笔录，“从‘哥伦布’拘捕的人应该送来了，那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斗殴，可是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送到。”
“你这样子简直像个土老冒！”头儿说，“是不是把头发好好梳一梳，再戴上制帽！”
女囚的号叫声和敲打铁门的声音本来就已经够乱的了，现在又加上了邻室男囚的喊声。男人的声音较为低沉，而且喊叫的内容也不一样。在男牢房里，被关的人想睡觉，坚决反对噪音。经过不长的时间，两个牢房竟然产生了这样的对话：
“你们那边住嘴行吗？一帮婊子！”伤风感冒的声音，嗓子有点嘶哑，嗓门很响，但并不十分清楚。
“你才是婊子呢！”女牢房里立刻响起一片尖叫声。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赶忙转过脸去，躲过那张从里面紧贴着栅栏的黑脸。
“男人没有当婊子的，从来没有男婊子。”嘶哑的声音反驳说。
“还要怎么有呀！男妓……”有个女人在门后跳着脚骂，栅栏边有张脸在抽搐，像发了寒热病似的。
阿列克谢坐回到自己的板凳上，也把脸转了过去。
“高级婊子！”
“所有的人都加罚15个昼夜！”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疲倦地说。他弯下腰对着值班员的窗口又说了一遍：“30秒钟之内如果还有人不住嘴，所有的人都加罚15个昼夜。”
“所有的人都加罚15个昼夜！”值班员打开麦克风，懒洋洋地宣布说。囚犯们都听到了他的钢笔在桌上划过的声音，“30秒钟的准备时间！”他注视着电子钟上那根细细的指针，尽可能严厉地大叫一声：“住嘴！”
嘈杂的吵嚷声刚停止，立刻从某个房间里传来不幸的玛尔卡丽达的呻吟声。
“这是怎么回事？谁在那里哼哼得这么自在？”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问。
“普拉休克在给受害人拍摄伤痕哪！”
阿列克谢从后面走到近前，特别小心地碰了一下这位主管人的肩膀。对方哆嗦了一下，回过身来。
“对不起，”阿列克谢说，“我偶然发现那边，在保险柜的柜顶上……”
他用手指了指。“那边放着一件非常贵重的东西，依我看它不能这样放着，会被人偷走的，我在英国商品目录册上见过，这件东西价值25000美元。”
“您的证件？”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要求说。
阿列克谢取出身份证，打开后交给对方。
“为什么拘留这个人？”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仔细看了身份证后问值班员。
值班员正在努力将自己潮湿的头发改成自左向右的分头。尽管他不停地在小镜子里照来照去，可是毫无用处。所有可能的发式都有点儿显得土气。
“这个人吗？”他放下小镜子，透过玻璃看了一眼说，“是证人！”
科沙坐在有点潮湿的水泥墙旁，把使自己很难受的脊椎紧贴在墙上。他仔细倾听着谈话，生怕放过一个字。
“这就是那个长发男孩，有点像个小姑娘……”他思索着，“在火车上谢尼亚没有搜查他……把他白白放过了！”
必须再好好地看一下这个长发小伙子，要把他的脸牢牢记住。否则他一旦把头发剃光（这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就永远也别想认出他来。
“不过，重要的还不在于它的价值！”阿列克谢微笑着继续说，“重要的是，这百合花是件宝物。您只要把它别在上衣上，就可以免费在酒馆里随便坐多久。您也可以戴着它走进任何一家商店，免费拿走任何一件商品。”
“这事他也知道。”科沙思忖着，“而且知道得如此清楚，莫非他是议价商店的售货员？不，不像。那么他又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呢？他说是在英国商品目录上看到的……也许，是在报纸上读到的？不对，报纸上从来没有登过，从来没有！”
丽达也像科沙一样，在仔细倾听。
“好家伙，这些他是从哪儿得知的？”她也不免默默地分析着，“难道都是花言巧语，虚张声势？！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这又能给他带来什么益处？阿廖沙对这胸针怎么看？实际上，在火车上彼得·彼得洛维奇就是凭着这枚胸针吓退匪徒的。真奇怪，有机会应该直接问问他。”
“这些事，我是从报纸上读到的！”阿列克谢又说，“上面还有照片，与这花一模一样。当然，也可能是我搞错了，照片是黑白的。但看起来的确一模一样，就是它。所以，我劝您……”
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门打开了，普拉休克走了出来。他一边走一边扣紧裤子上的皮带，他后面跟着满脸是血的玛尔卡丽达。她拖着僵直的腿走过来，简直像个被损坏了的木头人。瓦连金·阿菲诺格诺维奇刚想跟她要证件，这时，两辆姗姗来迟的大轿车，终于载着被扣押的人员呼啸着开进了分局的大门。值班员连忙将头发向后一拢，戴上了制帽。
汽车门打开了，疲惫不堪的警察开始把罪犯一个个往里带。
丽达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