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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回到1997年的时候，满脸沮丧。
“你一定又有了新的招数，与时俱进嘛——”我小心地引导着情绪低落的刘红兵。
他长长叹了口气。“是的，我不停更新，换了很多种方法，然而，都比不上前面两种‘炮团’赚得爽快。不过，有一种特色团，倒是很有利可图的。”
我集中精神听着——
他却犹豫地看着我，我期待地看着他，脸上充满了崇敬和羡慕。果然，他又叹了口气，开口道：“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器官移植团’，最有名的是‘换肾团’——”
他停下来，看着我。我竭力忍住内心的激动，脸上表露出漠不关心。
“其实，”他接着说，“组织海外人来大陆换器官，并不是违法的，以前没有法律涉及这个问题，现在法律才刚刚颁布，但如果组织得好，钻一下法律漏洞，还是可行的。国外器官移植技术虽然比中国强，但需要移植的活体器官例如肾脏什么的，非常稀缺。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每天都有十几甚至几十人在等待肾脏中死去。——中国的器官则远远过剩，这不是说我们用不了，而是由于技术和费用问题，中国人用不起。所以，我就开始组织国外患者到大陆动器官移植的手术，我们暗地里称为‘器官移植团’——”
“利润怎么样？”我好奇地问。
“表面看是赚不了什么钱，而且数量有限，但利润却非常之高。例如换肾团，我们是两边收费的，每个患者收五万元，医院也要给我们好几千的回扣。”
“哪里来那么多肾脏？而且还一起来换？”
“这你就不懂了，九十年代黑市卖肾的非常多，有些父母为了供儿子读书，有些为了给孩子治病，都愿意卖掉自己的肾脏。你不是知道有些血源村专门卖血吗？其实中国内地也有专门卖肾的村庄，有些还是革命老区，就是大家所说的革命‘圣地’，不过后来因为很多人穷得出来卖肾脏，我们就戏称革命‘肾地’了。”
我不喜欢这个玩笑，如果写进我小说里，编辑肯定又要删掉。我皱了皱眉头。不过，正在兴头上的刘红兵显然没有注意到，仍然滔滔不绝地讲着。
“还有，每次碰上国内的‘严打’，我们就能发一笔小财，那时抓到刑事犯，用不了多严格的审判就判处死刑，全国各地有多少死刑犯呀——所以我们组团组得手都软了——”
“我听你一直说换肾，难道没有换心脏的吗？”我小声打断他，我不想听他一直没完没了讲下去，而且，我也了解到不少情况了。
“当然有，我们还有换眼角膜，换肝，换皮肤等各种团，自然也有换心的。不过，你是李一刀医生的朋友，也应该知道，我们国家能够做换心手术的医生不多，技术也不是那么过关，费用昂贵得很，所以，我组织的所谓‘换心团’其实最多也就是一两个人，没有形成‘换肾团’那样的规模。你知道，最多的一次‘换肾团’竟然有二十名成员，加上他们前来照顾的家属，呵呵，五十多人，浩浩荡荡，光团费，我就赚了一笔，还别说买卖肾脏的钱和回扣了——”
“六个月前你不是介绍了一位换心的患者吗，李一刀告诉我的，很成功——”
“是的，”他犹豫了一下，“这可能是我组织的最后一个‘换心团’了，你知道，国家制定了新法律，按照新法律，今后换一颗心要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民币，而且，我们市唯一能独立做换心手术的李一刀又退休了，听说还有点疯……”
“那位换心的病人叫什么，可以告诉我吗？李一刀很想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我如果能了解一些情况，也是对老人的一些安慰。”
“谢谢你，杨先生，你有心了。”他说着站起来从架子上抽出一个档案，“手术后，他就回日本，你知道那里的医疗条件毕竟好些，他在那里恢复得很好，听说已经回到本市了——”
“回到日本，又回到本市？”我吃惊不解地问。
“是的，他虽然是日本华侨，但是是本市人，还是本市很有名的商人，当然有一颗爱国的心！”刘红兵诡异地笑笑，从档案中抽出一张表，那表上有心脏移植者的名字、地址和联系电话。我看到一行日本地址下面，也有本市的地址。满意地冲刘红兵感激地笑笑，并请他复印一份给我。
他把复印的地址递给我，我接过后站起来准备起身告辞。他疑惑地看着我。“杨先生，你不是说了解我的业务，想和我合作吗？”
我停下来，笑了笑。“是的，是的，我是有这个意思。”
“那请坐呀，我还没有听你讲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合作的呢，不用急，不用急。”
“这样呀，”我看着他，想了想，说：“从你‘为你服务特色旅行社’的业务看，我确实有一些想法，你不介意，我就说出来。”
“我怎么会介意，都是生意人，杨先生不必客气，大家多交流嘛，我就是靠点子赚钱的，虽然一个点子能让我赚两年三年，但我也得不停地需要新点子呀。”
“好，那我就说两句，”我并没有坐下，只是双手靠在椅背上，“从你过往业务可以看出来，你比较有心计，而且顺应市场潮流，这里不能干的，就组织他们到国外干，台湾干起来太贵的，就组织他们到大陆来做……不过，你基本上没有超出色情和肉体（器官）的范围——我想是不是把业务更上一层楼，考虑一些更加高尚的层面？例如精神层面？”
我短短的几句话就吸引了眼前的生意人，他满脸期待和迷惑不解。
“我在国外呆过，了解外面有很多华人华侨，不但有钱，而且还有一颗叶落归根爱国爱家的心，这些年他们很多都多次回过中国大陆，但每次回来都有不满足的地方。例如，有些很想看天安门升旗，有些很想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接见，有些则幻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握手——”
“我明白了，杨先生，我在大陆布置一些虚景，然后找一些特型演员，扮演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些老华侨，让他们感觉到几十年来在海外无法感受到的党和领导人给予他们的温暖……”
“差不多，差不多，”我笑着说，“至于组织国内公民出国的团就更多了，不要光集中在满足肉体和生殖器的团上，再说现在国外艾滋病也猖狂，搞不好，你还会成为民族罪人，得不偿失。”
“是的，”刘红兵有些惭愧，“是的，这我知道。所以每次出团我都让导游带一大包避孕套，都是不收费的，由公司出钱。”
“其实可以组织一些满足我们中国人精神需求的特色旅行团。”
“愿闻其详。”刘红兵说着拿起了笔准备记下来。
我笑着挥挥手，谦虚地说：“只是一些小提议。例如，现在组团去日本很容易，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抗议靖国神社团’？你知道，现在反日浪潮高涨，可是，在大陆并不是可以随便上街游行的，我们各级领导对于抗日游行非常紧张，害怕引火烧身，结果全国的反日情绪被压抑，我很担心呀——但日本就不同，你反而可以到他们的靖国神社前抗议，这多带劲！”
“啊——我怎么没有想到！”
“再例如，现在全国各地多个城市都开放公民到香港个人游，旅行社做得也很滥了，不要说很难有什么特色，连赚点小费都难。不过，你知道，在香港游行示威是合法的，特别是在一些对中国人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包括五月份和六月份的一些特殊日子，香港人都走上街头或者到维园举行纪念游行和聚会。大陆就不行了，可是大陆总有很多人无法忘怀那些日子，不要说举行集会游行等纪念活动了，就是在那一天高声讲话，都有危险。知道这个区别后，你为什么不在这些特殊日子组织几个专门到香港去行使公民游行集会权利的‘自由游行聚会旅行团’呢？组织大陆那些憋得不得了，想行使一下公民合法权益的人到香港这个中国土地上去行使一番权力？”
“这——主意是不错，”刘红兵脸上有些犹豫，“是不是太政治化了？”
“那就搞点配合党和国家政策的，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出访，所到之处，总有一些心怀不满的群体抗议，搞得我们国家领导人像过街老鼠一样——作为特色旅行社，你可以组织一些大陆人，提前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的地方，让他们组织庞大的欢迎团，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这个主意不错，”刘红兵兴奋地说，“反正要想在国内见到这些领导人也不容易，就算见到了，也不敢高声喊口号。组织一些人到国外——”
“不错，你还可以组织一些‘抗美援朝’团，组织他们到美国总统驻地白宫门口抗议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支持北朝鲜发展核子武器，反正在美国这样的事很平常，警察不会抓你们，路人都不一定会停下来看一眼——但在中国，美国总统来访，你绝对不敢也不能去抗议，中国警察会把你抓起来的。你组织这样的团，那些小混混一样的愤青就能够到白宫门口喊两句反美口号，回来后的身价肯定不一样的……”
“杨先生，真想不到，你的鬼点子还真多，我看我们有得合作……”
这位生意人的最后一句话飘进我耳朵的时候，我已经在门外了。
第16章
胡建平，是我从“为你服务特色旅行社”打听到的名字，就是移植了死刑犯陆卫方心脏的人。此人五十出头，出生于本市郊区的农村，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日本，后来在日本定居做生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回到本市发展，从事服装、制鞋、房地产等行业，资产超过三亿人民币，是本市有名的企业家。
“胡建平，”黎海从电脑中调出资料念给我听，我低着头不时重复着这个名字，好像要从这三个字解读密码似的。
“怎么办？”黎海把视线从电脑屏幕上转向我的脸。
“总不能就这样抓他吧，”我带点自嘲地说，“凭什么抓他，没有任何证据，就凭他拥有一个凶手的心脏？！”
我们都苦笑起来。如果说当初侦破外科医生陆卫方为了移植受害者器官而杀人案件还有理可循，那么六个月后出现的这场“幽灵谋杀案”则活脱脱是幽灵在犯案，推理好像无懈可击，然而整个推理建立在一个“幽灵”上，所以始终无法抓住一点实际的线索。甚至连我自己也仿佛被幽灵支配，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着走……
我们两人费尽心机跟踪线索，绞尽脑汁分析推理，但案情峰回路转露出端倪的时候，最感到困惑，受到冲击最大的正是我们自己——难道死刑犯陆卫方的幽灵真的随着他的心脏而转移到胡建平的身体里？
再往下走一步，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接受的信仰都将受到挑战和冲击，而我们如果不走下去，则又无路可走。这就是那天我和黎海都没有说出口，都在心里思考的处境。
在这之前，我细细阅读了最近四起谋杀案的现场报告和案情分析，也亲自检查了现场找到的蛛丝马迹，包括那颗棺材钉和留在小旅店里那只留着死者陆卫方指纹的大大的杯子。黎海和我都同意，这次系列谋杀案要就是变态谋杀，要就是模仿犯罪，或者更可怕的是罪犯仅仅为了挑战警察的破案能力而滥杀无辜。这次谋杀不是为了器官移植——因为有争议，案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