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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活却似乎特别累人。他记得，在他的少年时代，一天活干下来，吃过晚饭后连去会朋友的力气都快没了。他父亲就这样整整干了五十年，现在这位老人理所当然有资格坐在佛罗里达他住所的天井里，观赏他的桔子树了。他弟弟不愿为菲薄的收入而继续干那已有一百五十年传统的累断腰的农活了，他并不责怪弟弟；当然他同样也不责怪自己或妹妹。不过，如果他家有个内德叔叔那样的人来继承传统，那就好了。至少他父亲不会把地卖掉，而会维持他家的这个农场。现今，大多数农民都把农场整个儿卖了；如果他们有什么遗憾，你也不会听到。他所认识的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从佛罗里达或者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
在工具间里，他看见那块旧铁砧还放在工作台上。铁砧上铸有“厄弗特”的字样，还有一个生产日期，是一八一七年的某日。他记得这东西还是他祖父的祖父从德国带来的，当初先装到一艘帆船上，漂洋过海后可能又经过内河小船的多次转载，最后用马车运抵这里的新世界。一块二百磅重的钢铁，被拖着走了半个地球的路程，才到达这片居住着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和各种奇花异兽的处女地。可以肯定，他的祖先对于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文明安定的环境来到一个寂寞的、无情的地方曾经做过反思，但他们还是留下来了，创建了这里的文明。然而，原先印第安人和沼泽地的疾病未能做到的事，现在却让文明本身做到了：这个农场以及其他农场都被离弃了。
他干着活儿，意识到劈过冬的柴火是一种责任，尽管他完全可以明智一点，放弃这些柴火离去。但此刻，他对于照管父母的农场、祖先的遗产感觉良好。他的肌肉虽然酸疼，却给他一种舒服的感觉；他身体健壮，皮肤晒得黑油油的，体力上的劳累使他不再想都市中的各种烦恼，也不再想性爱之事。唔，他确实想过性爱，但尽量不去想。
他已经接上了屋内的电话，并电告他的父母、弟弟和妹妹他己回家来了。在华盛顿时，不仅他的电话号码没有登记，而且连电话局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如今回到斯潘塞城，他决定把他的电话号码和姓名登记在电话号码簿上。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未接到任何电话，这倒也好。
他的邮件都是从华盛顿转寄过来的，但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最后几张账单。他已经在城里的老农商银行开了个支票户头，现在可以付款了。联合包裹服务社已经运来了他的零碎物品，箱子都放在地下室里，还没打开。
他想，一种复杂的生活竟这么快就终止了，这倒是很有趣的。不再有传真和直通电报，不再有汽车电话、办公室和秘书，桌子上不再有飞机票，不再有粉红色的留言条、每月一次的情况报告会，不再向白宫做简短的汇报，不再阅读各种公报，也不再破译各种密码——除了生活的密码。
事实上，尽管他最后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的去向，但至今尚未收到他们的官方来信，甚至没有收到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来信。这就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他过去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犹如一场体育比赛，是为参赛的运动员而举行的，而不是为昔日的明星。
他一边干活，一边回想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那些年月。他想，斯潘塞城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纪念碑林立，纪念那些服役并战死的男女将士。阿灵顿有一个无名将士纪念碑，代表了所有的无名烈士。另外，国家还为武装部队定期举行阅兵式，并规定了他们的特别节日。但是，对于那些牺牲的、致残的和退伍的从事过秘密战争的老兵，只有在少数几幢非公共建筑的大厅或花园里才有一些默默无闻的纪念物。基思想，该是在华盛顿草地广场树立一个纪念碑，向那些冷战战士致敬的时候了；他们在服役中心力交瘁；他们的婚姻犹如地狱；他们在官僚机构的更迭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在肉体上、思想上，甚或在精神上牺牲了。他无法确定这个纪念碑的性质，但有时他想象草地广场中间有一个大洞，有几分像旋涡，里面日夜不停地冒出雾气来。如果碑上有碑文的话，那么应该是：纪念冷战战士，1945…1989？感谢你们。
但他想，这场战争不是轰轰烈烈地结束了，而是抽抽搭搭地结束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多半是平静的、无声无息的。冷战战士无法抱成一团，他们也没有一种胜利感。当他们的部队被遣散，他们的舰船遭到退役，他们的轰炸机群被停放到沙漠中去，也并没有盛大的场面和隆重的仪式，他们只有悄悄地消失，得到的只是一份退役证明和通过邮局汇来的养老金支票。基思心想，华盛顿甚至没有人对你说声谢谢，任何别的地方也没有。
然而，他并没有怨恨；事实上，他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他想，政府和人民本该更好地重视这些事，不过，他理解自己的国家，理解美国人民对待战争和历史的心理倾向；他们通常把战争看做是发生在别处和别人身上的事，因而，说好听一点，是件讨厌的事。看来他们应该回到正常的心态上来。
该劈柴去了，他修剪了农舍周围的老橡树，把剪下的树枝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推到锯台边，他把树枝锯短，劈开，然后堆放起来。
贝蒂姨妈来过了，还有一些远房亲戚也来过了，南面的邻居马勒农场的夫妇俩与路对面那个农场的马丁·詹金斯和他太太苏也来看望过他。每人都带来一点吃的东西，每人的表情都有些不自然，每人都问一些同样的问题——“那么，你打算住一阵子？还在想大城市吗？去过市区了吗？遇到什么人吗？”等等。但没有一个开口问藏在心里的问题，那就是：“你是不是疯了？”
基思取出一罐冰啤酒，坐在门廊上休息片刻。他注视着前方静静的农场道路，观看田里的庄稼和树木随风摇动，蝴蝶在飞舞，野蜂嗡嗡地叫着，鸟儿婉转欢唱。过了一会儿，一辆蓝白相间的警方巡逻车开过。他估计，警车一天要路过这儿一两次，也许更多些。他想，如果哪天安妮奇迹般地驾车而来，那一定会造成麻烦。他想通过她姐姐传个信儿给她，却又觉得那样做不明智，而且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嗨，我回来了，你丈夫在监视我，别来这儿。
显而易见，她丈夫也在监视她。但是，她八成没有来这儿的意图，那干吗要担心呢？要发生的事总归会发生。这么多年来，他的工作就是操纵某些活动，然后为他采取的步骤忧心忡忡，再后来试图发现他的操纵是否奏效，最后，如果事情搞砸了，他还要进行补救以减少损失等等。“保持警惕，时时提防，做好准备。”听上去像金玉良言。然而，他却耐不住了。
第二天上午，基思驾车去托莱多，在那儿把他的萨伯车换成了一辆雪佛兰汽车。这辆汽车是暗绿色的。他在这儿见过的雪佛兰车有一半是这种颜色，因而他的车就不再显眼了。车行老板给他的车装上了一块俄亥俄州的牌照，于是他把原来的华盛顿牌照放在驾驶座底下。他得把它寄回原处，那地方并不是机动车管理局。
下午晚些时候，他驱车返家。路过斯潘塞城郊外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等他到达农场，苍茫的暮色已经笼罩了农舍的场院。他驶过立在路边的信箱，把车开上家门口的车道，停了下来。他又把车往后倒了一下，发现信箱上的小红旗竖起来了。他感到奇怪，因为当天到达的信件他在上午已经取过，他打开信箱，拿出一封没贴邮票的信，信封上简单地写着“基思”。他一眼就认出是谁的笔迹。
他把雪佛兰车开到屋后隐蔽起来，然后下车进屋，把信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又放了回去，转而为自己调了一杯浓烈的威士忌酒加苏打。
他在桌子旁坐下来，慢慢抿着他的自调饮料，又在杯中添了几次威士忌，最后又瞅了瞅桌上的那封信。“好了。”
他想起以往的许多事，想起她：他俩在中学里就彼此相爱了两年，爱得忠贞专一、如痴如醉，在大学的四年里也是如此，后来又一起从博灵格林州立大学毕业，安妮是个聪明好学的学生，毕业后又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去那儿继续深造。而他却对读书感到厌倦了，静不下心来，再说也没有经济能力再攻读研究生课程，因此决定不申请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他曾陪她去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所在地哥伦布市，但没等夏天过完，斯潘塞城的征兵委员会就得知他正值当兵年龄，立即征他入伍了。
基思拆开信封，读了信的第一行。“亲爱的基思：我听说你回来了，住在你父母的老房子里。”
他望望外面漆黑的院子，听到了蝉鸣。
他俩在一起度过了那个夏天。那是在哥伦布度过的令人销魂的两个月，住在她新租的公寓房间里，逛遍了那个城市与那所大学。到了九月，他不得不走了。他说他一定回来；她说她一定等他。但双方的诺言都没能实现，在一九六八年时的美国，这种诺言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基思深深吸了口气，又聚精会神地读信。他读到：“这里传说你要住一段日子。是真的吗？”
也许吧，他在杯子里又加了一点威士忌，接着回忆过去。
他去了新泽西州的狄克斯堡，在那儿接受基本的和高级的培训，随后又去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军官学校受训，不到一年被授予少尉军衔。这对一个农村小伙子来说真不错，他俩起初还鱼雁往来，后来渐渐少了，信的内容也不如以前了。她觉得自己在爱情上难于做到专一，也没有理由再做到这一点，于是告诉他她已在跟别的男人约会，他明白了，但他不理解。他在斯潘塞城度过了他开拔前的短假，而不是在哥伦布。他俩通了电话。她正忙于对付一些困难的课程，他正在为开赴某个战区而感到焦急，实在没有心思关心她的课程。他问她目前是否有男朋友。她说有，但并不是认真的。就这样谈了大约十分钟后，他急于要去参加战斗了，他对她说：“你变了。”她回答道：“我们俩都变了，基思，看看你的周围。”
他说：“好了，我得走了。祝你学习顺利。”
“谢谢。自己当心，基思。希望你平安归来。”
“好的。”
“再见。”
“再见。”
但他俩都不忍挂电话。她又说：“你要理解，我这样做对我们彼此都好。”
“我理解，谢谢。”他挂了电话。
他俩继续通信，两人都不明白他俩的事已经完了。
基思把酒杯推到一边。威士忌里的酒精成分并不管用，他的双手颤抖着，脑子里也没有那种愉快的晕乎乎的感觉，他读到：“好了，欢迎回家，基思。祝你好运。”
“谢谢你，安妮。”
他担任了步兵排长，看到的死人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鲜血直流，或者在烈日的暴晒下肿胀起来。对于这个场面，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比喻，除非说它像莫米河上的牲畜围场。十分可爱的村庄和农场被炸成平地，到处是沙袋和铁丝网；他为这些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流下了眼泪，服役期间，他曾经在完成他的军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