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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加文，等一下。让我想想。信用卡，对吗？”
“对啦。信用卡，纸上的线索。联邦调查局的人，达比，是有办法的。这不是大难事。”
“那么他们也办得到。”
“我想是的。住小旅馆付现钞才行。”
她的心头一沉，翻倒在床上。这么回事。不困难。纸上的线索。她可能被他们根据纸上的线索杀掉。
“达比，你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她看看门上链条是不是插上。“是的，我在听。”
“你安全吗？”
“我想是的。”
“我们知道一些情况。明天三点钟在校园开追悼会，接着在市内进行葬礼。我和他的兄弟谈过，他们家人要我参加抬灵柩。今天晚上我就到那里。我想我们应该会面。”
“为什么我们应该会面？”
“你必须相信我，达比。你的性命危在旦夕，你必须听我的话。”
“你们一伙人想干什么？”
停顿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沃伊尔斯局长怎么说？”
“我还没有跟他谈话。”
“这是怎么回事，加文？”
“我们眼前还没有采取行动。”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加文？说给我听听。”
“因此我们需要会面。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这个。”
“我们在电话里交谈非常方便，你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这么着吧，加文。”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他觉得很委屈。
“我要挂掉电话了，好吧。我不欢喜那样。如果你们一伙人知道我在哪儿，那么说不定走廊里也有人在等我。”
“别胡说，达比。你该用脑子想一想。我知道你的房间号码已经一个小时，除了给你电话什么也没干。我们是在你的一边，我发誓。”
她考虑了一下。有道理。但是他们这么容易就找到她了。“我在听着。你还没有跟局长谈，联邦调查局又不采取行动，这都为了什么？”
“我不很清楚。他昨天决定不要查究鹈鹕案卷。还发出指示把它搁在一边。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实在不多。他知道托马斯吗？他知道我本来是要跟托马斯一起死的吗？他知道因为我写了这个摘要，托马斯把它给了你这个法学院的老同学，48小时之后他们就要杀死我们两个人吗？天知道他们是什么鬼东西。他知道这一切吗？加文？”
“我想不会。”
“你的意思是他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不知道。”
“那么，听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托马斯被杀害是由于这个摘要？”
“也许吧。”
“那就等于说是的，不是吗？”
“是的。”
“谢谢。如果托马斯因为案情摘要而被杀害，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他。如果我们知道是谁杀了托马斯，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罗森堡和詹森。对吗？”
维尔希克说不出话。
“就说个是吧，活见鬼！”达比大喝一声。
“我还得说也许。”
“好啊。一个律师说出‘也许’，意思就和‘是’一样。我知道你能说的也就是这句话了。这个‘也许’可是非常强有力的，然而你却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对我们的小小的嫌疑犯不予追究。”
“定下心来，达比。让我们今晚会面来谈这个问题，我可以救你的命。”
她把话筒小心地放在枕头下面，走出洗澡间，她刷了牙齿，也刷了刷剪剩的头发，然后把盥洗用品和洗换衣服装进一个新帆布包。她穿上风雪大衣，戴上帽子和太阳镜，轻轻把门关好。走廊上没人。她走上两层楼梯到十七楼，乘电梯到十楼，再装着没事一样走下十层楼梯，来到大厅。楼梯的门离开厕所不远，她立即进了女厕所。大厅里似乎没有人。她走进一间便座，锁上门，等了一阵。
星期五早晨，在法国区。空气凉爽清洁，没有食物和邪恶的残余气味。上午8点钟——没到人们上街的时间。她步行了几个街区，使她的头脑清醒起来，计划一天的行动。杜梅因街上，靠近杰克逊广场，她找到一家从前见到过的咖啡馆。店里几乎没有顾客，最里边有一只付费电话。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浓咖啡，放在靠近电话的一张桌上。她可以在这儿说话。
维尔希克不到一分钟就接到电话。“我在听呐，”他说。
“你今晚待在哪儿？”她问道，注意着门口。
“希尔顿，在河边。”
“我知道它在哪里。今晚深夜或明天一早我给你电话。别再追查我的下落。我现在用现钞，不用信用卡了。”
“真聪明，达比。要经常迁移。”
“你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死了。”
“不会的。你们那边能买到《华盛顿邮报》吗？”
“也许买得到。为什么？”
“快买一份。今天早晨的，有好消息，关于罗森堡和詹森以及谁干的。”
“我等不及了，我会再给你电话。”
第一家报摊没有《邮报》。她弯弯绕绕朝卡纳尔街走去，不露行踪，注意身后，经过圣安街，沿着罗亚尔街的古董铺，穿过比思维尔街两边的下流酒吧，最后来到法国区，经过迪凯特街和北彼得斯街。她走得很快，却又若无其事。她显出一副办事情的神气走路，目光在太阳眼镜后面朝四面扫射。
她买了一份《邮报》和《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在世界咖啡馆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
头版引述秘密的消息来源，这篇新闻报道了卡迈尔的传奇及其突如其来地卷入凶杀中去，报道说他早年为了信仰而杀人，但现在纯粹是为钱而干此勾当。一位退休的情报专家是这样猜测的，这位退休专家同意直接引述他的原话，但是绝对不得透露身份。两张照片的形象模糊不清，但是并排刊登出来，显得阴森可怖。他们不像是同一个人。但是专家声称他是个无法辨认的人，没有人照得到他的相也十多年了。
一个服务员最后走过她的桌旁，她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只硬面包圈。专家说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国际刑警认为在六个月前他还杀过人。专家不相信他会乘坐商业航班。联邦调查局把他列为嫌疑犯名单的首位。
她慢慢翻开新奥尔良的报纸。托马斯没登上第一版，他的照片和长篇报道都在第二版。警方把此案列为杀人案件，但是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查得下去。爆炸前不久有人看见一个白人妇女在那里。法学院的院长说全院师生都感到震惊。警察当局三缄其口。追悼会明天在校园举行。院长说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误杀，如果这是谋杀的话，那就显然是杀错了人。
她的眼睛湿了，突然间她又感到害怕，也许这纯粹是一次误杀。这是一座暴力的城市，有的是疯子，也许有人搭错了线，找错了一辆车子，也许根本没有人在暗中紧跟她。
她戴上太阳镜，看着他的照片。照片取自法学院的年刊，脸上还带着他当教授的那副傻笑。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真的是一表人才。
星期五早上，格兰瑟姆关于卡迈尔的报道使华盛顿像是受了电击一样。报道没有提到通告，也没有提到白宫，所以京城里面最热烈的争论就是关于消息来源的猜测。
这个争论在胡佛大厦里面尤为热烈。局长办公室里，埃里克·伊斯特和K．O．刘易斯踱来踱去，心绪不宁，沃伊尔斯在和总统通电话，这是两小时内第三次通话了。沃伊尔斯破口大骂，不是针对总统本人，但是把周围的人都骂到了。他臭骂科尔，当总统也回骂的时候，沃伊尔斯便提出要他们把测谎器安装起来，把他的工作人员都绑上去测一次，头一个就绑科尔，看看到底是从哪里泄漏出去的。好的，活见鬼，好的，他沃伊尔斯也受测试，在胡佛大厦里面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受测试，他们骂过来骂过去。沃伊尔斯脸红脖子粗，头上冒汗，他对着电话大喊，总统就在电话的另一头，一字不漏全部听见，沃伊尔斯对此毫不在怠。他知道科尔正躲在什么地方听着呢。
总统显然掌握了这一场对话的主动权，开始了一通冗长的说教，沃伊尔斯掏出手帕擦拭额头，在他的皮转椅上坐下，调节呼吸以降低血压和脉搏。他发过一次心脏病，随时会发第二次，他跟刘易斯说过多次，弗莱彻·科尔和他的白痴上司早晚会送掉他的命。不过前头三位总统任内他都说过这样的话。他蹙紧额头上肥厚的皱纹，在转椅里陷得更深。“那个我们办得到，总统先生。”他现在几乎是快快活活了。他是个情绪可以急剧变动的人，在伊斯特和刘易斯的眼前他突然变得客客气气，变成了真正讨人欢喜的人。“谢谢您，总统先生。我明天去。”
他轻轻挂断电话，眼睛眯拢说。“他要我们对《邮报》的记者实行监视。他说我们以前干过，是否同意再干。我告诉他可以。”
“哪一种监视？”刘易斯问道。
“可以在市内跟踪。两个人24小时，看他晚上去哪里，跟什么人睡觉。他是单身，是吗？”
“七年前离了婚。”刘易斯回答。
“千万别叫人发觉。让便衣人员去干，每三天换一次人。”
“他真的相信是我们这边泄了密？”
“不，我想不会。如果是我们泄了密，那他为什么还要我们跟踪记者？我想他知道是他自己的人泄了密。他要我们去逮住他们。”
“这是给了个小小面子。”刘易斯凑趣地加上一句。
“是呀。注意别给人家察觉，行吗？”
L·马修·巴尔的办公室在乔治城M街上一幢破旧的办公室楼的三楼。门上一律没有标识。一名穿上衣戴领带的带枪警卫在电梯门口打发闲人。地毯破旧，家具古老，灰尘堆积，一眼看得出来这个单位没有钱可供房屋保养和日常开支。
巴尔是这个单位的主管，总统连任选举委员会下面的一个非正式、不公开的小处室。总统连任选举委员会有大套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在河对面的罗斯林。那边办公室的窗子是开着的，秘书脸带笑容，女工每晚打扫。
弗莱彻·科尔步出电梯，对安全警卫点一点头，警卫除了点头回敬之外，全身一动不动。他们是老相识。他穿过破烂陈旧的小迷宫似的办公室向巴尔的办公室走去。科尔以从不自欺而自豪，在华盛顿他也确实谁都不怕，也许唯有马修·巴尔是个例外，他有时候怕他，有时候不怕，但是他永远敬佩他。
巴尔在海军陆战队干过，也在中央情报局干过，他是一个因为安全违禁而两次被判重罪的前间谍，他赚到的好几百万都隐藏下来了。他在一处轻罪拘禁所里待了几个月，不算正式判刑。科尔亲自招募巴尔主持这个单位，它在正式编制中是不存在的，它的年度预算是四百万，全是现金，来自形形色色的政治行贿基金，巴尔手下有一小股精悍的打手，他们不声不响地完成本单位的任务。
巴尔的房门永远关着。他开了门，科尔走进房间。会面时间不长，照例如此。
“让我猜一下，”巴尔先开口，“你要查明泄密的人。”
“算你猜对了。我要你跟踪这个记者格兰瑟姆，24小时跟踪。了解他跟谁说话。他能取得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担心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
“你们跟纸板箱一样漏水。”
“我们那边有些问题，但卡迈尔的消息是故意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