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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亮房间的顶灯，巴威尔想照着朋友打一顿。可他包在被子里，脸朝墙躺着一动不动。
“哎，柯里亚！”杜布雷宁大声喊着，“喂，醒醒，我们被偷光了。”
他仍然一动也不动。巴威尔走到床前，摇动他的肩膀——他再也喊不出声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斯薇特兰娜·柯洛米那茨不知所措地问道。她坐在沙发上，两只光着的脚垂在地板上，双肩裹在被子里。
“要来个金蝉脱壳，趁着他们还没来找我们。差不多还有4个小时可由我们支配。”
伏拉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感到很冷，但又没办法取暖。
“糟就糟在我们无处藏身。他们随时都会发现我们——漂亮的姑娘带着一个侏儒，独特的一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如果从这里溜掉，在没抓到之前藏起来就好了，”斯薇特兰娜提醒说，“能否找个地窖或荒废的房子等待时机呢？”
“你忘了最主要的。我简直是如坐针毡。你想想，明天怎么办？我们有多少钱？”
“我有大约两万，不会再多。你呢？”
“只够回程机票的钱。”
“也许天亮前我们能离开这个城市？让我们试试看。你知道车站在哪儿吗？”
“不知道。我是飞来的，你呢？”
“我也是。公共交通停了，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都不知向谁问路。出租车呢？”
“不会理你的。哪怕治安情况较好的城市里，在这个年代一般的出租车司机深夜也是不出车的。只有黑手党的车。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要是碰碰运气呢，伏拉德？我们找私人车。”
“亏你想得出。哪个私人车在凌晨4点钟敢搭载不认识的人？如果搭你，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你拉得远一点，再抢劫你。”
“不能那样想，伏拉德，”姑娘委屈地抽泣着说，“如果把每个人都看成罪犯，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应当有办法，你听不听我说？一定会有办法。我不想死，伏拉德，你是男子汉，你应当想出办法来。”
“是呀，好吧，姑娘家，”伏拉德站了片刻，随后又继续在房间踱步，“如果我们到早上还不能设法离开，我们就完了，冒险出去会更糟。一个办法是留在这儿。你和我都要换换衣服，你穿五十年代的连衣裙太显眼，我就更不用说了，二年级的小学生穿成年人的衣服。还需要钱吃饭和打针。只是我担心上哪儿去弄那东西，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如果我们解决了衣服、钱和那东西，我们就有机会逃脱。你再等5分钟，我要想一想。”
斯薇特兰娜偎依在沙发角上呆呆地等着。天哪！陷入了多么可怕的事件啊！她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伏拉德断定他们一定会杀死她，而她又无条件地相信他。他不会开这种玩笑吧？如果去警察局呢？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告诉他们。那就不得不承认她是妓女，想参加拍淫秽片。这无疑是犯罪，但她是来自首的，会免去刑事处罚。可伏拉德怎么办呢？把他们两个都关起来，这是必然的，哪怕他们是无辜的。那时不会有人用小盘子给他送麻醉品的。真可怜！在牢房里会折腾死的。
斯薇特兰娜盘算着上哪儿去弄钱。把灰色的皮外衣、金耳环和戒指都卖掉吗？这并不可惜。但深更半夜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城市里能马上出手吗？就算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也弄不到。她甚至不知道旧货市场的夜市在哪里，到底有没有。可以试试重操旧业赚钱，但遇上当地操纵卖淫业的黑手党就更危险，到那时就更跑不掉了。怎么办呢？
伏拉德突然站住了。
“你是从戈罗德来的，那地方你熟悉吗？”
“当然，我在那里长大的。”
“戈罗德分几个控制区？”
“什么控制区？”斯薇特兰娜不解地问道。
“有几个黑手党帮派控制着戈罗德？”
“我怎么知道呢？”她脱口说，“你怎么，疯了？”
“你听我说，姑娘。我住的那个城市有四个帮派，有的城市两个，有的城市有十多个。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
“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她又开始抽泣起来。
“如果我和你与某一个黑手党帮派有纠葛，另一派肯定会帮助我们。”
“为什么他们要帮助我们？”
“他们总是互相争斗的，明白吗？如果一派要追捕我们，那么另一派就会把我们保护起来。他们当然有他们的考虑，但这种游戏中的主牌总是幸运的，我们就应当成为这种主牌。最糟糕的是我们对城市不熟悉，很难定方向。但不妨冒险试一试。从地理位置上看，你还记得他们的办公地点吗？你在什么地方进行的谈话？”
“不，我连地址也不知道。在广告上只有一个用户信箱号码，又不在戈罗德，而在另一个城市。当我收到答复时，上面只写要来这地方，具体到达时间照同一地址通知。到这有人接我，用车送到谢苗这里。”
“还记得路吗？”
“不记得，我总是辨不清方向。到游泳池也是晚上送去的，到这里来也是晚上。”
“糟糕，情况不清楚。也是有人到机场接我送到这里来的。虽在早晨，我也没记住路。我们再选择另一个方案。”
“你怎么搞的，谢苗？”
“我实在没办法了，他认出了我。我和他曾在一个队里呆了5年，睡在一个帐篷里。他知道我被抓起来坐过牢，给判了15年。”
“你完全可以说已经获释了。”
“怎么行呢？强奸杀人罪能把我放出来吗？不过他们没有看住我。事情弄大了，全队人都知道。我藏起来躲避追捕。全体队友，还有教练被拉去审问十多次。据说，审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我藏在什么地方，我从那时起就到了莫斯科，一步也不敢离开，躲起来，后来换了护照。事情好像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找到我。不知怎么搞的，柯里亚·阿尔费洛夫，我很要好的朋友，他认出了我，真见鬼，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一旦他回莫斯科，他会向所有的熟人说在戈罗德看见过我。你想，难道不会传到警察局去吗？肯定会有哪个混蛋找上门来，或出于好意，或出于报复。而且阿尔费洛夫正好看到我和扎尔普在一起。”
“这之前吗？”
“就在当时。我把扎尔普抓住，他正在我手里气喘吁吁，突然阿尔费洛夫从树丛后面钻出来，像好朋友那样跑到我面前。我还能怎么办呢？他看着扎尔普，几乎吓呆了。我看着他，边看边想我应该怎样应付这局面。没办法，就把他打死了。”
“把事情全搞乱了。柯季克，你说说看！”
“我们不能把阿尔费洛夫的尸体像往常一样隐藏起来。他是来疗养的，会有人寻找他，因此我们把他搬到房间放在那里了。他和一个笨头笨脑的，还没从别人被窝里钻出来的家伙两个人住在一起。分析案情时首先要找他，会给他加上嫉妒杀人或酒后杀人的罪名。干得很利落。我们用的是备用通道和货用电梯，没有人看见。”
“扎尔普呢？”
“把扎尔普临时放进小楼，总不能把他留在林荫道上。汽车去加油了，只等车回来，就把他拉到摄影棚去。”
“你相信不会有人寻找扎尔普吗？他的家里人是否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他家里人知道他有精神病，因此不能在一个地方工作太久，经常会在城市和他的村子里走来走去，几个星期不见人影是常有的事，谁也不着急，谁也不找他，就当做他离家出走了。当我们知道扎尔普逃出了监控，应当把他收拾掉的时候，我们设法制造自杀的假象，以防万一有什么人寻找他。扎尔普的精神病发作，这种事很平常。但由于出了阿尔费洛夫的事，我认为不必再去冒险。在这个和平、宁静的城市一个晚上就出现两具尸体——必然引起怀疑。”
“如果把他运到州外去呢？让他们在那里发现他……”
“没时间了。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把尸体运到另一个州去会出事的。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办理正常死亡手续，所以不值得这样干。我担心因阿尔费洛夫的事会生出麻烦，但也没办法。我们的作品都藏起来了，任何一个都不会引起刑事案件。自杀的假象如果做得不周密，只能把情况弄得更糟。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摄影棚干掉吧。”
“几点钟了？”
“差5分4点。早晨7点之前阿尔费洛夫的尸体未必会被发现。如果和他同住的那个人夜里1点钟不在房间，那么或是他回来得还要晚，甚至什么也没注意，便摸黑躺下睡觉，或是到早上才能回来。我们应该来得及。”
“是吗？”柯季克懒洋洋地从沙发上起身向窗外望去。两辆装配着警灯的警车驶进疗养院大门。“看来，我们什么都来不及了。都走吧！上帝保佑，阿萨诺夫已经走了。”
娜斯佳面前坐着一位年轻的侦查员。他显得疲惫，脸色灰暗，眼睛也失去光泽。娜斯佳想，这也难怪，他们从凌晨4点开始在山谷疗养院工作，现在已经是中午。她很想帮助他，她也知道能够帮助他。
“姓名、父称？”
“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
“生年和出生地？”
“莫斯科，1960年。”
“家庭住址？”
“莫斯科，舍尔柯夫斯克大街42号楼51号。”
“工作地点？”
“莫斯科内部事务部。”
她期待着这位当地警察局的工作人员会马上向她投以惊奇的目光，现出喜出望外的神情。一切将按熟悉的轨道运行：她投入到工作中去，分析情况——总之做她善于和喜欢做的事。马上……
“您认识柯里亚·阿尔费洛夫吗？”
“认识。”
“您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什么时候？”
娜斯佳最初很愿意回答问题，回忆各种细节，甚至大胆地先做结论。但这个自称安德烈·戈洛文的侦查员似乎没有注意她的用心。他并不想和她讨论什么问题，只是一味地提问。娜斯佳想，算了，他累了，已经审问了那么多人，不必生他的气。
当谈话结束时，她谨慎地说：
“上尉同志，如果我对您有用的话，将非常高兴……”
“好了，你休息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也能行。”戈洛文摆了一下手说。他的声音中带有几分傲气，使娜斯佳感到仿佛碰了钉子，像一个厚着脸皮爬到警大专用的饭盆的非良种狗崽子所受到的待遇。
午饭前还有些时间。她决定去邮局一趟，领取继父寄来的汇款，同时给他挂个电话。
莫斯科彼得罗夫卡大街38号。戈尔杰耶夫上校正召开工作碰头会。
“收到戈罗德市关于发现柯里亚·阿尔费洛夫尸体的报告。阿尔费洛夫是莫斯科的居民，在诺尔德里米捷德股份公司任职。你们谁听说过这个人吗？”
“我们这方面——没有，”面带笑容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戈尔杰耶夫处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立刻回答说，“应当问问隔壁处。”
隔壁处指的是与经济犯罪斗争的部门。
“去打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