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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娜斯佳来说，到山谷疗养院的第七天一切都变了。昨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希望能睡个够。但醒来时天还没亮，又不再想睡了。像她这样的真正的“夜猫子”，早起无疑会产生受刑一般难过的感觉。她在被窝里转动着身体，想躺得舒服些好再打个盹，但很快就放弃了无谓的努力，她不想再骗自己。
六天来，她总算蒙骗了自己，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她的事”，她不是在上班，而是在治病和疗养。六天来，她故意不理会自己意识到的，脱离逻辑常规的各种迹象。整整六天她忘却自己身为刑事侦查人员的形象，也算是成功了，却落得个自尊心受伤害和忍辱含垢的愚蠢境地。娜斯佳下定决心再不要作践自己，我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思考问题就是她最热衷的活动。
她跳下床去洗淋浴。像平时工作前一样，她为自己制订了一套智力训练项目，好使大脑进入工作状态。今天她选定芬兰一乌戈尔语系的语言中对直接补语提问题的规则作为练习内容，在她做完练习之后又把淋浴的水温调冷到刚刚可以忍受的程度，顿时浑身感到一种熟悉的令人愉快的振奋。娜斯佳决定不去用早餐，煮了咖啡就开始工作了。
上午11点左右她下楼到前厅买了那里有的各种报纸以及堆在书报亭里的一个月来的各种广告信息，她夹着一大堆报纸走出大楼，在疗养院花园里漫步了大约一个小时，只是稍稍改变了以前走的路线。她在长椅上读了一会儿报纸，然后回到房间在一些零散的纸上画起离奇难解的笔画。
到中午她的笔下已形成大体上完整的画面，其中虽有不少空白处，但娜斯佳已大致想象出怎样把它们填满。这有待进一步核实和澄清。这时她对昨天提问她的侦查员的满腹怒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意识到，作为一个就在阿尔费洛夫死前见到过他的人，她一定还会再一次受审问的。很可能出面的是另一位侦查员。他不会是那么疲惫不堪的样子，因此她有可能把她深思过的一切告诉他。
侦查员已经来了。为方便工作给他一个空房间按顺序接待证人。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在他最急于谈话的第一批约见者之列。她认为这是个好的预兆。
娜斯佳发誓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搞侦查工作也不是第一年了，知道地方警察局的人是怎样对待住不久的莫斯科人的。他们故作友善姿态，掩饰厌恶心理，只等莫斯科刑侦局或部里的人一走，便不停地发泄满腹牢骚。从首都临时调来工作的人往往不知深浅，指手画脚，恣意妄为，搞乱了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制定的行动方案。还要把他们迎进宾馆，要保障与莫斯科的通讯，又要解决交通工具。为了表现主人的好客，还要给他们灌伏特加。这种前呼后拥的客人除了让人头疼之外，一点益处也没有，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是完全忠于职守的人，那么例外就会多于习以为常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中央来的“协助者”总是抱有期望。
娜斯佳考虑到这种种情况，决定尽可能以礼相待。不要一进门就摆出自己的一大堆推理，而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当自己感到需要的时候。最后，她想，人命案到底是人命案，帮助自己的同行也是责无旁贷，但愿有那种机会。
侦查员对她很客气，以她的名和父称相称谓，体谅她，如果她想吸烟，可以吸。他穿戴得过于年轻，笔挺的西装，鲜艳的衬衣，同样鲜艳的领带，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脸上的皱纹和稀疏的头发无法掩饰他的年龄。
娜斯佳料想，侦查员很可能提出嫉妒杀人的说法，继续昨天定下的思路。可是，他一开始却提出这么几个问题：谁在什么时间来的，是否有人企图当面或通过她认识阿尔费洛夫。娜斯佳立刻明白这是在验证“蓄意谋杀”的说法。戈洛文昨天曾对她说，死者在一个公司当司机，为总经理开车。她想到，一定是当地的刑侦处已经和莫斯科通了电话。看吧，明天、后天一定有人从戈尔杰耶夫那儿来。娜斯佳心里很高兴。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能说出阿尔费洛夫是哪一天到疗养院的吗？”
“不，不能。我只是在花园里，当他走近我时才注意到他。难道他来的日期在疗养证和登记簿上没有记载吗？”
侦查员毫不理睬她的问题，仿佛没听见似的。
“那么，你认识杜布雷宁是在阿尔费洛夫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第二天。”
“他没有请您介绍他与阿尔费洛夫认识吗？”
“何必呢？”娜斯佳不解地说，“要知道他们同住在一个房间。”
侦查员没任何反应，只顾接着提问：
“他们两人中是谁，阿尔费洛夫还是杜布雷宁告诉您说他们两人住同一房间？”
“杜布雷宁。他们在饭厅也正好坐在一起。”
“为什么说‘正好’呢？”侦查员已问得不耐烦了。
“因为这表明他们是同时来的。您可以去问问营养护士，让她给您解释吧！”娜斯佳本想发火，但及时清醒过来。忍耐一下，她叮嘱着自己。
“在疗养院期间，有谁向您献殷勤吗？”
“达米尔·鲁特费拉赫马诺维奇·伊斯马依洛夫，他来自新西伯利亚，住在二楼的豪华套间。”
“他没请您介绍他认识阿尔费洛夫吗？”
“没有。”
“他没有向您打听他或是杜布雷宁的情况吗？”
“没有。”
“他比阿尔费洛夫先来还是后来？”
“我不知道阿尔费洛夫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能说出伊斯马依洛夫什么时候在戈罗德露面的，但不会在10月22号星期五之后，也许还早，但不在那之后是完全肯定的。伊斯马依洛夫自己应该告诉您他什么时间到的。”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已经不是第一次向我提问题了。我不想表现得不礼貌，因此我首先让您理解您的行为不适宜。如果您理解暗示，我不得不提醒您：您作为证人，应当回答问题，而不是提问题。请原谅。”
“忍耐，”娜斯佳告诫自己说，“再忍耐！工作总归是工作。”
“您曾提到，参加打赌的共三个人。您知道谁是这场闹剧的第三个参加者吗？”
“他并没有对我作自我介绍。杜布雷宁说他叫热尼亚，在疗养院当电工。阿尔费洛夫没有否认这些情况。但是……”
“等等，”侦查员打断她的话，“您想说，当您认识那个热尼亚的时候，甚至没问他叫什么名字？您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解释为：我一点都不想和他认识。他曾两次想跟我攀谈，两次都被我回绝了。因此，我就没有问他的名字，也为了不给他造成我准备和他谈话和进一步认识的错觉。我解释得清楚吧？”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建议你不要过于激动。您是莫斯科内务总局的工作人员，可这种地位并没有把你培养成侦破犯罪案件的大专家。如果您感到您比我更了解在侦破凶杀案时应该提哪些问题，那么我敢对您说：你错了。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多年，我请您相信好了，我的经验足以侦破百分之九十六的凶杀案的。在莫斯科，您大驾工作的地方，类似如此重大的犯罪案件的侦破率要低得多，是吧？因此，让我们遵守游戏规则：我将提出我认为需要的问题并等待由您作真实的回答，而您，从自己的角度只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而且不需要有什么情绪，特别是不满的情绪。我们继续吧！第一次之后，热尼亚还想和您结识吗？”
“没有，他再没有找过我。”
（当然，他想。他先让老老实实的阿尔费洛夫来找我，也不告诉他自己失败的真相。当然不能先告诉阿尔费洛夫，不然他会马上拒绝的。后来他又唆使令人倾倒的杜布雷宁向我进攻，我并非玛莉莲·梦露，一定能把杜布雷宁吸引住。因此，聪明过人的热尼亚便想出提高赌注的诡计。他相信阿尔费洛夫是不会成功的，于是把压在我身上的赌注提高到使杜布雷宁感兴趣的地步。为使杜布雷宁更深地吞进诱饵，满怀激情地围着我这样的灰老鼠转悠，热尼亚又专门对杜布雷宁说他自己也是一无所获。热尼亚年轻、漂亮，和他竞争并不算什么。此外，他聪明而且精于算计。但您呢，尊敬的侦查员先生，您甚至不愿意听我的解释。您问，我就答吧。）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怎么解释您一而再，再而三回绝了热尼亚·萨赫诺维奇、柯里亚·阿尔费洛夫、巴威尔·杜布雷宁，而忽然您自己却在晚上走到阿尔费洛夫那儿主动和他谈话呢？”
“我感到他是一个开朗的没有坏心眼的小伙子。如果在第一次见面时，他给人以智力发育不全的印象，后来在与杜布雷宁的谈话中所有让我感到奇怪的东西都得到应有的解释而且为他的性格增添了光彩。因此，在散步时我和他聊上几分钟，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当我看见阿尔费洛夫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时，心里一阵发冷。而我历来相信自己身体的感受，如果发出“注意”的信号，我必然侧耳倾听。很遗憾，这一周来我多次破坏了这一常规。我和他谈话，试图摸索到那个按键，按到它、大脑便会重新发出警示信号。我的确触摸到了，当弄清热尼亚把告诉杜布雷宁的东西瞒着他的时候，我就触摸到了。那时刻我才真正理解热尼亚为什么设法见我，而后又回去最终想出这个主意。遗憾的是达米尔干扰了我。可我不会把这一点告诉您，因为您早就把我看成大笨蛋，而且认为我的想法根本不值得您听。）
“您在花园里与阿尔费洛夫谈了多久？”
“大约10分钟。”
“您记了时间，看过表？”
“我吸完一支烟，这大概要10分钟。”
“那么后来呢？”
“后来我起身沿林荫路朝大楼走去，想回自己的房间。”
“您在路上没遇见什么人吗？”
“是的，伊斯马依洛夫。他喊我，我走过去，而后我们一起走进大楼。”
“除伊斯马依洛夫外，您没看见任何人吗？”
“没有。”
“您进大楼时没发现前厅里有什么人吗？”
“可想而知，那里坐着值班员，还有几个人在放着沙发的角落里谈话。”
“您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
“不能，我不认识他们。”
“也许，您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不，我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而且他们离我很远。”
“进了大楼您回自己房间去了？”
“没有。”
“您到哪儿去了？”
“到达米尔房间。”
“为什么？”
“为……那个。”
一阵令人不快的沉默。终于，侦查员笑了。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怎样评价您的回答呢，是情报还是不礼貌的话？”
“是情报。您就认为我的词汇量贫乏好了。”
“好吧，我们认为您到伊斯马依洛夫那儿是为了幽会，对此您不好意思说出来。您在他的房间呆了多久时间？”
“很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