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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报完毕，我们都盯着阿炳。他似乎是睡着了一样的面无表情。局长纳闷地看看我，又看看阿炳，翕动着嘴唇，像要说什么。我赶紧示意他别出声。就在这时，阿炳像被我无声的手势惊动了似的，如梦初醒，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便朗朗有声地报诵起电文来：
“……”
8 组码。
32位数字。
一组不拉。
只字不错。
跟原文一模一样！
一般讲，手写肯定是跟不上耳听的，一边抄录，一边把听到又来不及抄录的码子记在心上，这种技术行业内称之为“压码”。让两个一流的抄收员在比赛场上比高低，说到底就是比一个压码技术，谁压得多谁就可能胜出。我记得“林神将”在那次全系统练兵赛场上压的就是8 组码。虽然由于速度不一，双方不能绝对等同，但由此我们不难想见，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已经滚瓜烂熟到了何等地步。
至于已有的50多套敌台“样品”录音，他根本不需反复听，只要听个一两遍，他便把它们间深藏的共性和差异全挖得有眉有目，可说可道的。总之，虽然规定的练兵时间尚未过半，但阿炳已经出色完成练兵内容，完成得尽善尽美。完美得有点假。
一个小时后，我陪同阿炳走进机关大院，在政治机关的小洋楼里，举行了阿炳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 的宣誓仪式。仪式是庄严的，对阿炳来说又是神秘的，面对一个个生死不计的“要求”和“必须”，阿炳以为自己即将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并为此半是激动半是恐慌，恐慌和激动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负责宣誓的干部处长问阿炳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阿炳“悲壮地”提了两个要求：
1。如果从此他不能回家（陆家堰），希望组织上妥善解决他母亲的“柴火问题”；
2。如果他死了（战死沙场），决不允许任何人割下他的耳朵去做什么研究。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但作为701 志愿者提出的要求是仪式的一项内容，组织上必须庄严地向他承诺，并且记录在案。
宣誓完毕，有三份文书需要当事者签名画押。考虑到阿炳不识字，组织上只叫他按了个手印，名字委托我代签。这时我才想起该问他真姓实名，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我就叫阿炳。”阿炳说，“我没有其他任何名字。”
然而，我知道，阿炳决不可能是他的名字，喊他阿炳，是因为有个著名的瞎子叫阿炳，就是那个把二胡拉得“跟哭一样”的瞎子，就是那个留下名曲《二泉映月》的瞎子。因为有了这个瞎子，阿炳几乎成了后来所有瞎子的代名词，但不可能是某一个瞎子的真姓实名。
不用说，这又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最后，根据他母亲姓陆和他家乡叫陆家堰的事实，我们临时给他冠了一个“陆家炳”的名姓，并立刻签署在三份即将上报和存档的机密文书上。
这里只属于神秘和绝密
这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带阿炳走进了我们监听局高墙深筑的院中之院。
院门的左右两边，挂着两块一大一小的牌子，上面的字分别是：
陆军第武器研究所
军事重地无证莫入
当然都是掩人耳目的东西。
老实说，这是一块从人们的感知和足迹中切割下来的区域，包括我们701 机关的某些内勤人员，如卫兵、医生、司机、炊事员等，也休想走进这里。这里的昨天和今天一样。这里不属于时间和空间。这里只属于神秘和绝密。谁要步入了这块院地，谁就永远属于了神秘和绝密，属于了国家和人民，永远无法作为一个个人存在。
下面的一切是空洞的，但请不要指责我。这里的所有，房子，草木，设施，设备，甚至空中的飞鸟，地下的爬虫，我都无法提供。因为言说这里的任何词语都将无一幸免地被放到聚光灯下精心琢磨、推敲。这就是说，言及这里的任何的词语都可能出卖我，你们可以对我行刑，甚至以死来威胁我，也可以天花乱坠地诱惑我，但这些全都休想敲开我缄默的嘴巴。
因为我宣过誓。
因为这是我今生惟一的信念。
听不见枪声。
闻不到硝烟。
阿炳问我这是哪里。
我说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战场其实是上好的机房，木头地板，落地窗户，进门要换拖鞋，因为机器都是很昂贵又娇气的，比人还要干净，怕灰尘。阿炳进屋后，我安排他在沙发上坐下，在他右边是我们监听局一位最在行的机器* 作员，男，姓陈，科长职务；左边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放有一只茶杯，一包香烟，一盒火柴，一只烟缸。我把陈科长介绍给阿炳认识，并对他说：
“阿炳，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一只手，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愉快。”
根据事先要求，这时陈科长及时给阿炳递上烟，点上火，并讨好地说他很乐意做阿炳的助手什么的。阿炳由此得出结论：陈科长跟我一样，是个好人。要知道，这对发挥阿炳的天才是很重要的。在不喜欢的人面前，阿炳是抖抖索索的，而且很容易发怒，一发怒他的智力就会迅速下降。我不希望看到出现这种情况，更害怕阿炳的智力有一天下降后再也不会回升，就像烧掉的钨丝。对阿炳这么个神奇之人，我们应该想到，什么样神秘怪诞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说真的，阿炳的天才也不是那么好使用的，从发现之初到现在他愉快地坐在机器前，这中间有我们的努力，也有我们的运气。
两人略作商议后，陈科长的手机警地落在频率旋钮上。手指轻巧捻动，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嚣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阿炳端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以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侧耳聆听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在沙发的扶手上点击着。
“能不能转快一点？太慢了。”
“还是慢，再快一点。”
“还可以快。”
“再快一点……”
几次要求都未能如愿，阿炳似乎急了，起身要求亲自上机示范。他试着转了几下，最后确定了一个转速，并要求陈科长以这个速度转给他听。当时陈科长和我都愣了，因为他定的那个转速少说在正常转速的五倍之上。在这个转速下，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一个像样的电波声，所有电波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倏忽即逝的“滴”音或者“哒”声。换句话说，转速快到这个程度，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变成了一样的噪音。打个蹩脚的比喻，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无线电里找电台，感觉就如同你想在录像带里找个什么东西，由于要找的东西是夹杂在一大堆貌似相同的群体中的，以至用正常的速度播放带子你都不一定轻易找得到，可现在有人却要求按下“快进”键，快放着看。当然，这下走带的时间是节省了，可所有影像都成了转眼即逝的影儿，你去哪里找你要的东西？
这简直是胡闹！
陈科长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想了想，与其让他发怒，不如陪他胡闹。胡闹总有收场的时候，再说我们认为是胡闹，他可能不呢。就这样，陈科长按照阿炳刚才示范的速度转起来，一下子我的耳朵听到的声音全变成了奇音怪声，置身其中，心慌意乱，坐立不安。
而阿炳却照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依然吸着烟，依然是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在侧耳聆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依然不时点击着沙发扶手。
10分钟。
20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了。
突然，阿炳猛喊一声“停”，然后对陈科长吩咐说：
“往回转，就刚才那个滴声，让我听一下……慢一点……对，就这个，守住它，把声音调好一点……”
陈科长把声音微调到最佳状态。
阿炳听了一会，会意地点点头，说：“不会错，就是它。”嘿嘿一笑，又说，“这可比在我收音机上找个广播要难多了。”
电台正在发报，我们一时难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敌台，只好先抄下电报，拿去破译再说。陈科长抄完一页丢给我，继续抄收着。我拿上这页，直奔破译局，要求他们尽快证实是否是失踪的敌台。我一回来，就接到了破译局打来的电话。我放下电话，兴奋地冲到阿炳跟前，简直无法控制地抱住他，大声说道：
“阿炳，你太伟大了！”
完了我发现我流泪了。
侦听敌台
咱们家乡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由于在南京遭到一定抵抗，死了不少人，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比如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打到我们家乡时，报复还在继续，所以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是要遭天杀的，烧杀抢掠奸淫，什么坏事都干尽了。不过，我们家还好，多亏父亲消息灵通，预先安排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回无锡乡下生活了一年多。我们住的村子就在太湖边上，村子上的人多半以捕鱼为生，我有个堂伯是当地出了名的捕鱼好手。到了冬天，鱼都沉入湖底，出去捕鱼的人经常空手而回，惟独我这个堂伯，从来没有空着手回来过，他的竹篓里总是装着你想像不到的大鱼或者其他鲜物。究其缘故，是我堂伯冬天捕鱼有个绝活：他能从水面上冒出的纷繁凌乱的水泡中，一眼瞅出哪些是冬眠的鱼吐出的，哪些不是；对着“鱼泡”一网包下去，鱼就成了瓮中之鳖。
阿炳侦察敌台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不但能从众多水泡中看出哪些是鱼泡，而且还能从各式各样的鱼泡中分辨出各式各样的鱼类。换句话说，他不但知道哪些水泡下面有鱼，而且还知道是什么鱼，鲤鱼，鲫鱼，还是其他什么鱼。
无疑，阿炳比我堂伯还技高一筹。
我说过，求胜心切是当时701 所有人的心情。在阿炳进机房之前，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去赢得胜利，然而自阿炳进机房的这天起，大家似乎都一下明白了。这一天，阿炳在机房坐了18个小时，抽了4 包烟，找到敌台3 部共51套频率，相当于每小时找3 套，也相当于之前那么多侦听员十多天来收获的总和。
令人惊叹的兴奋又难以置信！
以后的一切是可想而知的，阿炳每天出入机房，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刷新由他自己创造的纪录，最多的一天，即第十八天，他共找到敌台5 部、频率82套。奇怪的是，这天之后，他每天找台（频率）的数量逐日递减，到第二十五天，居然一无所获。第二天一个上午下来又是这样，劳而无功。下午，阿炳已经不肯进机房了，他认为该找的电台都找完了。
是不是这样呢？
墙上挂有进度统计表，一目了然，到此为止，我们一共找到并控制对方86部电台共计1516套频率。其中阿炳一个人找到的有73部电台，共1309套频率，占电台总数的86％ ，频率总数的87％。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至少还有12部电台还没有找到，而且这都是对方军界高层系统的电台。
一边是不容置疑的资料，表明还有敌台尚未找到；一边是绝对自信又绝对值得信任的阿炳，认为所有敌台都找完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