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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个男人都装成谁也不去注意谁的样子，所不同的可能是陌生人并不那么急于把目光从自己的同伴身上移开。
那个人年岁不小了，也许五十五岁，也许六十岁。他肩膀很宽、躯干健壮，神情严峻。
卡尔马已经注意到那个人的报纸是西里尔字母【注】版的。（【注】：古斯拉夫语所用字母——注）
是俄语？还是斯洛文尼亚语？
青蓝色的窗帘猛地又被风卷了起来，阳光再次射进车厢。这一回，那个人站起身来，样子很在行地把它固定住。
“法国人？”他边坐下边问。
“对。”
“回巴黎？”
“对。”
“我听出您妻子是巴黎口音。”
卡尔马倒不认为聊聊天有什么不好，只是开始总显得拘束。火车这时在威尼斯的另一个车站V站停住了，上来不少当地人，在走廊里穿行着寻找二等座位。
“是您的业务迫使您比家人提前回去吗？”
“我们本应今天都走，不巧十点三十二分的快车一个空位也没有了。与其让全家都到洛桑去换车，而且还得在火车上过夜，不如我一个人先走，让他们再多住上几天，也顺了孩子们的心愿。”
他觉得他的旅伴一个劲儿地盯着他那身西装看。这套衣服用的是一种夹丝薄料子、有花岗岩纹路。他生来第一次穿这么浅的乳白色衣服，可是妻子坚持要他买，而且也是在她买短上衣的那条狭窄的街上买来的。
“朱斯坦，你几乎是独一无二穿深色衣服的人。”若为出门旅行，他倒更喜欢穿别的衣服。在威尼斯、或是在寄宿户那儿，这身衣服还可以凑和。可是在这种场合，他觉得自己好象被乔装打扮了一番。这衣服与他的相貌、与他浑圆的身体极不相称。
“假期过得好吗？天气赶得不错吧？”
“除了两三场大暴雨，还不错。”
“喜欢意大利饭菜吗？”
“孩子们喜欢极了。只是不喜欢海产品。我那男孩子连碰都不碰……”
“可你们若寄宿在居民家，那么天天都会给你们做海产品吃的。”
他惊愕了。这位陌生人见到他才几分钟，怎么就猜到了他们是寄宿在居民家而未曾下榻于利都的某个大旅馆呢？他隐隐约约感到受了点羞辱，更后悔穿了这身丝棉混纺的衣服。这种意大利式样的服装根本就不适合自己。
眼前坐着的这位稳沉的人开始让他感到既恼火又好奇。
他想必已经不动声色地对自己那两只箱子品评了一番。箱子不过是为了应付出门而买的，质量绝非上乘。卡尔马听人说过，大旅馆的看门人根据行李评价顾客，正如某些男人评价女人不是根据她们的裙衣或裘皮，而是根据她们的皮鞋。
“您经商？”
“不如说是工业，小工业，但并不是我自己开业。”
他实在没有办法。其实那个人没有任何权利盘问他，可他回答时却态度实实在在、小心翼翼的。
“您不见怪吧？”
他脱下外衣。尽管风始终吹动着窗帘，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再度把窗帘从钩子上吹落下来，汗还是从他身上每一个毛孔往外流淌。他腋下显出的两片湿印渍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仿佛这是一种生理缺陷。他在办公室也往往为此感到难堪，尤其是当着那些女打字员的面。
“您的女儿定会出落成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
这个人不过才瞟了她一眼！
“她很象她的母亲，但是比她活泼……”
这是真的。多米尼克缺乏的就是激情、自发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刺激性。三十二岁的她，身材窈窕、相貌甜美、碧眼动人、举止文雅。但是她对自己总有所掩饰，似乎是怕引人注目，害怕占据一个超越自身价值的地位。
“您的妻子有一副动人的女低音歌喉。”
朱斯坦露出一丝极不自然的微笑。这个人是怎么观察到这一切的？的确，多米尼克的嗓音庄重而又低沉，与她娇弱的外表形成鲜明对照，因而也就愈发令人难忘。
又到了一个车站：巴都。站台上一片混乱，成百个人面对火车发起一阵冲锋。他们之中有全家一块儿的；有拖儿带女的大人，有怀抱婴儿的母亲，还有一个用柳条筐运送母鸡的肥胖的农妇。
这些人从各个车门涌了上来，涌进走廊，拚来拚去，都试图挤到火车的前部去抢占空位子。
“看见了吗，一会儿走廊里就过不去了。”
“您乘过这趟车？”
“准确地说不是这趟列车，而是同一类型的其它列车。有时真叫人想不出这些意大利人这么拚命奔波是要到哪里去。有那么几天，能让你以为全意大利都行动起来了，要去寻找最终的落脚点。”
他说话带一点儿口音，卡尔马分辨不出是什么地方的。
“工程师？”
问题又开始了，他吓了一跳。不过这一次他心里至少有了一点满足；他的旅伴说错了。
“不，我根本不是技术人员。我在销售部门工作，门市部每个人都有头衔，我的头衔是国外销售部主任。You Speak English？”（您会讲英语吗？）
他也用英语回答：“我曾经是卡尔诺中学的英语教师。”
“您也讲德语？”
“也讲。”
“意大利语呢？”
“不会，只能把饭馆的菜谱认下来。”
由于遇到铁路弯道，蓝色的顶棚嘎嘎响得愈来愈厉害，最后竟猛地竖了起来。检票员走进来，花了几分钟把它固定好，然后检查他俩的车票。
卡尔马的票是一张很普通的长方形纸片。陌生人的是用书针钉在一起的几张黄色的纸。检票员撕下一张塞进口袋。
如果有人问他在火车上有什么感想，他肯定会一时茫无头绪，说不出话来，或许就会沮丧地回答说，他恨不得立即到达目的地。
如果问他对假期有何感想，他的回答兴许也差不多。他对阳光、对海滨浴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对小汽艇、小摩托发出的噪音，对圣·马尔克广场和它上面的鸽子，对广场周围的那些卖便宜货的商店全都厌倦了。大伙儿之所以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纯粹是因为这些东西有着异国的情调。他对一切声响，不论是白天听到的、还是晚上听到的；不论是唱歌的、吹拉的、呼唤孩子的，还是楼梯上的脚步声，都听够了，厌烦了。
每顿饭要给约瑟和她的弟弟翻译菜谱，还要跟他们讲妥可以选什么菜，这没多久就成了他的一种负担。
这里面还没有加上他受到的另一种屈辱，这便是他们所选择的寄宿处，他们住的房子根本没有面向大海的窗户。然而他清楚，几个星期、几个月以至一年以后，利都的时光就会被他排在一生中最明媚、最惬意的日子之列，他将会由于难以重温同样的时刻而感到遗憾。
历来如此。在他的记忆中，去年就是个美好的年度，就连秋天和冬天也是美好的。然而就在去年冬天，家里人一个接一个地感冒，孩子们又患各种小毛病，这曾经使他无比焦虑。
是由于他生性懦弱，非事后不能感到幸福呢，还是大多数人都注定命中如此？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胆量向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门市部的人提，那样他们就会耻笑他。
比如说此时此刻，他就浑身不舒服，他只好默默地计算着还要行驶多少小时才能到洛桑，然后再接着算到巴黎的时间。随着时光向中午逼进，车厢里越来越热。过了一会儿，他走过去打开通往走廊的房门。走廊里的窗户全都开着，穿堂风同样热得使人难以忍受。
窗帘又一次从钩子上挣脱下来。扭曲了的金属杆使窗帘倾斜，让一大束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
他完全可以换个位子，尽管包厢内另外四个座位上系着预订出去的标签，毕竟目前还空着。那几位旅客也许在后面几站才上车。
每隔二十分钟就有一个站：L站、S站、B站、V站。每到一站，站台上都是同样的喧嚣，等车的人都是同样地蜂拥而上，走廊里都出现同样川流不息的长队，然后队伍逐渐消失，二等厢座位的旅客们密密麻麻地占领了包厢外面的所有空间。千姿百态的行李占据了和人一样多的位置，其中有用皮带或绳子、皮条捆扎的各种皮箱、纸箱；有各式各样的大小包袱，堆得比窗户还高。孩子们席地而坐。想去厕所，必须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再从他们父母中间挤出一条道。又过了几站后就根本走不过去了，
然而，没有一个人企图坐到这四个空着的、柔软舒服而诱人的座位上来。妇女们有的站着奶孩子，有的用奶瓶子喂孩子，听凭着列车的颠簸，却连想也没有想到她们也许可以坐上一会儿。从她们的眼里看不到任何奢望、任何怨恨、任何伤感。
“您平时到郊外去度周末吗？”
“对，到布瓦西那边。您认识那个地方？”
“是在巴黎和蒙特拉约里之间，对吗？”
这个人提出的问题好象都经他事先做出了判断，所以提问前似乎就已经知道了答复，而目的不过是为了加以证实。
“自己有汽车吗？”
“是的。一辆四马力的。在巴黎市区用得着，特别是从门市部去工厂。”
“不过比起拥挤不堪的公路，您则宁愿坐火车。我能体会得到，尤其是带着孩子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差不多就要开汽车来威尼斯的。这当然是约瑟的愿望，车刚开出二十公里她就该计算需要多少时间才到了。他也曾经产生过这种想法。
“那样咱们就带不了什么行李了，连每个人的一半都带不出来。”多米尼克文静地问，“住乡下人家吗？”
这个人并没感觉到需要擦汗，而且他的额头也的确没有丝毫汗渍。有时，赶上火车停在离饮料车和食品车不太远的地方时——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火车的另一侧——他便要上一小瓶香槟汽酒。卡尔马最后也效仿起他来了。
“火车上也有小卖车，可是在到米兰站之前来不了咱们这儿。”
卡尔马从心底里怨恨自己的恭顺态度。他老老实实、毫无掩饰地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可他自己呢，对脑子里想到的问题却连一个也不敢提出来。
例如，他发觉行李架上他的旅伴没有任何一件行李。他是把行李托运了，还是空手旅行？
这节车厢来自贝尔格莱德，途经的里雅斯特，座位下面的报纸也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报纸。他难道不是很自然地可以问：“您从贝尔格莱德来？”或者，“您是南斯拉夫人？”
这不可能。陌生人的模样不象。他的法语、英语和德语说得同样流利，同时，他对列车员又讲出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
但是他的那身衣服实在平常得很，是深色毛料的，近乎于黑色，剪裁得并不讲究。领带也很一般。他也并没觉得有必要松开领结，敞开衬衣。
为什么卡尔马在他面前总是怯生生地象个小孩子？为什么当沉默的时间稍长些时，他又感到必须讲点儿什么？可他的旅伴却能够泰然若素地稳坐在那里，连磕睡也用不着假装打一打呢？
“我岳父想出了个主意，在布瓦西出口处一面俯瞰塞纳河的山坡上开了一家农家餐馆，其实也就可以说是个小农庄，养了不少牲畜家禽：两头奶牛、一匹老马、一只山羊、三只小羊羔，几只鹅以及一些鸭和母鸡。顾客在露着房梁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