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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确实有杀人动机，还有潜意识里享受杀人的欲望。尤其面对常青的时候，这个试图控制我的命运，并把我作为一枚棋子的家伙。虽然与他做了卑鄙的交易，但这并不妨碍我的仇恨，以及趁机向他复仇的可能性。
但我是被冤枉的。
尽管被警察发现的时候，我正握着杀人凶器，身上沾着死者血迹。
如果要完全洗脱清白，除了仰赖萨顿律师三寸不烂之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
谁是凶手？
可惜，本书不是推理小说。
但偶尔也可以推一推，从我在洛杉矶起飞前，接到常青的电话推起。他肯定已联系好高思国，蛰伏在公寓楼等待这位大人物光临。同时，他还派遣一个人去机场接我——鉴于莫妮卡已向我证实，此人绝非高思国手下，所谓的“吴秘书”本为常青服务，却将我诱骗入命案现场。
存在三种可能——
第一，此人确实执行了常青的命令，冒充高思国秘书接我去公寓楼。至于常青刚在楼上被杀害，他也完全一无所知，在我上楼后就按原定计划，将我的行李扔下车扬长而去。
第二，常青确实派遣一个人到机场来接我，但在途中被人杀害或绑架，反正来接我的那个“吴秘书”，已是冒牌货的冒牌货。他知道常青即将被杀害，便将我诱骗到命案现场，然后神秘消失。
第三，蓝衣社内部出现了叛徒！此人奉常青之命来机场接我，却又勾结外人谋害“主公”，正如古代弑主犯上的不忠家臣。倒霉的我成了牺牲品，被他接到现场顶了杀人黑锅。
不管哪一种可能，凶手肯定另有其人！虽然，子虚乌有的“吴秘书”并不具备作案时间，但极有可能与凶手串通一气，否则不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在我到达之前几分钟，常青才被人谋害致死；此前二十分钟，又有人用楼下的公用电话，警告正巧赶到的高思国，使其迅速离开现场；又在我上楼之后几分钟，警察就接报911将我抓个正着！
就像一个精心彩排的电影长镜头……哪怕一个环节出了最细微的差错，就足以酿成全盘失败，到底是那个人太聪明了，还是我太倒霉了呢？
但我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吴秘书”的存在！所以警方也不可能去寻找那个人。
辗转反侧到凌晨五点，仍无法入睡，回忆倒带至几个月前——第一个在我面前死去的人，是可怜的陆海空，他吊死在我的办公桌上。因为天空集团大老板，老谋深算的高思国，故意泄露了高能的秘密。但他不会想到，陆海空竟会因此而断送性命，当他频繁出现于与兰陵王相关的网络世界，引起了蓝衣社的注意——这些家伙既然能将别人的脸移植给我，自然也可以控制他人的精神，最终导致他自我毁灭。至于高寒与方小案，我已不指望再见到他们了。
常青死了，我在监狱里，谁还是蓝衣社的头？
2008年，10月。
美国，阿尔斯兰州，马丁？路德市，看守所。
我，一个杀人嫌疑犯，正在等待末日审判。
而监狱外面的世界，有一些人也在等待末日审判。
十月的前五天，尽管美国通过七千亿美元拯救方案，但已无法挽回投资者信心，道？琼斯指数狂泻14％，跌破万点大关——过去一年股市竟已蒸发了三分之一。短短几天，美国人在股票市场上的退休金共损失两万多亿美元。
无法想象美国会有如此景象，虽然被关在看守所里，但每天可以看最新的报纸，还有两个小时的电视。即便最穷的阿尔斯兰州，也绝非什么世外桃源。前两天本地新闻还报道，有个华尔街的投行白领，因为公司倒闭走投无路，赶到阿尔斯兰州开枪打死了躲债的老板。
一周前，我终于给家里打了电话，她已等待了很多个夜晚，一直没办法联系上我，早就心急如焚。她刚接起电话兴高采烈，听我说完却泪如雨下，这是父亲自杀以后又一个沉重打击——在她的面前我永远是高能，她唯一的儿子。
妈妈急切地想要来美国看我，探监与探亲虽然性质相同，但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无论怎么去领事馆门口排队，结果永远都是拒签。每次想到妈妈我就难过，偶尔也会流下后悔的眼泪。
转眼已到十月下旬，美国西部高原的深秋时节。放风时眺望巍峨的落基山脉，纯白的积雪正渐渐变厚。这里就像一台吞吐钞票的ATM，我看着一批批人走出去，或被释放或进监狱，又有一批批新人走进来。
莫妮卡和萨顿律师每周来看我一次，喋喋不休地研究案情，却毫无进展，没找到任何对我有利的证据，每次都以我的沉默告终。莫妮卡总是神情阴沉，与她从前的阳光判若两人，走时再也不敢看我，仿佛回头就是永别？
最近一次探监是今天早上，律师说我的案子明天就要开庭了。
明天！
第四章 一级谋杀
上午，九点。
马丁？路德市已飘满落叶，短暂的秋天正悄悄逝去，稀少的行人穿着厚厚的冬衣，街面萧瑟清冷如同鬼域。
最近数十天来，我第一次离开看守所，戴着冰冷的手铐，坐在囚车的防弹玻璃后。
开进法院的地下停车场，在荷枪实弹的法警监护下，我走进狭窄阴暗的通道，坐在封闭的小房间里。终于被脱去手铐，抚摸疼痛的手腕，等待上庭的通知。
昨天，萨顿律师反复关照我所有庭审流程和规矩，尤其如何回答检察官的提问——据说这个检察官是个狠角色，经常把嫌犯问得哑口无言，只能被迫承认犯罪。关键要沉着冷静，如果过分紧张，心慌意乱，很容易掉进检察官的陷阱，或给陪审团留下坏印象。现在我的英语水平没问题，不会在语言上被抓住把柄。不过律师说语言差点也没关系，反而会引起陪审团同情，毕竟初来乍到美国的人，很容易上当受骗。
再看时间，已经开庭了，不知法官和检察官长什么样？也不知萨顿律师有没有把握？陪审团的十二个人，虽然都是从普通市民中选出，但有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呢？正紧张地哆嗦，法警进来叫我上庭了。
急忙整理一下西装，这是莫妮卡为我上庭准备的——专门在纽约的顶级西装店定做，据说很多明星也在那里做衣服。尽管衣冠楚楚也可能是禽兽，但如果打扮得破破烂烂，岂不更像土匪流氓？
穿过一条漫长通道，似乎回到记忆的起点，重生时经过的产道，这将是第二次重生？抑或第二次毁灭？
法警推开最后一道大门，迎面射来白色灯光，刺得我半晌睁不开眼。刹那间，像来到古印第安人的祭祀仪式，而我就是奉献给死神的祭品，同许多待宰的羔羊绑在一起，听巫婆念起神的咒语……
“请被告人入席！”
听到大祭司的命令，我瞪大了眼睛，法庭最显著的位置，端坐着一位黑衣老人，他就是本案的法官——五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差不多秃光了，不怒自威地注视着我。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法庭，紧张得忘了萨顿律师的告诫，像只无头苍蝇不知所措。在法警的指引之下，我才走进被告席，被一排小栏杆围起来，就像牛仔家的羊圈。
颤抖着抓着栏杆，对面就是陪审团的席位，十二个陪审员有各种肤色和年龄，穿着打扮也各不相同，就像阿尔斯兰州的大杂烩。十二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我，打量第一次出场的杀人嫌疑犯。好在我没忘记律师的叮嘱，大胆直视他们的眼睛，没有做贼心虚似的躲避。
从陪审团的第一双眼睛里，我读到的心里话是：“就是你！就是他干的！”
脑残！还没审就给我定罪了，我记着这张白人老头的脸！
第二双眼睛来自年轻的白人女子，她在心里说：“这个中国人看起来挺猥琐的，但未必是杀人凶手吧？”
谢谢你啦！好姑娘！
第三双眼睛是个印第安大叔，看来是阿尔斯兰州的土著居民，他在心中怜悯道：“可怜的中国人，又是一个替罪羊。”
哎呀，这位大叔真是目光犀利，一针见血。
还没等我来得及看第四双眼睛，法官大声道：“关于高能涉嫌故意杀人一案，控辩双方已完成开场陈述，接下来请检察官举证。”
律师已给我上过美国司法课了，法庭审理第一关是开场陈述，先由检察官告诉陪审团指控性质、案件发生经过和支持控诉的证据。接下来是辩护律师的开场陈述，说明自己的辩护要点，使陪审团对案件产生疑问。
第一次见到对我指控的检察官，四十岁左右的白人男子，像个老实巴交的美国农民。然而，当他靠近我的瞬间，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令我心惊肉跳。
我恐惧地将头转向另一边，才看到我的律师萨顿先生，他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看来刚才的开场陈述效果不错。旁听席上坐了几十个看热闹的，莫妮卡醒目地坐在第一排，栗色长发束起绾在脑后，混血的双眼直勾勾看过来，读心术发现了她的心里话：“加油！”
我默默给自己鼓劲，却随着检察官的脚步声，下意识地往后退着。
现在是审判的第二阶段，起诉方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出示物证和传唤证人出庭。检察官微笑着取出物证，展示给陪审团和法官看——包括杀人凶器，沾有大量我的指纹，我被捕时带血的衣服，还有凶案现场的照片。面对这些骇人的物件，让我不时闭起眼睛，更不敢与检察官对视。检察官在描述这些证物时，不断采用“凶残”、“血腥”、“冷酷”之类的字眼，试图让陪审团对我深恶痛绝，认定我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鬼。
起诉方的证人出庭，先是逮捕我的两位警察——“黑白双煞”。这两位仁兄宣誓所说的都是事实，对他们大概也是家常便饭。警察先对我进行辨认，回答检察官的提问，陈述案发当晚接报911，赶到现场在电梯口抓住了我。
然后，是法庭上最精彩的部分——交叉询问，辩护律师当场向证人询问。
萨顿律师走到警察的面前，指着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当事人杀人？”
警察看了看我说：“我看到他浑身是血冲向电梯，手里还拿着凶器。”
“对不起，我只要你回答——有没有亲眼看到，我的当事人杀人的过程？”
警察无奈地瞪了我一眼：“没有。”
“谢谢！”律师转身对着法官说，“我的问题完了。”
法官俯身对检察官说：“起诉方有没有要再问的？”
辩护律师交叉询问后，检察官可以再直接询问证人。通常证人没有说到要点，或被律师抓住小辫子，需要检察官澄清证词的模糊之处。但辩护律师也可以再度询问，持续攻击证人的可信性。这就是庭审片里常见的唇枪舌剑，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你来我往，经常把证人或被告折磨得半死。但是，如果某一方触犯法庭上的规则，比如询问方式有诱导之嫌，或者询问与本案无关的内容，另一方可以当场反对。但对方也会向法官简短解释，这样提问的理由和必要。法官会决定反对是否有效，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对查明案件真相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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