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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短走廊，两边都有门。打开右边的门，是垃圾间。这栋大楼有垃圾滑道，在开口处有一个带轮子的金属箱，里面套着黄色的大塑料袋，旁边还有三个套有塑料袋的箱子，有一个装满了垃圾，另外两个则是空的，它们都靠墙放着。在一个角落上放着扫把和畚箕。
另一边的门锁着，从门口的牌子可以知道那是洗衣室。走廊顶端是一条长长的横向通道，分别向两边延伸，靠墙壁有一排柜子，旁边的格子上有不同类型的挂锁。
科尔贝里和拉尔森用比较小的钥匙一个一个试，最后终于找到正确的锁。毛里松的柜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老旧、没有吸嘴的真空吸尘器，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箱子。科尔贝里把锁拿起来，而拉尔森则打开真空吸尘器查看里面有什么。
“空的。”他说。
科尔贝里打开箱子的盖子说：“可是这里面有东西，你过来看看。”
箱子是十四瓶还没开过的一百三十年波兰伏特加酒、四盘磁带、一个吹风机和六个全新尚未拆封的电动刮胡刀。
“走私。”拉尔森说，“不然就是赃物。”
“这应当是他交换来的东西，”科尔贝里说，“我百丁以拿走伏特加酒，但我想最好是让它维持原状。”
他关上箱子，又锁上。然后他们从原路出去。
“唉，至少我们发现了一些事。”科尔贝里说，“但是还不是以满足‘推土机’。我想我们应该把钥匙放回原处然后离开，在这里没什么事好做了。”
“谨慎的混蛋，毛里松。”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也许还有第三栋房子。”
他停了下来，点头示意通道另一头的门。门上用红油漆写着“防空洞”。
“我们去看看那是不是开着的，”他说，“反正都已经来了。”
门是开着的。这个防空洞似乎是单车和堆普通垃圾用的，在单车和几辆马达被拆掉的摩托车旁边，放着一些婴儿车、雪橇和有轮子的老式平底雪橇。一个木工台靠墙放着，在它下方的地板上有两个窗框，上面没有玻璃。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根铁矛、几个扫帚、雪铲和两个长柄草耙。
“我到这种地方时总是会产生幽闭恐惧症。”科尔贝里说，“战争期间我们会做空袭练习，我总是坐着，想象躲在一栋被轰炸的建筑物底下，而且再也出不来是什么感觉。恐怖极了。”
他看了看四周。在长椅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旧木箱，它的前面写着两个几乎看不见的字：沙子。盖子上是一个镀锌的桶子。
“你看，”他说，“战争时留下来装沙子的桶子。”
他走过去搬开桶子，打开装沙箱的盖子。
“里面还有一些沙子。”他说。
“我们用不到的，”拉尔森说，“反正不会用来扑灭燃烧弹的灰——咦，这是什么？ ”
科尔贝里弯下腰去，手伸进去拿出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在长椅上。
那是一个绿色的美国军用背包。
科尔贝里打开背包，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木工台上。
一件皱了的浅蓝色衬衫。
一顶金色假发。
一顶蓝色宽边丁尼布帽。
一副墨镜。
还有一把枪——点四五口径的骆马自动手枪。
第二十四章
相片里的那个女人叫莫妮塔，三年前的夏天她在摩亚的防波堤上留下倩影时，还不认识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摩亚是斯德哥尔摩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里的最后一个夏季。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圣诞节过后他就离开莫妮塔及他们五岁大的女儿莫娜。由于事出他的不忠，所以她没有任何要求，很快就办好离婚手续——他急着要和那个新欢结婚，离婚手续办好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莫妮塔保有郊区荷卡兰街那栋两房寓所，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彼得放弃与女儿见面的权利，后来他还不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用。
离婚不只让莫妮塔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也迫使她中断刚刚恢复的课程，这是整个不幸遭遇中最令她沮丧的事。随着岁月流逝，她开始觉得自己教育程度不够是种缺憾。
她始终不曾有继续求学或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她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想休息一年，然后进专科学校去念书，但是这一年结束之前，她遇见了彼得。两人结了婚，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计划也就束诸高阁。次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彼得也开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后（ 就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 ，才轮到她去念书。彼得离开之后，她上课的计划就完蛋了，因为找个全职保姆是不可能的，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费用。
女儿出生后最初两年，莫妮塔留在家里带孩子，在女儿可以送到幼儿中心后，她又开始上班。之前，也就是从她离开学校之后一直到生孩子前几周，她换过好几个工作。在那几年问，她做过秘书、超市收银员、仓管人员、工厂女工和服务员，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只要觉得不高兴或是感到需要变化，她就会辞职再找一份新工作。
中断了两年之后，她又开始找工作。她发现劳力市场变得不景气，没有太多工作机会供她选择，何况她缺乏职业训练，也缺乏有用的关系，只能做些待遇差、让人提不起劲的工作。现在就算工作内容很令人厌烦，她也不能随便更换。但是当她再次开始上学之后，未来似乎变得更有希望，生产线上那些单调、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比较能让人接受。
三年来她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一家化学工厂。离婚之后她必须独自扶养女儿，被迫要找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彷徨无助。在绝望之下，她突然辞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失业率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连学历高的专业人士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工作条件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领有微薄的失业保险救助金，整个人却愈发沮丧。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衣服就花掉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催账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
虽然他抱怨说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顾，但还是给了她五百克朗，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0 年秋天，她在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作人员，又在一家大面包店挑了几个星期的面包，除此外，莫妮塔在这段期间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为找不到工作难过。因为早上可以起得很晚，白天又可以和莫娜在一起，感觉相当不错。
只要不需为金钱操心，她不在乎有没有工作。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逐渐减弱。如果一个人付出了时间、精力，背负了一身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成绩和阿Q 式的知识充足感，这又何必？ 此外，她也开始思考，除了拥有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人生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果真如此，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才显得有意义。
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姐姐，她们的父母在五年前双双死于汽车事故，姐姐是她唯一的近亲。父母去世之后，到姐姐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父母的结婚戒指和她继承来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过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的二十五岁生日。这时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觉得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时期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些是正面的影响。但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过得比较清苦，这些则是负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是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离得非常远，每个人习惯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护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离，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会来看她，但是到荷卡兰街路途遥远，他们不久就懒得跑了，加上她时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丧，可能这些形象太过阴郁，把她的朋友都吓跑了。
她常常和女儿走很长一段路到图书馆，抱回许多书。莫娜睡觉之后的那段沉默、孤独的时间，只有书本陪伴着她。她的电话很少，她也没有打电话的对象，当电话线路因为没有付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无目的地游荡，这时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仿佛她稍微一放手，她心中的那道堤防就会崩溃，疯狂的情绪便趁虚而人。
她时常想要自杀，许多次她感到无比绝望和焦虑，只是想到她的孩子，她才没有了结自己的这一生。
她非常担心孩子，每每想到女儿的未来，她就会流下无助的眼泪。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一个温暖、安全、人性化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在那里，追逐权力、金钱及社会地位的鼠辈不会将每个人都变成敌人。在那里，“买”和“拥有”不代表快乐和满足。她希望给孩子一个发展人格的机会，而不是在社会既定的框架下被塑造。她希望她的孩子享受工作的快乐，和别人分享生活，有安全感，有自尊。
期待这些攸关女儿生存的社会基本要求，她认为并不算过分，但是她也清楚知道，只要她们继续住在瑞典，这些希望永远无法实现。然而她不知道如何能弄到钱去移民。她的绝望和沮丧最后变成认命和漠然。
从奥斯陆回来之后，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努力改变现状。为了要让自己更加自由，也避免莫娜变得太孤立，她尝试——第十次——让女儿到公寓附近的幼儿中心上课。让而被切断时，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她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家里的囚犯，逐渐，这种监禁变成一种保护。对她而言，除了她那栋阴沉的房子之外，其他的世界似乎变得更虚幻和遥远了。
有些夜晚，她读书读烦了，但精神又太紧张而无法入睡，就她惊讶的是竞然有空位，莫娜可以立即开始上课。
莫妮塔开始看招聘广告，询问工作的情况。同时她不断思考一个主要的问题：她怎么去弄点儿钱？ 她知道若要彻底改变现况，她需要很多钱，她得赚足出国所需的费用。她越来越不甘心，并且开始憎恨社会，它不断夸耀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景象，实际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机会，却是在运转的机器中重复单调的工作。
她脑子里不断思量着赚钱的方式，但发现无法可想，因为用正当的手段是不可能赚这么多钱的，就算她有工作，扣掉所得税、租金和食物的开销后，大概也所剩无几。
她赌足球彩票赢钱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但是，每个星期她还是继续买个三十二张的联票，只为了要继续保持希望。
当然有的女人当妓女赚了不少钱，她就认识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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