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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贝克在局里四处逛了逛，和大家打招呼。他们大多是老面孔，但有些不是。他在书桌前坐下，检查那只手表。它已经完全不能用了，水晶表蒙里都是雾气，他摇动那只表时，还发出低沉的沙沙声，好像里面的螺丝全都松掉了似的。
伦纳特·科尔贝里敲了敲门，走进来。
“嗨！ ”他说，“欢迎你回来。”
“谢谢。这是你的手表吗？ ”
“是的。”科尔贝里微愠地说，“不小心放到洗衣机里去了。
我忘了把口袋掏空。”他看了看他，不好意思地继续说道：“其实我上个星期五曾经想要修理，不过有人来找我。唉，你知道的……”
马丁．贝克点点头。科尔贝里是他在漫长复原期里最常见到的人，他们之间也没什么新话题。
“你节食的效果如何？ ”
“很好，”科尔贝里说，“我今天早上减了一磅，从二百二十九减到二百二十八。”
“你从开始节食到现在只增加了二十磅？ ”
“十七磅而已。”这似乎伤了科尔贝里的自尊。他耸耸肩，继续抱怨道：“效果真是糟透了，这个计划完全违反自然法则，而且葛恩只会嘲笑我，波荻也是。对了，你好吗？ ”
“还好。”
科尔贝里皱起了眉头，但是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拉开公文包的拉链，拿出一个淡红色的档案夹。里面的报告似乎不是太厚，也许三十页吧。
“那是什么？ ”
“姑且称它为一个礼物吧。”
“谁拿来的？ ”
“我啊。不过不是，是贡瓦尔·拉尔森和勒恩拿来的，他们认为这非常可笑。”
科尔贝里把档案放在桌上，然后说：“不幸的是我必须走了。”
“去哪儿？ ”
“警政署。”
“为什么？ ”
“为了那些可恶的银行劫匪啊！ ”
“可是那有特别的小组在处理吧。”
“持别小组需要人手。上个星期五又有一个笨头笨脑的傻瓜被枪杀了。”
“是的，我从报上得知这件事。”
“所以上头立刻决定要加强特别小组。”
“要你去？ ”
“不是，”科尔贝里说，“实际上，我认为是要你去。但是命令上个星期五下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由我掌管，昕以我就自己做决定了。”
“你的意思是——”
“就是赦免你离开精神病院，然后我自己去加入特别小组。”
“谢谢。”
马丁‘贝克是很认真的。加入特别小组就意味着每天都要面对一堆麻烦的人，例如刑事局长、至少两个部门的长官、相
关的督察长和喜欢唱高调的外行人。科尔贝里主动扛下了这些。
“呃，”科尔贝里说，“不过我因此拿到这个。”
他用肥厚的食指指着档案夹。
“那是什么？ ”
“一件案子的档案，”科尔贝里说，“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不是银行抢劫之类的，只可惜——”
“什么？ ”
“你不看侦探小说。”
“怎么说？ ”
“因为如果你看侦探小说，你会更觉得有趣。勒恩和贡瓦尔‘拉尔森以为每个人都爱看侦探小说，实际上只有他们喜欢。但是现在他们手上的案子太多了，所以到处找人处理零星案件，只求有人接手即可。这件事只需要动脑筋，安静坐着想就可以了。”
“好吧，我会看一看。”马丁·贝克不为所动地说。
“报纸根本没有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好奇吗？ ”
“当然好奇，再见。”
“回头见。”科尔贝里说。
出了门后他停下来站了几秒钟，皱着眉头。然后他困惑地摇J ，摇头，走到电梯那儿。
第五章
马丁·贝克说他对红色档案的内容很好奇，其实不然。事实上这根本吸引不了他。那为什么给科尔贝里了一个含糊的答案？ 为了让他高兴？ 当然不是。为了骗他？ 这更离谱。他没有理由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们对彼此了解太深，也相识许多年了。此外科尔贝里是他所见过的最不容易受骗的人。也许他是要欺骗自己？ 连这个念头也荒谬。
马丁·贝克在收拾办公室时仍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整理完抽屉后他开始调整室内的摆设，把椅子移动一下，调整书桌的方向，把档案柜向门边移了几英寸，将桌灯的螺丝拧下来，把灯摆在书桌右角。显然他的代理人比较喜欢把它摆在左边，要不然就是它只是刚好摆在那里。对于小事，科尔贝里时常是随兴所至，但如果是重要的事情，他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例22如他直到四十二岁才结婚，只为了要找寻一个完美的妻子。他一直等到那个女人出现才告别单身生涯。
马丁·贝克则迥然不同，他有桩近二十年的失败婚姻，对方绝对称不上是他的梦中情人。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离婚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拖得太久了。
这六个月里，他把什么都想到了，他有时会怀疑离婚是个错误。一个唠叨烦人的妻子总比没有妻子更刺激Ⅱ巴？ 唉，想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他拿起花盆，送给了一位秘书，这个举动似乎令她很高兴。马丁·贝克坐回桌前，看了看四周。
所有的东西都归位了。
他是否想向自己证明一切都没有改变？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为了要尽快忘记它，他把红色档案夹拉了过来。塑料夹是透明的，因此他立刻看见这份档案和凶杀案件有关。这无所谓，处理凶杀案是他的专业。不过，案发地点——保斯街五十七号，几乎就在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的门口。
通常他会说这与他或他的部门无关，这是斯德哥尔摩刑事警察局的事。一时之间，他有拿起电话的冲动，想找国王岛街那里随便一个人，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就把它装进信封里退给寄件人。他急切地想要采取强势和严厉的做法——这种急切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将它压抑下来。他看了看时钟以转移注意力。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但是他不饿。
马丁·贝克起身，到盥洗室喝了一杯温水。
回办公室时，他注意到里面的空气变得温暖但有股怪味，不过他并没脱掉夹克或松开衣领。他坐下来，拿出那些报告来看。
二十八年的警察生涯教会了他许多事，包括看报告的技巧和快速过滤重复和琐碎的事，也就是找出特定模式的能力——如果有模式的话。
花了不到一小时他就仔细看完整份文件了。错字连篇，有一些地方根本就看不懂，不少段落的陈述也不知所云。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埃纳尔·勒恩。客气一点儿说，这位警官似乎是在模仿他的某位官场同僚，这位仁兄在其著名的交通规则布告中，曾写下诸如“街灯亮起，夜幕笼罩”之类的废话。
马丁·贝克又翻了翻那份报告，偶尔在某些地方停下来详细阅读。然后他放下报告，手时撑着书桌，额头埋在手掌里。他皱眉想着那些较重要的片段。
故事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不算新鲜但读来令人不快。
十五天以前，也就是六月十八号星期日，保斯街五十七号的住户打电话报警。根据记录，电话是下午两点十九分打的，但近两小时后，才有两位巡警开着车到达那个地点。那栋房子离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最多不到九分钟的路程，不过迟到是很容易理解的。首都的警力严重不足，而且刚好遇到放假期间，又是星期日；再说也没有迹象显示那通电话非常紧急。那两个巡警，克勒．克里斯蒂安松和肯尼斯·克瓦斯特莫，进了那栋建筑后，也和报警的人谈过了话。报警的是一个女人，她住在临街的二楼，她表示，这几天都被楼梯间那股难闻的味道呛得很难受，她觉得这个味道不寻常。
两个巡警马上就闻到了那股气味。克瓦斯特莫认定是腐臭的东西，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气味非常类似腐烂的肉所发出的恶臭。仔细嗅了一会儿后（ 也是克瓦斯特莫） ，两人循味走到一楼住家的门kl。根据可靠的说法，这是个单间套房，一个年约六十五岁的男人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可能是卡尔‘埃德温．斯韦德——在门铃下面的硬纸板上有一块手写的名牌，上面有这个名字。由于这种味道可能来自某个自杀或自然死亡的人的尸体，或是一只死狗（ 还是克瓦斯特莫说的） ，也可能来自某个病人或求救无援的人，所以他们决定强行进入房子里。
门铃似乎坏了，他们敲了几次门也没有任何回应。他们想找房东、门卫或管理员等会有钥匙的人，可是都找不到。
最后两名警察请求破门而入受到批准，于是他们就请了锁匠。这一来又耽搁了半小时。
锁匠到了之后，发现门锁不能用铁橇穿过去，也没有投递邮件的缝隙。他用了些特别的工具终于把门锁钻掉，但还是不能把门打开。
那时已经过了克里斯蒂安松和克瓦斯特莫下班的时间了，他们重新请求指示，获准直接把门撞开。他们还问是否刑事警察局的人应该出面，后来他们收到简要的回答说没人有空。锁匠这时觉得自己已经无计可施了，就先行离开。
到了下午七点，克瓦斯特莫和克里斯蒂安松合力把铰链上的大钉子敲了下来。不过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发现门用两个坚固的金属门闩和所谓的暗锁锁死了，有一点金属的反光从门柱上照出来。又努力了_ 个小时之后，两名警察终于进到了屋子里。一进去，顿时一阵燥热和尸臭味扑鼻而来。
在那个面向街道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一具男尸。尸体仰躺着，离靠保斯街那边的窗户大约三码远，旁边有一台正运转着的电暖器——热气就是从这儿散出来的。电暖器加上气候炎热，使得尸体胀到至少是正常人两倍的体积，而且已经严重腐烂，还长了一大堆蛆。
临街的窗户锁着，百叶窗也了拉下来。另一扇窗户在小厨房，从那儿可以看到院子，窗户上面牢牢地贴着窗纸，看起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打开过了。屋里的家具不多，装潢也很简单，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地板、墙壁、壁纸和油漆都像是年久失修的样子；小厨房和客厅里也只有几件东西。
从他们找到的证明文件上可以知道，死者是六十二岁的卡尔·埃德温·斯韦德，一个仓库管理员，提前六年退休，靠养老金过日子。
在一位叫古斯塔夫松的巡警检查过之后，尸体就移到国立法医中心进行例行解剖。
初步判断这是起自杀案，但也不排除饥饿、疾病或其他自然原因。
马丁·贝克在夹克口袋里摸索着那包不存在的佛罗里达牌香烟。
报纸上没有任何有关斯韦德的消息，这种事实在太平凡了。
斯德哥尔摩市的自杀率在全球数一数二的高，每个人都小心避免谈论这档子事，一旦它被搬到了台面上，他们也会试着用各种经过设计和不真实的统计数字来掩饰。最常见也最简单的解
释就是：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都是骗人的。然而这些年来，就连政府官员也敢高声或当众谈论这件事了，也许是因为感觉到：无论如何，人们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而不是政客的解释。
就算最后终于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也只会使这事变得更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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