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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事情都会变成这样。只要一个女人犯下一桩骇人听闻的大案，晚报就会把她渲染成是从英格·玛伦努女中训练出来的模特儿。
抢劫案当时录下的影片是刚刚才弄好的。这是因为那盘带子已经坏掉了，摄影部门必须非常小心处理，以避免弄坏底片。最后他们还费劲地把带子抽出来，并在不刮伤底片的前提下冲洗出来。总算这～次底片的曝光没问题，据传效果相当令人满意。
“是什么片子？ ”贡瓦尔·拉尔森嘲弄道，“唐老鸭吗？ ”
“顽皮豹。比较好看。”科尔贝里说。
“当然啦，”贡瓦尔… 拉尔森说，“有些人巴不得看的是《纳悴党在纽伦堡的复兴》。”
他们两个人坐在前排高谈阔论，后面则是一片缄默。所有的高层人士部到齐了，有警政署长和督察长马尔姆，他们都一言不发。科尔贝里纳闷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①又译作“粉红豹”。《粉红豹》是自1964年起摄制的一系列热门影片。影片片头有只招人喜爱的粉红色豹子。后来这只豹子脱离影片成为一个独立的动画角色。
无疑，他们在想着如何让手下这些不听话的部属日子更难过。也许他们的思绪已飘回到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光——也就是海德里奇获得众人鼓掌通过，当选为国际警察协会会长的日子；也许他们正想着不过一年以前的那些美好岁月，也就是有人胆敢反对他们再次将警察的培训工作委托军中保守势力来负责之前。
唯一在窃笑的是号称“推土机”的奥尔松。
在这之前科尔贝里和贡瓦尔·拉尔森没打过什么交道，但近年来某些合作改变了这种情况。两人当然还不到可以称兄道弟或在工作之余一起喝酒聊天的地步，但是他们逐渐发现彼此的趣味相投。而今天，在这个特别小组里，他们势必得穿一条裤子。
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房间里群情振奋。
“嗯，我们要开始了。…‘推土机”热切地说，“如果影片有他们说得那么好，我们晚上就可以在电视上公布出来，在小荧屏上，大家就可以把那帮匪徒从头到脚看个够了。”
“看长脚鹬的话也可以啊。”贡瓦尔。 拉尔森说。
“或者瑞典色情片也行啊。”科尔贝里说，“真奇怪，我从来没看过色情电影。你知道的，像《路易丝》、《十七岁》、《裸体》那类的片子。”
“那边安静！ ”警政署长厉声说道。
片子开始了。对焦准确，在场众人都没看过这么好的效果，通常贼人们都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或像一团白蛋一样，然而衩一次影像却非常清楚。
那部摄影机的位置很巧妙，刚好可以从后面照到柜台的桌子，也幸亏有这种高感光度的底片，才可以清楚地拍下柜台另一边站立的人。
刚开始还没有人出现，不过半分钟之后有一个人走进画面，停下来四处观望，先向右看，然后再向左看，之后那位可疑人士直接面向镜头，好像是刻意要让镜头照到正面似的。
他穿的衣服都拍得一清二楚：皮夹克和剪裁合身的衬衫，上面还有一排直到领口的小点。
那张脸很有魄力，也很冷峻，金色的头发全都梳向后方，金黄色的眉毛则杂乱无章，一双眼睛流露出不满。然后那个家伙举起了毛茸茸的手，从鼻孔里拔出一根鼻毛，细细地看着。
他们立刻就认出了那个人：贡瓦尔·拉尔森。
灯亮了，整个小组的人都无言地坐着。
警政署长是第一个开口的人。
“这件事不能泄漏出去。”
自然，这是绝对不能泄漏出去的。
督察长颤抖着说：“这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
科尔贝里突然捧腹大笑。
“这怎么可能？ …‘推土机”说，连他都觉得被戏弄了。
“嗯，”影片专家说，“这应该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解释。也许按钮卡住了，所以摄影机比预定晚了一些时间才启动。有些装置是很敏感的，你也明白。”
“如果让我在媒体上看到一个字，”警政署长怒气冲天地说，“那——”
“那首相就要把某人办公室里的地毯给换掉了。”贡瓦尔．拉尔森说，‘‘也许换一些覆盆子花样的还不错。”
“穿得倒是挺时髦的嘛。”科尔贝里哼了一声说。
警政署长用力把门一推走出去了，督察长也跟着离开。
科尔贝里倒抽了一口气。
“我们能说什么呢？ …‘推土机”说。
“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 ’贡瓦尔·拉尔森一本正经地说，“衩部片子实在不错。”
第十章
科尔贝里振作起精神，犹疑地看着那个人，那个目前他必须视为上司的人。“推土机”是特别小组的召集人，他爱上了银行劫案，过去几年这类的案件接连不断发生，他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他才有那种活力和点子，日复一日，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从不抱怨、从不沮丧，甚至从未显露疲态。有时候他那些疲惫不堪的同事都怀疑他就是瑞典犯罪公司的总经理，这个邪恶的组织相当出名。对“推土机”而言，警察工作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的事。
这当然是因为他本人并不是警察。
他是个地方检察官，专门承办一些棘手的持械银行抢劫案的初步调查工作。目前有一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一些涉案的罪犯已被拘留，有些人甚至已经遭到起诉。只是现在每周都有好几宗新抢劫案发生，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案件多少有些关系，但到底有什么关系却没有人清楚。
更严重的是，银行不是唯一的目标，一般大众被抢的案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人被袭击，在街上、广场上、商店里、地铁中，甚至在家里，到处都有可能。
可是抢银行被认为是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攻击属于社会大众的银行等同于向公共权力挑战。
现存的社会体系显然已经不管用了，除非每个人都凭良心做事，它才有可能正常运转。但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这一点。过去两年来，单单斯德哥尔摩所积压的案件就多达二十二万件，即使是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 虽然只占一小部分） ，也只有四分之一被侦破。
事到如今，那些应该为此负全责的人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只会摇头叹息，做出一副已尽人事的模样。有好一阵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责，现在甚至已经找不到对象去责怪了。最近唯一一项比较有建设性的提议，就是大家应该少喝些啤酒。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经算是非常低的了。由此可知，所谓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思考方式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了。
有件事倒是很明显：警方要为此负大部分的责任。自从一九六五年警力中央化以来，所有的警力收归一个部门指挥，而从一开始，领导者的位子就被一个不能胜任的人坐上了。
长久以来，分析家及研究人员不断想要了解警政署领导人的基本想法。这当然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为了遵行“凡事不容外泄”这项教条，警政署长基本上不会给予任何答案。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非常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只是他的讲话即使被修饰得文辞并茂，也相当索然无味。
几年前警方发现了一种篡改犯罪统计数字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易被识破。它虽不是直接做假，却能严重地误导大众。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要求更具战斗力、强度更大的训练，要求更精良的技术支援，特别是要求火力更强大的武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夸大了警方所面临的危险。但这类说词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说服力，他们转而寻求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正好给了他们捏造数据的良机。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镇压，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个人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东西，但所面对的却是催泪弹、高压水枪和橡胶警棍。
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而混乱的场面结束的。那些不过是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逮捕，还被控“袭警”
或“拒捕”。这些都被计人统计数字中。这个方法完美极了，每一次他们都派几百个警察去“控制”游行秩序，被指控为反抗警方的人数因此迅速攀升。
他们鼓励穿着制服的警察“不要动粗”（ 这是他们的用词） ，这些警察也非常乐意遵从，因为用警棍追打一个酒鬼，他会还手的几率可是相当高的。
这是每个人都学得会的把戏。
这种计策很管用。现在瑞典的警察出门都是全副武装，转眼间，以往只需带着铅笔和少许常识就可以解决的状况，现在则需要一卡车配有自动步枪和防弹背心的警察出动。
长久下来，也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暴力管制不但增加了民众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最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相互惧怕，斯德哥尔摩变成一个拥有数万个心怀惧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惊惧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险的人民。
六百个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踪了——事实上是辞职了。因为他们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们全副武装，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坐在车子里。
许多人当然是因为其他理由才逃离斯德哥尔摩的。有些人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有些人则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须遵从的行事方式。
这个社会制度已遭到反抗。至于其最深层的动机，则依然隐藏于黑暗之中，然而，在这种黑暗中，隐隐让人嗅到一丝纳粹色彩。
类似的处理方式多不胜数，有一些已呈极端的犬儒主义。
一年前实行了一项政策，针对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很多人的银行户头都透支，其中有些钱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当局看到未侦破的小额诈欺案的数目后，视其为奇耻大辱，要求采取激烈措施。于是警政署拒绝认可被视为法定货币的支票。每个人都了解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出门。这无疑是送给那些在街道及广场上的劫匪大把的好机会，而这也正是当前的状况。当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这个成果来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袭击的事实却被忽略了。
这就是暴力风气渐盛的部分原因，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增加更多、更强有力的武装警察。
但是到哪儿去找这么多警察来呢？ 政策执行初期的六个月里，官方发布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案件还是有大幅的增加。原因很简单：警察还未公布的都不算犯罪，而每一个透支的银行账户就是一起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监听人民的电话后，警政署中的理论家立刻伸出援手，借着吓人的宣传说服国会通过法案，当局准许警方在查缉毒品时监听电话。从此以后，那些反共人士便高枕无忧地继续窃听，而毒品交易也达到空前的盛况。
不，当警察一点儿也不好玩，伦纳特·科尔贝里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属的部门逐渐腐败，他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