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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蒂莲
给了他一刀
某分局刑警队的三级警督陈耳东，是在5月17日的上午接到由市局110报警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一天是星期六，当时他正在市公安医院一间阳光灿烂的病房里探视自己一位生病的老上级。趁他匆匆走出医院大门，三步两步地跳上汽车，呼啸着警笛赶往案发现场的这会儿工夫，我大致和你谈谈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吧。
他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人，中等个头儿，不胖不瘦，不方不圆的一张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既没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也没有天庭饱满的宽阔额头。至于嘴和鼻子，更是平平常常──怎么跟你讲呢，他的相貌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提一提的地方。照我的估计，如果某天你在大街上与这位身着便装的警察擦肩而过，陈耳东非但不会引起你的任何注意，你甚至会对他毫无印象。
说起来，陈耳东也算得上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母亲和祖父祖母都是小学教师。在长辈们的影响下他自幼喜欢读书，兴趣十分广泛，那间狭小的书房里堆满了门类庞杂的各种书籍。在我的印象中，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圣经》、《古兰经》和《佛教知识宝典》，还有一些介绍中国各地的庙宇和世界各地的教堂的画册。在一个角落里，我还看见了一本马寅初的《人口论》和梁思成的一本关于城市规划的著作。当然了，绝大部分还是些文学名著，中国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外国的《简爱》、《红与黑》、《悲惨世界》，诸如此类，可以说应有尽有。
当我搬来他的对门，一旦他百忙之中有了闲暇，便常常会把我邀了去，一起喝个茶，谈谈李白、杜甫、贺知章；或者越过大洋聊聊海明威、欧·亨利、杰克·伦敦。
陈耳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某次阅读我推荐的一个16岁女孩儿写的一篇散文，竟当着我的面儿流下激动的眼泪。平日里他也是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脸上总是一团和气，一点儿也没有你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警察的那种威严之态。
尽管如此，陈耳东却是个很厉害的警察，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其中包括十年前那起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某著名演员的前妻被杀案。听说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当一名侦探，上学的时候十分喜欢看日本的推理小说，到现在仍然能把初中一年级读的横沟正史的《令人恐惧的四月》、《本阵杀人事件》按原章节完完整整地给你讲一遍。他不但记得住里边每一个人物的名字，而且还能记得住所有的重要情节，甚至可以把一些精彩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除了记忆力好以外，他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据他自己介绍，他从小就喜欢那些检验观察力的智力测验，比如在看上去完全相同的两张画里，找出其中的7个或者8个不易察觉的不同之处的那种，一般对此他都无一遗漏。这个优势在他的警察生涯中着实帮了他不少忙，而在我将要谈及的这起谋杀案里，这一点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是一座6层红楼。要说起来，它多少有些不同寻常。首先，楼房的地基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打了下去，但由于种种令人费解的原因，直到进入了21世纪，整座楼房才竣工。交付使用后，楼房的三家产权单位又不知因为什么扯上了皮，使得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只入住了十几户，绝大部分房子至今仍然空置。这种情况，莫说在居民住房紧张到人人皆知的北京实属罕见，即便是在全中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还有，这座楼不属于哪一个小区，只是像一个光棍儿似的孤零零地站在那条胡同里。它一共5个单元，全部对着马路，之间有一道不高的栅栏，里边一条狭长的走道便是院子。入口在尽西头儿，是两扇自打安上就从来没关过的大门。
这便是本故事中所发生的第一起谋杀案的地点。
陈耳东的那辆悬挂警用车牌的蓝色切诺基开到门口时，先期到达的110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在赵湘居住的3单元门前拉起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
见他来了，停在一旁的另外一辆警车打开了车门，从里边出来的是陈耳东的两个部下梁子和小胡。背着一只不大的铝合金箱子的是梁子，他约摸三十岁，也是中等身材；小胡高一些，很魁梧，二十五岁上下，刚从警校出来没多久，手里提了一台最新款的数码照相机。两个人跟自己的头儿打了招呼，便一起进了单元。
“怎么个情况？”陈耳东一边上楼一边问。
“是个租房子住的天津人。”110警察回答。
“天津人？”
“嗯，挺大的个子，小伙子白白净净，长得挺帅，昨晚有人闯进他的屋子，给了他一刀。”
“弄清身份了吗？”
“据房东说，死者叫赵湘，看样子是个在公司上班的白领。”
“谁报的案？”陈耳东又问。
“房东本人。”警察说，“他上午跑来收房钱，见门没有关严就进去了，结果在厕所里发现了尸体。”
就如你经常在一些电影里看见的情形一样，一走入502室，陈耳东几个马上就对这起谋杀案开始侦查。当刑警小胡从各种角度对着趴在地上的赵湘拍照了一通后，梁子将他的尸体翻了个身，于是你便看到插在他胸膛上的那把尖刀。
随后赶来的现场法医初步推断，赵湘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昨晚10点以后至12点之前。陈耳东从一个细心的老人那里了解到，昨天晚上定安庄西大街的雨是10点半才下起来的，而室内一些泥泞的脚印表明，下雨之后一共有4个人到达过现场。显然，凶手就在这4个人中间。
根据被打碎的厨房窗户判断，其中有一人是从阳台上进来的。得知6层没有人住，刑警梁子判断这个人是从楼顶下来，先到了6层的阳台，再到死者的阳台。但他同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此人攀着雨水管，从楼下一直爬上来。鉴于门锁完好，没有被撬的痕迹，梁子认为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先进了屋，随即接应了等在门外的另外3个同伙。
赵湘租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房里东西并不多，但却是一片狼藉，卧室立柜的两扇门开着，里边所有的衣物都给扔在了地上，旁边的几只纸箱也全被翻了个底朝天。据此，当陈耳东问及两个部下的看法时，梁子和小胡都觉得入户盗窃杀人的可能性很大。
按照这个思路，梁子把当时的情景作了复原──当第一个人爬上阳台，打碎窗户进入厨房的那一刻，死者正在卫生间里洗澡。他听见了屋里的异常响动，于是关上水龙头准备看个究竟。而此时，这个人已经到了门厅，准备去给同伙开门，发觉卫生间里边有人，顺手拿起餐桌上的一把尖刀，就在赵湘推开卫生间的门的一刹那，他一下子扑了过去，一刀刺死了赵湘。随后，他开门放进来他的3个同伙，在屋里翻腾了一通，拿走了赵湘所有的现金（或许也包括存折）和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便迅速逃离了现场。
尽管刑警梁子说得有根有据，听起来不失逻辑严谨，但陈耳东却不同意自己这位属下的结论，他的怀疑主要有三：
其一，虽说梁子根据门厅桌子上的那些削下来的苹果皮，推测出那把匕首曾经摆在那里这一点没有错，可刀鞘却是在死者的枕头底下发现的，这说明那把刀曾经放在那儿，意味着死者正在防范着什么人；
其二，根据常理，一般不会有4个窃贼一起进入一个普通住宅行窃。这么多的人在案发现场进进出出，很容易被人发现。也就是说，这4个人要么不是一伙儿，只不过在那个时间先后到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4个人的到访就不是为了偷窃；
其三，既然是盗窃，肯定是有备而来，怎么会连屋子有没有人都没有弄清楚，便冒着危险，或从楼顶下来，或从雨水管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呢？
这个问题尤其让陈耳东感到困惑。
不过有一点陈耳东非常肯定：尸体解剖表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为5月16日晚上的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而那场雨是当晚10点半才下起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论这4个人是否是同伙，显然都是不速之客。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来，到底谁是凶手，杀害死者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切陈耳东都还不得而知。
尽管这些谜团尚且需要解开，但他断定这决不是一起在入室盗窃之中偶然发生的命案，陈耳东深信──这位叫赵湘的天津人，一定是死于蓄意的谋杀。
在现场的勘查中，陈耳东等人分别找到了死者赵湘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一份于4个月前办理的结婚登记证书和他妻子习亚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一把带有德国大众标志的汽车钥匙等物品。在卧室里，陈耳东在床下发现了那个赵湘曾经凝视过的银质小像框，于是他惊奇地得知死者还有一位孪生兄弟，朝上面两张完全一样的面孔看了片刻，他随后与出租房屋的房东张某谈了话。
哆嗦了好一阵，接过梁子递过来的一支烟，张某才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叹息不该把房子租给陌生人。据张某说，一个月前，他在网上发了一条出租信息，第二天这个赵湘就打来电话。听说他是单身一人，张某就同他见了面。
“我看他一表人才，绝不像那种惹是生非的主儿，又是个单身，就把房子租给了他。当时还觉着自己挺幸运，谁能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他告诉陈耳东，刨去看见尸体这一回，他与赵湘不过是在看房子的时候见了一次，关于自己的这位房客，只是听说他在一家公司上班，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与房东张某谈完了以后，陈耳东便开始对这座楼上的邻居逐一访问。他先从赵湘租住的三单元开始，但却一无所获。算上赵湘，3单元只有3户人家，5层只住了他自己，另外两户分别在2层和3层。其中，2层是一个在附近一家酒店上班的服务员，案发时间正在当班，今天早上才回来。据她说，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最近一直住在女儿家照看外孙。
随即，陈耳东和梁子小胡分头去了1、2、4、5几个单元。因为是周六，这座楼上的住户基本都在家。可梁子和小胡几乎是空手而归，既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听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陈耳东有所收获，一个专门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人向陈耳东提供了一条线索：昨晚他11点50分返回家时，曾看见一个男人行色匆匆地从院子的大门里走出来，上了一辆黑色骄车急急驶离。
出于职业的习惯，当这位旧车经纪人的车灯照亮那辆停在附近的汽车时，他不但注意到它的厂牌、款式和年份，而且注意到了所悬挂的“冀”字头车牌。因为曾经买进了一辆牌号近似的车，他还知道这辆1993年生产的黑色皇冠属于仅距北京70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不过他同时又让陈耳东十分扫兴，就在那个人走出大门的一瞬间，他刚好关掉了车灯，除了告诉他那个人是个中等个头的男的，别的什么也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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