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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发之后，他们把卡哈哈瓦的尸体装到了汽车的后备车箱里，打算把他扔在哈纳瓦玛海岸一个叫做“鲸鱼孔”的地方。
伊莎贝尔接着问道：“他们很蠢，是吗？内特。”
我冷冷地回答说：“伊莎贝尔，他们不是蠢，而是极其地愚笨，并且还相当地狂妄自大。”
伊莎贝尔把脸转向了大海，她的声音也变得冷冰冰的：“现在我记起来了为什么我一直没向你打听案子情况的原因了。”
我耐心地解释道：“要知道无论怎么说，伊莎贝尔，他们毕竟杀了一个人。我一直在尽力地帮助他们，可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帮助他们。”
伊莎贝尔又转向了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她那张爱神一样可爱的小嘴快速地吻了我一下，然后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帮助他们。”
我不相信地看着面前这个娇嫩的小女人，“你？”
伊莎贝尔笑着点了点头：“是因为达伦先生想要你这么做。”
“不，是因为达伦他付给了我工钱，我只能为他工作。”
伊莎贝尔摇了摇头说道：“根本不是这样的。我听到过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你从这个案子得不到多少工钱的，你只是取得你正常的警察薪水，还有这一路上的花销由达伦先生支付。”
我摸了摸伊莎贝尔柔软的手臂，补充说：“还有一些额外的红利。”
伊莎贝尔显然听懂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弓形的小嘴又绽开了花一样的微笑，然后她问道：“你尊敬他，内特？你崇拜他，是吧？”
我开玩笑地说道：“他是一个邪恶的老家伙。”
“也许这就是你长大以后的理想？”
我有些好奇地看着伊莎贝尔，说道：“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机灵？”
伊莎贝尔没有理睬我的打趣，继续问道：“你怎么会认识像卡莱斯·达伦这样一个名人的？”
“你是说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子不配认识达伦？”
伊莎贝尔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说：“别小心眼，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耸了耸肩说道：“达伦和我的父亲是好朋友。”
伊莎贝尔有些惊讶地说：“你的父亲是律师？”
“当然不是，他是一名老资格的工会会员，在芝加哥的怀斯特区开了一家书店。他和达伦都参加了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民间团体。达伦常到我父亲开的书店里来买一些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书。”
伊莎贝尔好像刚刚才认识我似的瞪大了那双蓝眼睛，“这么说你从小就已经认识达伦先生了？”
我平静地说道：“是的。在我上大学的那一个暑假之前，我还曾经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打过工呢。”
“你念过大学？”伊莎贝尔好奇地追问着。
“我开始读的是芝加哥大学。后来我在学校里出了点儿麻烦，所以我只在那里念到了二年级。”
“你打算成为一名律师吗？”
我耸了耸肩回答说：“这并不是我的理想。”
伊莎贝尔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又弯成了月牙形，“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内特？”
我反驳道：“谁说我有理想？”
伊莎贝尔又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说道：“你有许多理想，许多抱负，内特。”
我继续强辩着：“可是我不记得曾经跟你说过这些。”
伊莎贝尔又笑了，“可是我看得出来，说吧，内特，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究竟想做些什么？”
我不禁脱口而出：“成为一名侦探。”
伊莎贝尔笑着扬起了头，“现在你已经成功了。”
“不，还没有呢。”我避开了这个话题问道，“你想不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去找一个地方游会儿泳？”
伊莎贝尔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好吧。”
我们两个人收拾好东西，然后就手拉着手走向了停车场。
伊莎贝尔继续问道：“你一直在调查泰拉那件案子，对吧？”
“是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查到对福斯特克夫人和汤米有帮助的任何线索呢？”
“还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走到了那辆蓝色的敞篷小汽车的前面。我为伊莎贝尔打开了车门，她坐了进去。关于泰拉案件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我一直沿着俱乐部的围墙向前开着，没过多久，眼前的视野就豁然开阔起来，椰子树林，番木瓜园，绿油油的菜场，大型的鸡场，简易的宿营地，我们还经过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奶牛场。
当我们沿着山脚的公路缓缓向上开的时候，椰树林更加茂密了。左侧乌黑闪亮的火山熔洞和右侧的悬崖——克克顶相映成趣。我在岔路口的标识牌前停了下来，标识牌显示左侧那条土路是通向“鲸鱼孔”的。我看了看起伏不平的道路，决定冒险而行。
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我们的敞篷车在凹凸不平的硬上路上上下颠簸着，轮胎的摩擦声和耳旁的风声掺合到了一起。在这样的嘈杂声中，伊莎贝尔又开始发问了：“你该不会认为泰拉说的是谎话吧？”
我摇了摇头说道：“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里，泰拉确实出了事，是有关暴力的事，不像她在电话里告诉汤米的一样，她出了一些可怕的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伊莎贝尔又问道：“你认为那些可恶的有色人种的男孩是无辜的？”
我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是无罪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伊莎贝尔皱着眉问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向她解释说：“他们很可能干了这件事，因为他们是一群不安定的小混子。‘无辜’只是道德性评语，‘无罪’是法律上的术语。他们的确是‘无罪’的，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控告他们。”
伊莎贝尔辩解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福斯特克夫人和汤米不得不想方设法地使他们认罪。”
我不想继续就这个问题和伊莎贝尔争论下去，可是从我近两周以来的调查情况来看，我根本无法为达伦的辩护词提供任何站得住脚的新情况。
在这两周里，我逐一地与阿拉莫纳案的主要证人谈过话，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一无所获。相反地，我对泰拉这个人，她的“故事”以及她对荷瑞斯·伊达等人的确认——这些警方的“有效”证据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乔治·格伊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是火奴鲁鲁德林汉姆保险公司里的一名出纳员。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他和他的妻子去瓦奇蒂娱乐园跳舞。大约在十二点十分左右，他们离开了瓦奇蒂娱乐园，在附近的那家“汽车餐馆”吃面条。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一名穿着绿色裙子的年轻女人低着头走了过去。
格伊斯告诉我说：“她看上去好像是喝多了。就在她身后大约一码半左右，有一名白人男子始终跟在她的后面，大约一直跟了二十五码左右……后来，他快步赶上了她，可是他们还是一前一后地走着……那个男人似乎想过去抓住她，而那个女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对刚刚吵过嘴的情侣。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在拐角的那家酒店不见了。”
“那名跟着她的男人大概什么样子？”
格伊斯想了想说：“像我刚才说过的，他是个白人，身高大约在五英尺九寸，看上去一百六十磅左右，中等体型。他的外表很整洁，看上去像一名士兵。”
或者是一名水手？
“他穿的什么衣服？”
“白色的衬衫，深色的长裤。他的裤子或许是蓝色的，或许是棕色的，这我就没太看清了。”
看起来还是女性的眼光更加敏锐细腻，格伊斯夫人对衣服的式样看得更加仔细，她详细描述了泰拉的服饰，甚至连后背处的那个小蝴蝶结都讲得十分细致。
在她的嘴里，泰拉是“喃喃自语着，走路的时候左右摇晃着的，甚至可以说是跌跌撞撞的。”
我又见了艾丽斯·阿玛拉齐，她大约二十岁左右，是一名小巧的、招人喜欢的女孩。她就在瓦奇蒂娱乐园对面的那家“伊纳路理发店”里工作，理发店是她父亲开的，他们全家就住在理发店的楼上。她是火奴鲁鲁众多的女理发师中的一员。
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大约在十二点十五分左右的时候，她看见一名穿着绿衣服的白人妇女经过她的理发店。
“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深色的金发。”
“当时还有别的人在她附近走着吗？”
“有一个男人，一个白人男子，在她身后很近的地方跟着她。”
“那个女人走路时是什么样子呢？”
“她垂着头，走得很不稳。”
“那名跟在她身后的白人男子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白衬衫，深色便裤。”她想了想又补充道，“他没戴帽子。”
我又去见了几个那天晚上结伴去瓦奇蒂娱乐园跳舞的男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一名是本地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名是蔬菜店的老板，还有两个是夏威夷建材公司的建筑工人。
他们几个人在十二点十五分左右经过了伊纳路。其中的一个人，夏威夷州政府的前市政官吉米·罗恩说：“看见一名穿着蓝色或者是绿色衣服的妇人在路上走着，摇摇晃晃地好像喝醉了似的。”
就在罗恩和他的朋友们刚要从拐角处的百货商店转弯的时候，几名认识他的本地女孩喊住了他。于是他就停下了车，隔着车窗和她们聊了几句。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车上的另外几个人看到了一件“怪事”。
伊尤哥尼·波顿巴克说：“我看见了一辆车，车上大概有四、五个男人。他们把车停在了一个女孩旁边，从车上下来了两个人，拉住了那个女孩的手，似乎想强迫她进到他们的汽车里，在那个女孩的身后，似乎还有一个男人跟着。”
“她看上去喝多了，”他接着说，“那两个男人拉着她的胳膊，她似乎是想要从他们手里挣脱开。”
“那个女孩什么样？她是白人吗？”
伊尤哥尼笑着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她正好背对着我。要是她当时面向我，我一定能分得出她是‘鬼佬’，还是‘黑鬼’，或是葡萄牙人。”
“那她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伊尤哥尼摇着头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是一件长裙。”
“什么样子呢？”我提示着，“是不是一件夜礼服呢？”
他耸了耸肩，“差不多吧。”
不过车上所有的人都没把他们看见的“怪”事当回事，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我问其中的卡勒斯·陈，他是一名蔬菜店的老板，对于他所看到的这件事是否觉得不妥。
“没有，”他语气肯定地说道，“我想他们是朋友。”
“那么在那些人拉那个女孩上车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吃惊？”
卡勒斯·陈耸了耸肩说道：“不。我想那个女孩只是喝多了，他们在帮她。就是这样。”
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听到尖叫声或者看到厮打的场面。
虽然如此，他们所提供的证言与泰拉的“故事”仍有相吻合的地方，除了那可疑的时间之外。
可是，另一辆车上的“乘客”——一群去瓦奇蒂娱乐园游玩的姑娘小伙——却提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