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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不满地叫道：“看看这里，你怎么了，奎因，你应该高兴啊，但你好像受到什么挫折了。”
警官叹了一口气说：“不是的，因为只要埃勒里不在身边，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说实话，我希望他现在在这里，而不是在可恶的缅因州的森林里。”
两个人笑了。迪居那端上了咖啡，老警官非常喜欢他做的面点。克洛宁拿着雪茄说：“我开始只是想进来表示敬意，警官，但是我对这个案子的某些细节很迷惑。我对整个调查都不清楚，只是在来的路上从辛普森那里了解了一些片段。”
地区检察官插话说：“奎因，我也一头雾水，我想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警官苦笑着说：“为了给我自己一点面子，就当成是我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事实上，整个计划的最关键最智慧的部分是由我的儿子埃勒里想出来的，他是个非常机敏的孩子。”
辛普森和克洛宁都准备好了，警官吸了吸鼻子，然后靠在他的扶手椅上。迪居那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竖着耳朵听。
警官说：“在叙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可能要经常提到本杰明·摩根，他在这一切中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亨利，请你记住，不管我说起摩根的什么事，都仅限于他的职业情况和社会状况。我已经有蒂姆的沉默的保证了。”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点点头。警官继续说道：“每一个案件调查的开始都是找犯罪动机，这一点我不用解释了。很多时候，只要知道了犯罪的原因，就可以一个个地排除嫌疑犯。在这个案子中，很长时间都找不到犯罪动机。曾经有一些暗示，比如，本杰明·摩根的故事，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费尔德曾经长期勒索摩根，先生们，你们可能了解他的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但对这一点可能不太了解。似乎勒索可以作为犯罪的动机，即杀人以摆脱勒索。但是又有一些事情可以作为犯罪动机，比如，费尔德曾经把一些罪犯送上法庭，这使报复成为一种动机，或者他的犯罪组织的某一成员也有可能，费尔德有很多敌人，毫无疑问，也有很多朋友，但是这些人也仅仅是由于受他所控制，有很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有谋杀这个律师的动机。因此，那天晚上在罗马剧院，有很多其他的急迫的事情要去解决，我们就没特别注意动机问题。但它是背景问题，随时都会起作用。
“但是记住这一点。埃勒里和我最终决定是勒索，因为勒索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是勒索，那么在费尔德的个人物品中肯定会有一些信件能有启发性。我们知道摩根的信是存在的。克洛宁坚持说他要找的情肯定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经常警惕地注意各种信件，这些信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破案的关键。
“同时在查找各种文件的时候，埃勒里注意到在费尔德的个人物品中有很多关于笔迹分析的书。我们认识到，费尔德有一次勒索的确凿证据（摩根案）并有多次勒索的嫌疑，而且对笔迹分析很感兴趣，那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伪造笔迹的人。如果是这样，并能解释得通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费尔德经常伪造原始勒索信，他这样做的惟一原因是保留原始勒索信，以反复进行勒索。毫无疑问，他和黑社会之间的联系使他掌握了勒索的技巧。后来我们确定勒索为犯罪的动机。但是我们还记得当时以勒索为动机使我们失去了方向，既然我们的任何一个嫌疑人都可能是被勒索对像，我们就不能确定其中哪一个是凶手。”
警官皱起眉头，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
“但是我在使用这一解释时方向错了，它只能向你说明一个人的习惯是怎么指挥他的行为的。我太习惯从动机查起了。但是在调查中只有一件事情是引人注目的，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线索，我宁可不称它为线索，我指的是丢失的帽子。
“不幸的是，我们在星期一晚上在罗马剧院急于马上进行质询，而忽视了帽子丢失的重大意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因为它太远我们就没有注意它。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它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的事之一，对于埃勒里，在他一进入罗马剧院弯腰看尸体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成百的细节要注意，成百的问题要问，成百的命令要发布，有成百的矛盾和可疑的发现要排除。所以像我说的，我们在无意中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充分分析了帽子丢失的意义，可能当天晚上我们就破案了。”
辛普森笑着说：“但毕竟也不长，你这个火药桶，现在是星期三，谋杀发生在上个星期一。只有九天时间，你那么苛刻干吗？”
警官耸耸肩。“但是如果当时注意了，就会大不一样了。最后，我们终于认识到帽子的重要，首先我们问自己：帽子为什么被人拿走了？似乎只有两个答案成立，首先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物，第二，帽子里面藏有罪犯想要的东西，为它才发生了谋杀。最后证明都是对的，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据是因为在他里面的皮制汗带上有斯蒂芬·巴里的名字，墨水极难抹去，而且帽子里有罪犯最想要的东西——勒索信，当时他肯定想那些都是原始信件。
“我们虽然没有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我们找到了切入点。当我们星期一晚上离开罗马剧院并下令关闭剧院的时候，我们在搜查中没有找到丢失的帽子。我不知道帽子是被秘密的带出了剧院，还是还藏在剧院里，我们没有找到。第二天，我们再来到罗马剧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确了蒙特·费尔德的帽子的去向，它不在剧院里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星期一晚上剧院就被封了，所以帽子在案发当晚就被带出了剧院。
“他只有在观众散场的时候才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紧急疏散门都是关着的，或有人守卫。左边过道最先有杰斯·林奇和埃琳娜·利比，然后是领坐员约翰尼·蔡司，最后是我的一个警员。左边过道除了剧院大门，没有紧急疏散门，而且整个晚上都有人站在门口，所以帽子不可能从这里带出去。
“从这里继续想，费尔德的帽子是一顶礼帽，但整晚都没有人不穿礼服却带着礼帽走出剧院。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拿走帽子的人肯定穿着晚礼服。你们肯定会说，策划这次谋杀的人肯定会不戴帽子来到剧院，然后作案后不用再处理多出的一顶帽子。但如果你想一想，你应该明白这是很不可能的。如果他不带帽子进入剧场，他会非常引人注目的，尤其在进入剧场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一种我们应该记住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推测，能如此不留痕迹作案的罪犯肯定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人注意的机会。埃勒里推断罪犯事先没有意识到费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但如果是这样，罪犯不戴帽子进入剧场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认为如果他戴着帽子进来，他必须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就是说，在作案之前。而埃勒里的‘罪犯预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论使得这一点也不成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意识到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认为比较合理的假设就是罪犯把他的帽子留在剧院里，而那帽子是一顶礼帽。这一切都还合理吗？”
辛普森承认：“似乎很合逻辑，但很复杂。”
警官恨恨地说：“你还不知道有多复杂呢，我们还必须要同时想着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带着费尔德帽子走出剧院的人不是谋杀犯本人，而是罪犯的同谋。我们继续往下想。
“我们要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罪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到哪里去了？他是怎么处理它的？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谜，我们已经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我们曾经在后台找到一些帽子，但是衣柜管理员菲利普斯夫人说那些都是各个演员的个人物品，但其中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是礼帽。那么，谋杀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哪里去了？埃勒里凭他一贯的机敏找到了事情的关键。他问自己：‘既然罪犯的帽子肯定在这里，而我们又不能找到任何突出的、引人注目的礼帽，那么我们要找的礼帽肯定看上去非常普通。’很简单吧，可笑的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哪些帽子是不引人注目的呢——看上去很普通，放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罗马剧院所有的眼装都是租用李·布伦的，答案很简单，是用做演出目的租用的礼帽。这样的帽子会在哪里呢？或者在演员的更衣室里，或者在后台的普通衣柜里。当埃勒里推论到这儿的时候，他把菲利普斯夫人带到后台检查了演员更衣室和衣柜间里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有记录，没有丢失，每一顶帽子的内衬上都贴有李·布伦的标记。费尔德的帽子是一个布朗·布鲁斯牌的，它并不在这些道具帽子中，也不在后台。
“既然星期一晚上没有一个人多拿着一顶帽子走出剧院，而蒙特·费尔德的帽子毫无疑问在那天晚上被拿出了剧院，那么我们就可推断出，谋杀犯的帽子在剧场被封了以后一直留在剧院里，在第二次搜查的时候，也还在那里。现在在剧场里惟一能找到的礼帽就是道具礼帽。所以谋杀犯自己的帽子肯定是一预后台的道具帽子，因为他只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只有这些帽子能利用。
“换句话说，后台这些帽子中有一顶是属于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子的，而他在案发当晚带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
“如果这个人是谋杀犯，那我们调查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他只能是剧组里面的男性成员，他在案发当晚是穿着晚礼服离开的，或者是一个与剧院联系很密切的人，当时他也穿着相似的服装。如果是后者，那他应有三个条件：－，他有一顶道具礼帽能留在剧院；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衣帽间和更衣室；三，有机会把他的帽子留在这两个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后者的可能性，一个与剧院联系密切但不是演员的人，”警官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下他的精致的小盒里的鼻烟。“后台的工人可以排除，因为在案发当晚他们没有一个人穿着晚礼服，所以也就不可能戴着礼帽走出剧院。收银员，引坐员，门卫和其他低级雇员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广告策划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穿着晚礼服，但是我量了一下他的头的尺寸，六又四分之三，一个非常小的尺寸，费尔德的帽子的尺寸是七又八分之一，所以他不可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而且他是在我们离开剧院后离开的，在我出来的时候，我明确地告诉托马斯·维利不能排除潘泽，要像调查别人一样调查他。我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出于职业习惯在潘泽的办公室检查了他的帽子，是一顶圆礼帽。维利随后报告说，潘泽戴着他的圆礼帽离开了，没有拿任何其他帽子。如果潘泽是我们要找的人，即使尺寸不合适，他也应该拿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所以如果他戴着圆礼帽离开，可以肯定他没有拿走费尔德的帽子，因为剧院在他离开后马上就关门了，一直到星期四早上我亲自来检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安排的监视人员没有看到任何人员进入剧院。从理论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