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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丑的人还是多一些。”
“缺乏说服力，邦雅曼。美人尽管稀少，但还是太多了，太侮辱人了。他们的狡猾之处在于一边像狗尾草一样每天疯长，一边让我们相信他们势单力薄。”
斯泰纳表现得像传教士一样虔诚。他语气肯定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那份冷静使我深感不安。我不知道这场谈话将进行到什么时候：我越听，他便越觉得自己有理。我是习惯出尔反尔的，所以，我决定改变策略，同意他的观点。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这种改变，不但没有博得他的好感，反而惹他生气了，他脸色一沉：
“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邦雅曼。您在设法逃避。”
我心虚地否认着，边战边退。他灰白的眼睛茫然看着我：
“换种说法吧，您不怕衰老？”
我犹豫不决，慌张不安，心里直骂自己太多嘴。
“说实话，我总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老。”
“您这样诚实很好。那么，您不觉得那些完美的人把我们推进了坟墓，让我们一败涂地，难以忍受吗？”
“也许，但我没看见。”
“他没看见！”
他突然提高了声音。
“这也很了不起啊！而我却只看到这些。现在，您明白您跟您的埃莱娜到这里给我造成的痛苦了吧？”
他屏住呼吸，突然大叫起来：
“女人一直追到我家里来了，而我还以为自己藏得好好的呢！”
他大喊大叫，唾沫横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被吓坏了，也跟着大声嚷嚷起来：
“听着，那是您的事，不是我的事。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回巴黎。”
我害怕得说不出话来。这些话，我与其说是讲出来的，还不如说是喊出来的。我为自己的大胆而害怕得发抖。
“不，邦雅曼，从现在起，这就是您的事了。”
斯泰纳的态度突然温和下来。这种大转变使我愣住了。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轻声说：
“您闯进了我家，这要付出代价。”
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不，你是在做梦，没这回事。”但我睁开眼睛时，斯泰纳横在我面前。由于我刚才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显得更可怕、更高大了。
“我回到刚才问您的问题：您知道您听见她叫喊的那个女人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吗？”
我都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她被关在这里赎罪，赎太美之罪！”
他洋洋得意地停下来，想看看我有什么反应。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冷静，便嗫嚅道：
“您是说，等等，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明白得很，我们在这座木屋里关了一些漂亮的女人，免得她们再出去害人。她们在为自己的脸蛋付税呢！”
我艰难地吞咽着唾沫，心跳异常迅速。我似乎觉得斯泰纳脸色苍白。在他的粗暴当中有种不自然的东西，他似乎想相信自己有理。我仍想把这种论证看作是一种古怪的考验。
“好了，别玩我了。您是在嘲弄我。”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这您知道。我告诉过您，在雷蒙的地窑里跟弗朗切西卡进行的那场较量让我感到很气愤。首先，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上帝知道我是不是喜欢艳丽和青春，我不能像小流氓那样盯着我喜欢的人看。我仍然希望盛宴上有我的一份。就是今天，我的厌恶当中仍有怀旧的成分。我对埃莱娜的宽容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弗朗切西卡却让人日复一日地抛弃我为之而活着的东西。我们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她巧妙地提醒我，光荣的时刻已经过去，对于女性世界，我已没什么可等待的了，最多找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丑女人做老婆，吃点没有味道的残汤剩菜。我还抱有侥幸心理，想再赚点便宜。但现实与希望之间的差距把我折磨得好苦。我痛苦了很长时间。弗朗切西卡最后胜利了：我改变了主张，突然放弃了我原先信奉的一切。这是一场革命，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信仰：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我走错路了。弗朗切西卡是在痛苦中教我这一课的，这只能使它显得更加真实。我迈出了这一步是出于对她的爱。由于她从此以后不会属于任何男人，我的热情熄灭了，变成了友谊和默契。一个月后，雷蒙、她和我，我们三人在我家里宣誓，我们将致力于以各种形式消灭美人，不分种族和性别。我们发誓永远放弃感官的享乐，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成为同一件东西的主人与奴隶。”
斯泰纳又站起来，他坐不住了。提起这些关键的时刻，坐着是大逆不道的。
“我知道我们只是一小撮，但我们的决心很大。我们感到有力量排空海水，铲平高山。我们不知不觉地投入了这项事业。这种无意识我今天还感到惊奇。我们坚信这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是让大家不再受害。于是我们信心倍增。我们决不后悔参加过共产党。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仍然是共产党人。坚决不妥协，这会给人以活力。为方便起见，我娶了弗朗切西卡。一场形式上的婚姻，用不着跟您多说。如何藏匿囚徒，我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犹豫许久。后来，我想起了汝拉山中我在战争中藏身过的这座木屋。高山上的孤独、冬天的严寒、我在这个地区所享有的声誉，一切都表明此处是实现我们的计划的最佳地方。我在这里是个名人，父亲是著名的抵抗运动成员，人们尊重我，感谢我买回并且修复了这个废墟。我跟当地的警察关系密切。我甚至与老战士们组织过数次纪念仪式。镇长及其助手们曾来到地窖，参观了我们清理出来的一小截隧道以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办公室。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些铁门的后面，还有另一条隧道，里面有两间密室——”
“您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告诉我？”
“因为是您请求的！”
“不对，我什么都没有请求过，除了请您让我离开。”
“您请求了。您在心底里暗暗请求我讲下去。我听见您内心的声音在恳求我：‘讲呀，斯泰纳先生，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向您发誓，我什么都不想再知道了！”
斯泰纳没有理睬我的回答，他打开了录像机。色彩很模糊，像水族馆里没有洗干净的水。
“看，您看那个正在呻吟的小女孩。对我们来说，这是个例外。一个北卡罗来纳的美国女孩，是雷蒙绑架来的。一天晚上，他在巴黎的一条马路上朝她头上狠狠一击，当时她正从里昂车站那边回旅馆。她是跟父母出来度假的，晚上独自外出，答应半夜12点之前赶回去。这是我的仆人干的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把她弄到手后，他对她进行了临时处理，把她打晕了，捆起来放在车尾厢带回到这里。干了蠢事，就得承担责任。一般来说，我们不搞外国的女人，跟大使馆和调停者打交道太危险。尽管如此，选得还是对的。她很漂亮。她抬起头来了，看！”
他提高了声音，眼前的情景使我的心都悬起来了：一个小小的女人，穿着破衣烂衫，跪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正在默默地乞求。好像缩着脸，看不大清楚；眼珠凹陷，像一只受惊的动物；灰白的皮肤有抓伤的痕迹。如果她是个年轻人，那现在年轻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在我们面前哭叫的，是一个惊恐万状的老太婆，瘪着嘴，四肢干瘦如柴。她身上已完全没有智慧的影子。她不断发出一种“嗡嗡”声，既像是哭泣，又像是叹息。
“我给您介绍一下，雷切尔·奥尔布莱特，19岁半，身高1。75米，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喜欢跳舞和骑马。我们把她弄来时，她正准备学法语。下星期我们就将放了她，已经关了20个月了。她快了。”
这时，那个幽灵般的女人又从嘴里吐出一些声音。我过了好一会儿听出那是英语：
“救命！救命……”
“救命！太晚了，我的宝贝，谁也不会来救你的。听到她整天哭着哀求我们，真是一个噩梦。我怕她得精神病，她来的时候多漂亮啊：古铜色的皮肤，肌肉健壮，小巧而迷人。”
我起初还以为斯泰纳得了怪病，也许是高原上的怪病。慢慢地，各种细节都凑到一块，我应该一目了然了。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疯到了极点。察觉到了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惊慌，我不断地重复说：
“太卑鄙了，这太卑鄙了……”
“是的，邦雅曼，这是很卑鄙。我同意您的看法。但别忘了她是个罪人，她罪有应得。”
“如果说她长得漂亮，那也不是她的过错。她总不能躲着不出来吧。”
“是她的过错！您刚才说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只有俊男靓女都把脸遮起来，或接受外科医生的手术，我们才能得到安宁。”
我没有说话，这种残酷的行为使我心情沉重。斯泰纳可能把我的沉默当作疑虑了，囚为他突然提高了声音：
“您不相信我？您小看我们，是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却要对付全人类？”
我耸耸肩。疯子数以万计，可我没想到有一天会遇上这么一个。一道深渊出现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斯泰纳把两只手放在我肩上，眼睛盯着我。我不敢正视他的目光。一道青筋在他的额头上跳着，好像有只野兽藏在他皱巴巴的大脑中，想跳出来。一条条细细的唾沫堆积在他的唇角，使我想起教过我的几个教授。
我猜测着他的心思。他可能随时都会发作。我觉得他既怕跟我说得太多，又怕说得太少我会不相信他。我应该逃走的，碰碰运气。可我傻傻地呆在那里，被动极了。我可怜地咳嗽着，借以掩饰自己的窘态。斯泰纳又恢复了那种诲人不倦的语气，他的热情跟他的理论一样让我反感。他就像有的情人那样，狂热得可怕。有时，人们在完整主义者家中能遇到那种情人。我应该闭上耳朵，不再听他的诡辩的。
“邦雅曼，让我们关灯吧，好不好？我需要集中精神。”
他把灯全关掉了，黑暗中只有一盏小小的长明灯。又回到了黑暗之中，我感到很愤怒。
“谢谢您听我说话。如果我坚持。您会表现出巨大的耐心的。您想不到这对我来说有多大的好处。最主要的东西我还没讲呢！绑架的步骤、次要的细节和注意事项我就不说了。事先一切都准备好了：热气系统、通风管罩、清洗房、焚化炉，这样就什么都不用清到外面去了。我们在做地下工作，就像当年的游击队。当然，这是另一场战争。我们的活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上的：不让任何人看见。您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俘虏变丑的吗？让谁也看不见她们。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受人赞赏，到处炫耀。不再把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