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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他们痛苦的是心，我就要让他们心痛。我甚至还想自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幻想我已经自杀死了，想像着父母痛苦哭泣的样子等等，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得意，因为，他们是在乎我的。但是，想着想着，又觉得不能实施自杀，因为，死了就再也活不了了，而生命就这么一次，这样为报复父母而死真是太不值得了。虽然他们当时也许会痛苦一时，时间一长就不痛苦了，他们不可能永远痛苦，而我失去的是整个人生。那时候我才多大点，十岁！太不值得了！于是，我就没有自杀。所以，现在，当我成熟了以后，我总认为自杀是不成熟的表现。我十岁都能够想开的问题，那些几十岁的自杀者愣想不通？于是，我特别为自己的成熟而骄傲。
死亡是生命的彼岸
残疾作家史铁生说：“癌症病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惧怕；残疾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诱惑。”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把这话调过来说，就是客观为他人，主观还是为了自己。这话已经有年头没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叶，在思想大解放时，各种思潮曾轮番登场。我记得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他的价值观就是这个。这场大讨论后来好像结束于弗洛伊德，尼采也在这期间搅和过一阵子。当你把这种价值观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似乎在镜子里面看到了自己，只是我挺忌讳用“自私”这个词汇的，姑且用不高尚来代替吧。我发觉自己好像越活越抽抽，那些曾经热衷过又被像垃圾一样抛弃的东西，怎么如今又被捡拾了回来？雷锋叔叔被我们忘却了，却让个洋人来印证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数典忘祖，还是我们比过去成熟了有了自己的主见？
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个在垃圾堆里捡拾煤核的穷孩子，在你们所认为不耻于着眼的毫无价值可言的废弃物中，我总在试图找寻出一些仍能够发热、发光的可利用物。我还曾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处于战争年代，我俩都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又同时被捕入狱。在敌人的酷刑之下，我大概是要做甫志高、王连举之流的叛徒，而你肯定是赵一曼、刘胡兰之类的英雄，因为我今天能“背叛人生”，明天保不齐就背叛了革命。
面对死亡的诱惑
虽然，在病残之初，我曾产生过“背叛人生”的念头，但我不认为那是一种懦弱。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一位正常人所具有的本能反应，没有这种反应倒是不正常了。而立之年，事业和婚姻两大支柱同时坍塌，您还坚强得一定要把人生进行到底，除非你是钢铁炼成的，要么就是个麻木透顶之人。在我进行寻访的众多半路残疾者中，还真是极少有未曾想到过死的人，只是这种意识有强弱之分。
所以，用残疾作家史铁生的话说：“癌症病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惧怕；残疾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诱惑。”你还记得“五一”长假前你来我这里玩儿时，有位年轻坐轮椅的截瘫残疾人到我病房来串门吧？他是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就意外致残的。致残之初，家里人一直都在隐瞒他的病情，可当他第一次从病床坐到轮椅上，兴奋地与那些致残多年的老病号进行交谈时，突然得知自己的病已是不治之症，回去就跟家人不干了。当天夜里，他用备好的一块玻璃碴将大腿的静脉割断实施了自杀。多亏护士半夜查房，及时发现了地上流溢的鲜血，才把他抢救过来。可你知道他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态？有一天，我问他：“去年股市可不怎么样，你没亏吧？”他极其平和地答道：“赔了八万。”我听了被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也不相信，这八万块从他嘴里说出就如同八块钱那般轻松。他接着又告诉我：“前年我还赚了呢。对于一个职业炒股人来讲，这进进出出都是很平常的事。”他说话时的口气充满了自信。我知道他还是个围棋高手，据说有业余五段，经常在网上找日本人下棋。残后的第三年，找了个对他挺钟情的农村姑娘，小日子过得满红火的。从这位残友的身上，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当初会有一念之差的自杀行为。而现在的我，也同样能够以异常平静的心态来与你对话，讨论有关生命问题的本身，就很鲜明地说明了生命具有着持久的顽强和一时脆弱的双重性（那个用八人实施了自杀计划的残疾人不属于一时脆弱的冲动）。杰克·伦敦在他的小说《热爱生命》中所描写的那个与饥饿和病狼相对峙相抗衡的主人公，对生命的顽强追求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就是因为生的曙光总是在鼓舞着他，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当初的我及多数初残者正是因为一时的糊涂，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才选择了自我毁灭。其实人的适应性是及其顽强的，没有了被你视为生存所必须的健全条件，照样可以活出一片自由快乐的天地。依此可以想像，失去了金钱、地位、爱情……又当如何？千金散去还复来，走过去前面又是个天。再引史铁生的一句话作为注脚：“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和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绿色作为生命的象征，取的是生机昂然之意，显然，这绿色是绝对把死亡排除之外的。但仔细推敲起来它又不大符合逻辑，生命原本是由生和死两部分组成，缺少了一方，另一方就没了存在的意义。可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背离逻辑却又约定俗成的定式，甚至把组成生命的死亡部分与人间一切美好的词句强行隔离，死亡只配与恐怖相连、只配与末日相伴。记得去年北京电台的《人生热线》请了几位抗癌俱乐部的成员做直播，尽管她们面对的是看不到的听众，但人人还是穿了一身绿色服装。无疑，她们所表现出的那种蔑视癌症，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是值得钦佩的，但对精神心理作用的无限夸大使我很难接受。去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上海癌症患者陆幼青，在医生诊断为还有三个月存活期后，写了本《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记》，先在“榕树下”网站以平均每两天一篇的速度陆续发表，待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久，陆幼青离世。在抗癌俱乐部人们的眼里，陆幼青是个懦夫，因为他面对医生的诊断，不去抵抗病魔，而是在等待死亡，并在等待中还把其死亡过程昭示于世，这简直是在散布恐惧。我敢断定，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读过陆幼青的书。在我刚刚从网上接触《死亡日记》时，最初的期望没有实现。我以为他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浑然不知的走近死神时的感受，告诉我们一些短暂复苏后对弥留之时的记忆，至少拿出的是浸染在告别人生的特殊心境中的异样的文字。这些我们都未看到。文章流畅优美，调侃不断，如果将那些讲述病情的少数段落删除，读者甚至不会发觉这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的绝笔。仅用乐观勇敢是不能解释这种风格的。我一向以为，面对死神，勇敢者的态度未必就是单一的最后一搏的冲锋。陆幼青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种冷静的对峙。他以异常充实的精神状态走向死神，不是靠着加入了抗癌俱乐部，皈依新宗教，也不是凭借匹夫之勇，而是依赖网络和媒体为他提供的特殊方式，在向无数人展示着自己那种平静中带有亢奋状态的心境，并以此坦然地走向生命的彼岸。
死亡同样可以快乐面对
既然绿色是生命的象征，那么我依然愿意遵从她本意的逻辑性，即不把死亡排除之外。在这里，我想再次引用张海迪的一段描述：“死亡只是一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眼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这条曾给过我美好生命的小路。”抗癌俱乐部的成员们在电台做直播时，还表述了一种心境。这直接体现在著名诗人柯岩给她们题写的一幅题字中：“活着是美丽的！”这使我很自然地又联想到陆幼青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对死亡情景的一段描写，原文我已记不下来，大意还有些印象，他是把死亡与冬季的白雪联系起来的：那里有丝丝寒意，但并不彻骨，雪笼罩着大地、山峦与冰封的河流，还挂满了沉睡着的松柏的枝头，那里静谧得有种异常祥和的感觉，让你的心境在一片安逸的氛围中净化得有如玉壶之冰……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致呀！不同的人群对生命有着不同的理解，只要你的心态是健康的，一切就都会美丽如画。即使是痛苦和磨难，也莫不如此，黑夜的到来，对某些人来说，是黑暗越来越沉重可怕；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却是越来越接近早晨与光明。
前面我曾提到张海迪曾毫不隐讳地讲过：“我的最大快乐是死亡。”按照你的理念，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说辞的。在这里，我并不想追述她讲这话的动因，但我相信绝不仅仅是疾病，可无论怎样，她现在还活着。她说过：刚刚出版的小说《绝顶》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但她并不否认还要继续创作。我理解，这是她继续活着的最大动力。我在前面说过：“人生来总好把生命附加许多外在的东西，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其实陆幼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他的那种生存意义的表现欲望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即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一定要发散出耀眼的光芒。人都是追求快乐的。陆幼青的案例证实着人类行为中不可遏制的表现欲，他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痛苦难道不是快乐的反面）去满足他的表现欲的。一定有人会辩解，他牺牲了舒适是为了获得另一种快乐，或者说更大的快乐。但这一说法中有一个缺陷，即这两种“快乐”是不同质的，甚至相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都叫快乐呢？那只能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表现是另一种欲望，不是追求快乐，而是追求伟大，这么说太严肃，倒是市井中的那句糙话更贴切，追求“牛B”。但人类若仅仅追求快乐，与猪狗何异？好在几乎人人都还有另一追求，追求伟大。所不同的是大家的抱负高低不等，并且是在不同的游戏中追求它。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在某一表现中，显示自己超越了那个日常的、平庸的自我。陆幼青的《死亡日记》正是这种表现欲的释放，这一欲望是如此炽热，为此他不惜牺牲舒适，加剧病痛，奉献出他仅有的一丝璀璨光阴。这种境界是常人所不及的，当然，也被一些看不上眼的人所不齿，是非功过随人评说吧。
知足常乐
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一味地抱怨，对痛苦一再地强调，心理就会失衡，就会更痛苦，就像进入了怪圈，遇上了鬼打墙，出不来了。
生存质量决定人对生命的满意度
我也很欣赏陆幼青对待生命与死亡的态度。没有死亡，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他把死亡看得很庄严；他并不是渴望死亡，但也不惧怕死亡。当他看好了一块墓地，并把它买下来以后，独自坐在那片墓园点燃一支香烟，悠然地憧憬着自己死后被埋葬在这里的情景。没有胆怯，也没有自杀。而是顺其自然拒绝抢救。直到最后，《死亡日记》还没有写完就已经不能坚持工作了，才要求医生给药，再延长一段时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