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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某日，一个模样邋遢、外表像是妓女的女人出现在温莎快乐妇人酒店，打听查普曼的行踪。她说她从伦敦步行了二十英里路，中途在一家客栈过夜。她想知道她丈夫是否病了，或者拿这当借口不寄钱给她。温莎快乐妇人酒店门口的女人告诉这名妓女，查普曼先生在圣诞节那天过世了。身后只留下两个不想和她有任何瓜葛的孩子：一个男孩住在可里波收容所，还有一个受过不错教育的女儿，目前在法国。
后来安妮搬去和一个滤筛工人住了一阵子。他离开她之后，她向她哥哥借了几次钱，最后他终于和她断绝来往，从此她没再和任何亲人联络。健康情况较好时，她也靠着卖编织手工和钩花来赚点零钱。熟人形容她是个“聪明人”，而且天性勤奋，可是当酒精逐渐操控她的生活，她也就不那么在意该用什么方式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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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编织和钩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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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前的四个月里，安妮频繁地进出医院。她大都在史毕多菲尔区的小客栈过夜，最近投宿的一家位在多瑟街三十五号。这条街就像扶梯的小横杆连接着商业街和克里斯宾街。史毕多菲尔区的阴暗旅店里总共有五千个寄宿床位。根据《泰晤士报》稍后对安妮死因调查法庭的报道，“只要一瞥……便已足够让‘陪审团’了解到，十九世纪文明值得人们骄傲的地方实在不多。”在安妮·查普曼的世界里，穷人就像“牛群般被驱赶”，而且总是在“饿死”边缘挣扎，受着贫苦、酒精和愤怒的滋养，暴力逐日壮大。
安妮遇害前四天的晚上，在客栈的厨房里和一个名叫爱莉莎·库柏的住宿客起了争执。对方要安妮归还她借走的一小块肥皂，安妮气愤地丢了半便士在桌上，要她自己去买。两个女人开始争吵，并一路吵到附近的林哥酒店。安妮掴了爱莉莎一巴掌，爱莉莎则出手殴打安妮的左眼和胸部。
九月八日周六凌晨，当这家位在多瑟街客栈的门房约翰·唐纳文要求安妮如果想继续住的话必须再预付八便士的时候，她脸上的瘀青依然清晰可见。她回答说：“我没钱。我生病了，身体又虚弱，一直在看医生。”唐纳文提醒她规定就是这样的。她回说她会出去赚钱，拜托别把她的床位让给别人。后来唐纳文告诉警方，她由巡警陪着离开客栈时“还带着醉意”。
安妮先是在小派特诺斯特巷右转，巡警最后一眼看见她时，她正转入布鲁许菲尔街，就是从东到西贯穿当时叫做诺顿弗门宗教特区以外的主教门街（BishopsgateWithoutNortonFolgate）以及商业街的那条路。要是她往北边的商业街再过几个街头，就会到达萧迪奇区，也就是音乐厅的地区（萧迪奇奥林匹亚、哈伍兹和葛里芬）。再往北一点就是豪斯顿区，也就是华特·席格在音乐厅散场后漫步走回他位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五十四号住处的路径所在，以及深夜、凌晨时在某处漫游时常会经过的地区。
凌晨两点钟，当安妮进入伦敦东区街道时，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度，湿气凝重。她身穿黑色裙装、颈部有钩环的黑色长外套、围裙、羊毛长袜和靴子，脖子围着条黑色羊毛围巾并且在前面打了个结，里头围着一条她最近向另一个住宿客买的领巾。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三只有着廉价金属光泽的戒指。裙子口袋里塞着只小木梳盒、一块粗棉布和一小片撕下的信封纸，那是有人看见她在旅馆地板上捡起，用来包裹她从医院带回的两片药丸，小片信封纸上盖着枚红色邮戳。
就算有人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半当中见到安妮，也没人站出来承认。凌晨四点四十五分，一名史毕多菲尔市场的挑夫，三十七岁的约翰·理查森正走向汉百利街二十九号。这是一栋穷人的宿舍，和史毕多菲尔区的许多老旧房舍一样，曾经是一间类似仓库的工作坊，无数纺织工人在这里用双手纺纱，直到被蒸汽机取代而失业为止。理查森的母亲租下这房子，将半数房间转租给十七个房客。而他，身为尽责的儿子，每当早起时总要绕过来查看一下住户的安全。两个月前曾经有人闯进来，偷走两把锯子和两把铁锤。他的母亲另外也做包装生意，工具被偷了可不算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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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编织和钩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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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屋子安全锁着，理查森于是经由一条走道来到后院，坐在台阶上，拿刀割掉靴子上一块突出的皮革。他的刀是一把“旧餐刀”，后来他在死因调查法庭上作证说，“大约五英寸长”，不久前他才用它来切“一小块红萝卜”，然后他毫不在意地把刀子放回口袋。他估计他坐在台阶上只有几分钟时间，而他的双脚踩踏的石板地面距离稍后安妮·查普曼残缺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只不过几英寸远。他没听见任何动静。接着理查森系好靴子的鞋带，朝着市场走过去，这时天色渐亮。
亚伯·凯多斯就住在隔壁的汉百利街二十五号。他的后院和二十九号只隔着道临时搭起的木篱笆，大约有五到五英寸半高。后来他告诉警方，五点二十五分左右，他走到后院，听见篱笆那头有人喊了声“哎呀！”几分钟后，他听见重物坠落篱笆木桩的声响。他没有出来查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那声“哎呀”是谁喊的。
五分钟后，也就是五点半，伊丽莎白·隆恩经由汉百利街走向史毕多菲尔市场。她注意到在二十九号后院的篱笆几码外，也就是大约半小时以后安妮·查普曼陈尸的地方，有个男人正在对一个女人说话。隆恩太太在调查法庭上作证说，她很“肯定”那个女人就是安妮·查普曼。安妮和那个男人大声交谈着，似乎处得很不错，隆恩太太回忆说。她走过街道时唯一听见的一点他们的谈话内容就是那个男人说的：“可以吗？”而那个被指认是安妮的女人回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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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画一封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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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特·席格是病理科学人员的最强敌手，就像一阵横扫化验室的龙卷风。
他那种类繁多的纸张、笔、油彩、邮戳和伪装的笔迹令调查工作陷入混乱，还有频繁地到处迁移而不在日记或行事历上留下任何记录，大部分信件和画作也都不注明日期，而决定死后火化更是对法医工作的最大打击。当尸体在华氏一千八百度的火焰中燃烧，也就等于宣告DNA的终结。不知道席格是否留下了血液或头发等让我们能够确定属于他所有的样本，就算有我们也还未发现。
我们甚至无法取得席格家族的DNA图谱，因为这需要他的子女或弟妹提供样本。席格没有子女，他的妹妹没有子女。根据我们的了解，他的四个弟弟也都没有子女。至于挖出席格母亲、父亲或弟妹的尸骨，只为了证实他们的粒线体DNA是否和鲍德化验室奇迹般的从年代久远的样本中发现的基因序列有一丝关联，则未免太过荒诞而不切实际。
开膛手案不是用DNA化验或指纹鉴定就可以破案的。就某个角度看来，这是好事。社会大众期待病理科学能够破解所有犯罪案件，然而没有了人为的侦察技巧、团队合作、努力不懈的调查和聪明的检察官，所有证据都是空的。就算我们证明了席格和开膛手信件采样的DNA相符，任何精明的辩护律师都会说，席格写了信并不就代表他是凶手。也许他只是写了几封开膛手的信件，因为他有一种病态的幽默感。然后优秀的检察官就会驳斥说，即使席格只写了一封开膛手信，也难脱嫌疑，因为信件等于是一种招供。在信中开膛手声称自己谋杀了那些他直呼其名的人，而且还威胁要杀害政府官员和警察。
水印是另一个线索。我们已知有三封开膛手信件和八封席格信件上有亚皮利公司的水印。看来似乎是，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七年住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的这段期间，席格用的都是亚皮利信纸，而且像卡片那样对折。正面有着淡蓝色镶边，浮凸的地址也是淡蓝色。亚皮利水印的位置就在折痕中央。开膛手信件中有三封的信纸是沿着折痕撕开的，因此只剩下半枚亚皮利水印。
除非开膛手杰克愚蠢到了极点，否则他应该会把折叠信纸印有浮凸地址的那一半给销毁。我这么说并不表示罪犯从来不做蠢事，例如把驾照遗忘在犯罪现场，或者银行抢匪在存款单上贴了张“自粘”便条，上面写着自己的地址和社会保险编号。然而开膛手杰克没有犯这类失误，否则他早就在那个时代落网了。
此外，开膛手杰克也极为自大，从不认为自己会被逮到。席格想必不担心自己写的那些开膛手信件上的半枚水印，也许这是另一种“有本事来抓我”的小小嘲弄。我们在席格信件中所发现的亚皮利水印还包括一枚带有制造日期的，而三封带有亚皮利水印的开膛手信件上的残缺日期，数字分别是十八、十八和八七，八七显然指的是一八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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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画一封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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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造访档案馆的结果，我们持续发现其他想必也不曾被席格放在心上的相符水印。几封在一八八七年写给贾克·艾弥儿·布朗许的信所用的信纸有着黑色浮凸字体的地址列，和一枚乔伊森特级水印。仔细过滤了位于巴黎的法国资料图书中心所收藏的布朗许、席格通信记录，我们发现在一八八八年夏秋到一八八九年春天之间，席格仍继续使用乔伊森特级信纸，至于布洛赫斯特花园街五十四号寄信人地址，不是无色浮凸就是有着红色镶边的红色字体。
爱伦于一八九三年尾写给布朗许的信上的寄信人地址则是雀儿喜区葛雷伯街十号，用的信纸同样有乔伊森特级水印。格拉斯哥的惠斯勒收藏品中，有七封席格在几乎同一时期写的信件用的是亚皮利信纸。
在哈佛大学手稿部门的威廉·罗森斯坦爵士收藏品中，我找到两封有着乔伊森特级水印的席格信件。罗森斯坦是画家兼作家，也是席格相当信赖的朋友，因为席格曾经要求他在宣誓下说谎。一八九年晚期，席格和一位薇兰夫人交往。她是住在迪埃普的一名渔妇，他为她取了个“蒂婷”的昵名。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和她私通，她在自己的小屋里提供他食宿和一个小空间当作画室倒是真的。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这都可以被拿来在爱伦诉请离婚的法庭上作为对他不利的指控，要是他抗辩的话。然而他没有。“要是你被召唤，”他在一八九九年写给罗森斯坦的信中说，“你不妨当作你从来不知道蒂婷的本名，你就说我一向都称呼她‘夫人’吧。”
席格写给罗森斯坦的两封信都没有注明日期，奇怪的是，两封分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写的，其中一封所用的信封应该是他母亲所有，因为寄信人地址是她的。第二封写给罗森斯坦、带有乔伊森水印的信，里头画着许多数字涂鸦、一张卡通脸孔和一个“啊”字的，则是从雀儿喜区葛雷伯街十号寄出的，和爱伦·席格一八九三写给布朗许的那封信相同。国家档案馆有一封开膛手的信中有一枚缺损的乔伊森水印。看来席格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晚期一直都使用乔伊森特级水印信纸。我找不到一八九九年他离婚并且移居到欧陆之后使用这种信纸的记录。
伦敦历史资料馆“白教堂连续谋杀案”档案中有四封信是用乔伊森特级信纸写的：一八八八年十月八日、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一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