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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无言地关上了。我浑身酸痛，感到自己就是一只被人捏握在手中的大白鼠。我很想再睡一觉，睡到世界末日，睡到等我走出去整个世界只剩一块浑浊的地壳为止。但我站起身，刻意避开那些血迹，把自己陷入了走廊中无穷的黑暗之中。
“你知道吗，一个装着钱的信封被放到了局里，还有一个要求说，用这些钱做一个DNA鉴定。”烟雾缭绕的小饭馆里，隔着一堵飘忽的雾墙，我听见对桌的一个人对同伴迫不及待地说。
“到哪里都有烧钱的人。”另一边传来含糊不清的抱怨声，似乎对方正在起劲地咀嚼着什么，“那么，是什么DNA鉴定？”
“那个慈善家梁柯，听说过吗？”传来一声模糊的应答，“那你肯定也知道他最近刚找到在当乞丐的妈妈的事了。这封信就要求说，做一下梁柯和那个——是叫王兰吧——的DNA亲子鉴定。”
“我不认为随便认一个老妈对他有好处。”另一个人终于吞下了食物，清晰地讽刺道。
“但是——你们知道吗——事实就是这样！局里的法医因为好奇——当然不是因为那钱——给他们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是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帮记者已经爆炸了，估计今晚的头条少不了。”消息的传播动者显得激动不已，就像自己要上报纸了一样。
这可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倒没有料到会在这里提早听到消息。
那边又换了话题，开始讨论局长的儿子曾因偷窃入狱，谈论最近上头对刑警队特别关注而严厉。而对我来说，这已经够了。
我看见局长下车，关车门，锁车，掏出钥匙。他儿子的车已经停在车库里，像一具尸体。他走过拐角的时候，正好经过我的身边。而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不能够动弹，而我在俯视着他。
“你的法医已经告诉了我一切。”我直视他的眼睛，“而且，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梁柯冒认母亲的阴谋暴露的事情。”这是我在昨晚的报纸上看到的。几位记者同时收到一封匿名电子邮件，他们打开附件中的音频文件，却听见了梁柯与什么人交谈时的声音。那个声音承认说，自己冒认母亲，是为了引诱他的妻子谋杀“母亲”，然后他就可以借机离婚，使这桩离婚不损害反而会提升自己的名誉，而且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不分给吴雪财产。他说，他知道吴雪会去谋杀，因为吴雪要的就是他的钱。所以他故意不停地在报纸上说，要把大笔钱放到他母亲的名下。
消息用最耸动的标题和最痛心的文字，如同当初讲述那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般，发在报纸的头条。只是我注意到，音频文件中的另外一个声音被抹去了。
而当我轻而易举地查出那名法医的住址之后，我在昏暗的楼道里从他的背后悄悄逼近他，勒住他的脖子，用手枪顶住他的腰，逼迫他吐露了他的秘密。王兰的尸检报告是假的，他并没有验出什么，然而局长要求他这么写，并承诺会给他提升。这对他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我击昏了他，看着他像沥青一样瘫软在墙角的垃圾中。
现在，轮到我们的局长了。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那对眼睛，和吴雪的眼睛在黑暗中的闪烁一模一样。
“当初你和梁柯交易的时候，他并没有料到你会来这么一手。他很明白，这份交易只有你和他知道。我很惊讶，让他身败名裂，这样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然，如果没有人相信他的说辞的话，他的这份告白确实会让整个‘儿媳’毒死丈母娘的案件更加真实。可是现在……”我掏出手枪逼近他的额心。我听到子弹在弹匣里蠢蠢欲动的声音，对这种声音我简直是厌恶之极。
可是我还是得用我干枯的喉咙说：“你让他身败名裂，他恨透了你。所以，他请我来杀死你。我不是记者，现在你该明白了。”手枪上的消音器冗重得像背了个枕头，可它不是个坏东西。
“听我说，小姐。”他终于试图说什么，“我没有……”
“对我辩解又有什么用呢？”我嘲讽地笑了，“不过，你还有一个选择。”他直直地盯着我，“雇佣我去杀掉梁柯。反正，不是你死，就是他亡。我给你两分钟时间。”
两分钟之后，我开着梁柯借给我的车离开。而惊魂未定的局长并不知道我带走了什么。
当警察误冲进我的房间时，我正好喝醉了酒，在永远是空白的梦境里找不到出口。房间里充满了酒味。我七扭八歪地瘫在床中央，手里握着一只空酒瓶。
“不是那个人。”一个警察没好气地说，“一个酒鬼！早说过不能相信这种举报！”
我听到梦里的远处有乒乓作响的打斗声，接着，所有的白色都疯狂地向我扑过来。我的手胡乱甩动，碰到了冰凉的手枪。但它是安全的，相反，每一具移动着的温暖的肉体才是最危险的事物。我一把抓住它们。我不知道自己对白色的侵入者吼了些什么，总之潮水在慢慢退去。门关上了。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从白色敌人的包裹中清醒了过来。我隐约觉察到我在别人的面前，亮了枪。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忘记了进入我房间的是些谁，虽然我隐约有些记忆。不管如何，我不喜欢坐牢。
我把仿真的玩具枪拿出来，把真的枪藏好。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他们再次闯入时，却惊讶地发现我没有逃，依然人事不省地陷在床上，手里握着两把手枪——手枪？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接近，仔细端详着手枪。那是相当逼真的玩具手枪。他笑出了声。同情地吸着房间里带有酒的腐臭味的空气，他带上了门。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警察局长的儿子二次碾压，蓄意杀人被逮捕的消息的。新的法医报告鉴定老人的死因是车祸。局长引咎辞职。一个神秘的电话把警察们带到一幢破旧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那里藏着局长儿子车上被撞坏的保险杠。法医验出了老人衣服上的纤维和局长儿子的指纹。
梁柯在认母骗局后被千夫所指，一蹶不振，新近被检查出患上肝癌。
吴雪疑精神错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我一个人走上公寓的楼顶。只有一个人死了，一个谁也不会在意的人，一个被当作工具的人。我曾看见她在黑暗的街道里追着时髦的年轻男女，手里伸出破旧的碗，嘴角流出白沫。我也曾看见她白森森的骨片，暗红色的血泊和迷宫般扭曲的脸。而现在，我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人死了，其余的人都疯了，而且终将死去。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从看到老人的尸体起，我就确信，她是被一辆汽车撞死的。二次碾压，以及沾满血迹的摩托车，只是一个幌子。
撇开肉酱不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解释：吴雪已经把老人给毒死，老人躺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是尸体。一辆摩托车经过，从她身上碾过去。司机害怕医药费，便二次碾压试图让她死去。又因为这辆摩托车是司机偷来的——印证了摩托车主人的话——司机很放心地把摩托车留在现场，自己离开。
但我不能不去想，老人是被碾成了肉酱。如果只是为了把老人弄死以逃避天文数字的赔偿，根本没有必要把老人碾成肉酱。碾成肉酱需要时间，需要力气和毅力。我不相信肇事者会在紧急状况下，做出无意义的举动。
汽车。老人一定是被汽车第一次撞击以后，汽车司机为了隐藏撞击的伤口，想出用摩托车把她的尸体碾成肉酱的方法，这样，没有人会怀疑肇事车是摩托车以外的车。何况事故地如此偏僻，摩托又是重型的，汽车司机大可以慢慢地伪造现场，嫁祸他人。
她也根本不是被毒死以后再被碾压。假如是摩托车直接从尸体上碾压过去，同样也没有碾成肉酱的必要。碾碎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查不出汽车撞伤的痕迹。否则，作为替罪羊的摩托车，也没有任何价值。谁让摩托车上并没有撞击的痕迹呢？
至于为什么摩托车会和汽车在一起，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说，开车的人把摩托车装上汽车偷跑了。比如说，汽车里原本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开走了摩托。
所以当法医的报告说她是被毒死后再碾压时，我就明白那个法医撒了谎。
吴雪找人追杀我，很正常。如果是我，我也宁可相信死人才是真正不会说话的。我只是没想到那个杀手会撬开门进来，会刚好碰上我在发呆。而我的动作一向都很慢。
至于吴雪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认了罪，也只能怪她透露给我太多信息，以至于她在惊讶之下，相信是我骗了她，然后把所有的信息都透露给了警方——比如只对肝脏损伤和高性能液体色谱法。本来她可是认为没有人能抓到她的把柄。因此突然被审问，她便想当然地认为警方已经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跟那群警察有什么接触。至于知道她被错抓时我为什么不去说出自己的怀疑，是我宁愿让她在拘留所里多呆几天。她毕竟是想杀人了。
而当那个倒霉的法医告诉我，是局长要求他这么做时，那天在现场的疑点浮现在我眼前。局长的车停得离草丛很近。距尸体约十米远。地上没有急刹车的痕迹。我开始相信，局长在到达现场之前，已经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对前方一无所知，他应该在空旷的路中央，在尸体的近处紧急刹车才对。
但是，局长的车上没有任何撞击的痕迹。
伪装法医报告对肇事者有直接的好处，警方会放弃对车祸的调查，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死因。局长不是肇事者，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替肇事者做出了包庇的决定——下班假装发现尸体，亲自指挥现场。那位肇事者与局长的联系应当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得像尸体与蛆虫。任何一个人第一怀疑的，就是他的家人。
我潜入了局长家的车库，在车库的垃圾箱里，我找到了局长儿子车上缺失的保险杠以及车灯碎片，上面有还残留着指纹。我知道王兰那天穿的是毛衣，撞击必会把纤维留在保险杠上。
局长的儿子曾因偷窃而入狱。他很难对路旁还没熄火的一辆高级摩托车置之不理。
但我知道不能直接把它送到派出所去。饭馆里的议论告诉我，最近上头——难道不是局长的策动吗？——对刑警队特别关照。我不能冒着被局长截住或淡化的危险，把一个仅有的证据送回去。
这个时候，就要用上孝顺的慈善家梁柯了。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根本不是在为自己失而复得的母亲担心。在母亲出车祸后，他第一句问我的话便是：“快告诉我，那时我的妻子在干吗？”当他第二次要求我去调查时，他要我找出的是妻子杀害了母亲的证据；当我故意问他，我凭什么要接受他的委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钱，而不是——比如母亲死得太惨，要查明真相等令人感动的理由。这可和他报纸上的论调不那么像。
你用什么样的心思猜度别人，你自己就抱有什么样的心思。因此，梁柯从一开始担心的就不是母亲的安危，而是妻子的有罪，以及他自己的钱。他没错，他的妻子吴雪就是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他故意选择了一个痴呆的老乞丐，他冷冷地看着她在半夜里追逐着年轻男女们的背影，口里流着白沫。他故意当街，当着所有人的面抱住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