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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您再说一句，”堂路易不高兴地叫道，“我就出去，这次可不是说着玩的。
真的，您真有办法顾全我的面子。”
“亲爱的佩雷纳，”伯爵说，“我总是跟您说，您有种种优点，只是有一点不足，就是：您不是法国人。”
“少校，我总是回答您，我母亲是法国人，我也有法国人的血统。再说，从气质和情感上讲，我也是法国人。有些事情，只有法国人才能干成。”
两人又一次亲热地握手。
总监说：“好吧，我不表他的功绩就是了。这报告也不念了。论理，我还得说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一五年夏天你中了四十个柏柏尔人的埋伏，被俘虏，直到上月才回到外籍军团？”
“对，总监先生。五年契约期早就满了，我就退伍了。”
“柯斯莫·莫宁顿先生立遗嘱的时候，你已经失踪了四年，他怎么会在遗嘱里指定你为继承人呢？”
“我们经常通信。”
“嗯？”
“是的，我早把准备出逃，并且回巴黎的消息告诉他了。”
“你们用什么方法通信？……你在那里又怎么可能……？”
堂路易笑而不语。
“这一次，该叫你基督山了。”总监说，“神秘的基督山……”
“总监先生，您要愿意，就称我基督山吧。至于我被俘，逃走，简言之，我在战时整个人生的秘密，确实相当不寻常，或许哪天会有机会跟大家讲的，请大家相信我。”
大家静默了一会。总监再次打量这与众不同的人，似乎还有许多事情没弄清楚，便忍不住问道：
“我还要问……你的伙伴为什么叫你亚森·罗平呢？只是表示你勇敢，精力充沛吗？”
“这倒是另有原因的，总监先生。我曾经根据一些表面上不可理解的细节，破过一件奇怪的窃案。”
“这么说，你有破案的本事。”
“是的，总监先生，我在非洲用过几次。那时亚森·罗平刚死，大家都在议论，所以给我取了这个绰号。”
总监问：“那是桩大案吗？”
“相当大的。失主就是柯斯莫·莫宁顿。那时他住在奥兰省，我们的交往就是那时开始的。”
又是一阵沉默。堂路易补充道：
“可怜的柯斯莫！……就是这个案子使他信服我那点侦探的小本事。他老是对我说：‘佩雷纳，我要是被人谋杀了，你要向我发誓，要追出凶手。’他脑子里一直有个顽念，就是自己将死于非命。”
警察总监说道：“可他的预感没有道理呀。柯斯莫·莫宁顿并不是被人谋杀的啊？”
堂路易说：“总监先生，那您就错了。”
总监吓了一跳，忙问：
“什么？您说什么？柯斯莫·莫宁顿……”
“我说他并不是如人们所认为的，是打针失误致死的，而是如他自己所担心的，死于非命。”
“可是，先生，您这样说没有根据。”
“总监先生，我是根据事实的。”
“莫非您知道什么隐情？当时在场？”
“上个月我并不在场。老实说，即使我到了巴黎，因为不常看报纸，我也不会知道他去世的事。是总监先生您刚才说起我才知道的。”
“先生，既是这样，您能知道的，也就是我知道的这些呀！您得相信医生的诊断啊！”
“很抱歉，我觉得医生的诊断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可是，先生，您究竟有什么权利这么说话？您有证据？”
“有。”
“是什么？”
“您自己的话，总监先生。”
“我自己的话？”
“总监先生，就是那几句话。您先说莫宁顿行医，医术很高明，后来却说，他自己注射一种针剂，不小心引发炎症，几小时后就死了。”
“对，我说了这些话。”
“那么，总监先生，我敢肯定，像柯斯莫·莫宁顿那种替人看病，医术高明的医生，给自己打针，不可能不仔细作消炎杀菌处理的。我看过柯斯莫工作，知道他是怎么给人治疗的。”
“那么……？”
“那医生就出具了死亡证。一般医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都是这样干的。”
“所以，您的看法……”
佩雷纳转身向公证人：
“勒佩蒂依先生，您被请到莫宁顿先生病床前时，没看到什么异常情况吗？”
“没有。莫宁顿先生已经弥留了。”
佩雷纳说：“无论怎样不得法，一针打下去，引起这样快的后果，这已经够奇怪了。
他没有什么痛苦吗？”
“没有……或不如说有……我想起来了，他脸上有褐斑。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时没有的。”
“褐斑？那就证实我的假设了。柯斯莫·莫宁顿是被人毒死的。”
“怎样下的毒呢？”
佩雷纳说：“在甘油磷酸盐安瓿里，或者病人使用的针管里，一定放了什么东西。”
“可医生是怎么看的呢？”总监补充道。
佩雷纳又问勒佩蒂依先生：
“勒佩蒂依先生，你没有请医生注意那些褐斑吗？”
“请过的，但他根本不重视。”
“是他的保健医生吗？”
“不是，他的保健医生皮若医生，是我的朋友，就是他介绍我去作莫宁顿的公证人的。皮若病了。我在病床前看到的，肯定是街区的一个医生。”
总监翻出死亡证说：“他的姓名地址，这里都有。贝拉瓦纳医生，阿斯托路十四号。”
“快去找他，把他领来。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别耽搁。”
又对堂路易·佩雷纳说：“韦罗一小时前来过这里，很不舒服，惊慌不安，说有人监视他，又说要向我报告重要情况，是关于莫宁顿案件的。还说今晚要发生双重谋杀案，是柯斯莫·莫宁顿被害一案的余波，让警察出面阻止。”
“你说他身体很不舒服？”
“是的，是不舒服，而且很奇怪的是，他的脑子也受了打击。他出于谨慎，给我留下一份报告，但这报告竟是一张白纸。喏，这是信纸和信封。另外还有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一块巧克力，上面有齿痕。”
“总监先生，那两件东西，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不过它们不会告诉您任何情况的。”
“或许……”
堂路易把那纸盒和黄信封仔细看了好一会儿。那信封上印着“新桥咖啡馆”几个字。
大家都等他说话，以为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但他只说：
“信封上和纸盒上的字迹不同。信封上的较模糊，有点战抖，一定是模仿的。”
“这表明……这信封不是您那位部下写的，总监先生。我推测，这位侦探在新桥咖啡馆桌上写报告，封好后，一不留心，被人家掉了包，信封写的是同一个地址，里面却是一张白纸。”
总监说：“纯粹是假设！”
“也许是的。但有几条可以肯定，总监先生，就是您那位侦探的预感是有根据的，他已经被人严密地盯上了，他对莫宁顿遗产的调查妨碍了犯罪活动，因此他有极大的危险。”
“啊！啊！”
“必须救他，总监先生。从会议一开始，我就相信，我们碰上了一桩已经开始的犯罪活动。但愿为时还不太晚，您的侦探还没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啊！亲爱的先生，”总监叫道，“您这么肯定，我很佩服，但这并不等于说，您的担心得到了证实。韦罗回来，就最能说明问题。”
“韦罗不会回来了。”
总监说：“为什么这么说？”
“他早已回来了。接待员看见他回来的。”
“接待员一时看走了眼。要是您没有别的证据，表明这人……”
“我有，总监先生。韦罗回来了……在这留下了……在这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几乎认不出来的字母。您的秘书没有看见他写，我也是刚才看见的。这不是他已经回来的证据吗？而且是有力的证据。”
总监显得困惑。大家也都惶惶不安。这时秘书回来了，说谁也没见到韦罗。大家更是担心起来。
堂路易说：“总监先生，请您叫接待员来问问。”
接待员一进来，佩雷纳不等总监开口，先问道：
“你确实看见韦罗第二次走进这间屋子吗？”
“是的。”
“没有再出去？”
“是的。”
“您就没有走过神吗？”
“一秒也没有。”
堂路易叫道：
“总监先生，你有本年度的医生名录吗？”
总监找出一本医生名录，翻了一会，说：
“名录上没有贝拉瓦纳医生，阿斯托路十四号没有医生居住。”
警察总监说完这几句话，大家沉默了好久。美国使馆秘书、秘鲁公使馆专员十分关注地听着这番谈话。少校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他觉得佩雷纳不可能出错。
总监承认道：
“显然……显然……情况搅在一起……不如说模糊不清……那褐斑……那个医生……这个案件应该仔细调查一下。”
他似乎不由自主地询问堂路易·佩雷纳道：
“大概，在您看来，谋杀……与莫宁顿先生的遗嘱可能有关？”
“总监先生，这我不知道。也许应该假设有人知道了遗嘱的内容？”
“我认为不可能。您认为这可能吗，勒佩蒂依先生。因为莫宁顿先生似乎做事是很谨慎的。”
“你的事务所也不可能泄密吗？”
“谁泄密呢？只有一个人经手这份遗嘱，再说也只有我掌握保险柜的钥匙。每天晚上我亲自把重要文件锁在保险柜里的。”
“你的保险柜不会被人撬开吗？你的事务所失窃过吗？”
“没有。”
“你是上午去见柯斯莫·莫宁顿的吧？”
“星期五上午。”
“从上午到晚上你把遗嘱放进保险柜以前，那份遗嘱放在什么地方？”
“大约放在写字台抽屉里。”
“有人开过你的抽屉吗？”
勒佩蒂依显得惊住了，答不出话来。
“怎么？”佩雷纳又问。
“怎么！……是的……我想起来……是有点不对头……那天，那个星期五。”
“您能肯定吗？”
“对。”
“那天我吃了午饭回来，看见抽屉没有锁上，就把它锁上了，当时没起疑，也没怎么在意，今天才明白……才明白……”
这样，堂路易·佩雷纳的假设就逐步得到了证实，确实，他是凭几个疑点作的假设的，可是首先他凭的是一种直觉，一种洞察力，他没有经历这些事件，却能巧妙地把这些事件串接起来，在他身上，这种直觉和洞察力真是叫人惊异。
总监说：“先生，您得承认，您的诊断，多少带点偶然性，我们很快就可以用更客观的事实来检验您的假设。我派了一个部下去调查此事……现在他应该在这儿了。”
公证人问：“是调查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吗？”
“首先是调查继承人。两天以前，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搜集到许多材料，甚至了解……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今天曾对我的秘书说，一个月前发生了一起暗杀案。柯斯莫·莫宁顿先生不是刚好死了一个月吗？……”
他说着果断地按了铃。
他的秘书立刻跑进来。
“韦罗呢？”
“还没有回来。”
“先生，您很清楚，韦罗要是在这里，我们自然知道！”
“他在这里。总监先生。”
“什么？”
“总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