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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点点头。“《洛杉矶时报》的巴里·乔丹告诉我，他要从安全的角度写一篇报道。不过这得要很多材料才行——从着手写作到正式发表间隔时间太长，还需要律师认真阅读稿件。我这家报社就登不起这种报道。我需要一点今晚能用的材料。”
“不供你发表，”凯西说，“我已经有条好线索了，但你不能公布来源。”
“肯定。”罗杰斯说。
“爆炸的发动机是太阳星公司从斯维卡公司购买的六台发动机中的一台，”凯西说，“肯尼·伯恩是我们的咨询专家。他用管道镜仔细检查过发动机，发现了许多损伤。”
“什么样的损伤？”
“桨叶切口开裂和叶片裂纹。”
罗杰斯说：“是扇叶上的疲劳裂纹？”
“完全正确，”凯西说，“肯尼叫他们把发动机退回去，但太阳星重修了一下，把它们都装到了飞机上。发动机爆炸时，肯尼气坏了。所以，你也许从肯尼那里能弄到个人名。不过我们不能充当你的消息来源，杰克。我们得和这些人做生意。”
“我懂，”罗杰斯说，“谢谢。可是我的编辑想知道今天在车间里发生的事故。所以，告诉我，你是不是相信有关和中国的那笔买卖的抵偿条款的确是无稽之谈？”
“又兜回来啦？”
“是的。”
“这事你不该问我，”她说，“你应该去和埃格顿谈。”
“我挂过电话，但他的办公室说他出差在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北京？”
“无可奉告。”
“马德怎么样？”
“什么他怎么样？”
罗杰斯耸耸肩膀。“所有的人都晓得马德和埃格顿之间斗得你死我活。马德原来指望被任命为总裁，可是董事会否决了他。但是董事会和埃格顿只签了一年的聘用合同——所以他只有12个月时间好干。而且我听说马德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挖埃格顿的墙脚。”
“我不知道这里头的事。”她说。凯西当然听说过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马德对任命埃格顿为总裁自然是大为失望，恨得要命。至于马德以什么手段对付这个，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德的太太控制了公司11％的股权。加上马德的关系，他也许能再添上个5％。但16％的股权并不足以使他处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尤其因为埃格顿得到了董事会强有力的支持。
于是厂子里大多数人认为马德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埃格顿的指挥棒转——至少在目前是这样。马德也许心里不是滋味，但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公司现在流动资金很成问题。他们现在造的飞机中有的就还没有买主。然而他们需要数十亿的美元，如果他们希望开发新一代飞机，以便能在未来的业务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
所以，形势是明摆着的。公司必须把飞机卖出去。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也包括马德。
罗杰斯说：“你没听人讲过马德暗地里头拆埃格顿的台？”
“无可奉告，”凯西说，“不供发表：这种搞法没有丝毫道理。公司所有的人都需要这笔买卖，杰克。包括马德。目前，马德正狠命逼着我们解决545的问题，只有这样，那笔生意才可能做得成。”
“你认为公司的形象会因为两名最高官员的互相敌视争斗而受到损害吗？”
“我说不上来。”
“行，”他最后说，一边合起他的拍纸本，“如果你们在545上有突破了，打个电话给我，行吗？”
“一定，杰克。”
“谢谢，凯西。”
和他分手之后，凯西才知道她已经被这个采访弄得疲惫不堪。这年头和一名记者交谈就像是一场激烈的棋赛：你得预先就设想好几步棋；你得想象到一名记者各式各样歪曲你原意的花招。气氛往往是毫不留情、充满敌意的。
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记者需要的是消息，他们的提问直接指向事情的本质。他们需要的是某个事件准确的情形；为了得到这个，他们就只好试着用你的方法去看待事物，努力理解你为什么那样考虑。他们也许最终不会和你保持一致，但他们能在拒绝你的意见之前先准确表述你的观点，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采访的过程不是那么个人情绪化的，因为核心是他们力图了解的那个事件。
但是现在的记者来采访时，头脑里已带来了先入为主的导语。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证明自己已知的事物。他们更想要的是罪恶的证据，而不是消息。以这种方法，他们对你的观点公然表示怀疑，因为他们认定你是在避重就轻。他们从一种普遍有罪的假定出发，形成一种无言的敌对与怀疑气氛。这种新方式是非常个人情绪化的：他们要脚下使个绊子把你勾倒，或者趁你出个小错或说句傻话时一把逮住你。有时甚至把一两个词从上下文中割裂出来，让你露怯犯傻或是晕头转向。
由于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情绪化的，所以记者们没完没了问的都是个人的揣测。你认为某个事件是不是破坏性的？你认为公司会不会因而受损？这类揣测对老一代记者而言是不时兴的，他们全神贯注于事物的本质。当今的新闻界则是极端主观的——“诠释性的”——于是揣测就成了它的命根子。她发觉这种方式真叫人防不胜防、精疲力竭。
而杰克·罗杰斯呢，她心里想，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报纸记者都还算好，而电视记者你就得好好当心，他们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呢。
5号飞机库外上午10时15分
她一边穿过厂区，一边从包里掏出手机给马德去电话。他的助手爱琳说他正在参加一个会议。
“我刚离开杰克·罗杰斯，”凯西说，“我想他正在计划写一篇报道，报道内容是说我们正把机翼装备运往中国，而且在管理层中出现了勾心斗角的麻烦。”
“啊，”爱琳说，“这很不好。”
“埃格顿最好见他一次谈谈，设法让他停下来。”
“埃格顿不和新闻界打交道，”爱琳说，“约翰6点回来，你想那时候和他谈吗？”
“我想最好是。”
“我给你登记下来。”爱琳说。
4
验证试验场上午10时19分
这里看上去像是个航空垃圾场：旧机身、机尾、机翼的部件堆在锈蚀的脚手架上，到处一片狼藉。但是空中弥漫着压缩机稳定的嗡嗡声，粗管子连接着飞机部件，就像病人身上的静脉输液管。这里就是验证试验场，是恶名在外的艾莫斯·彼得斯的领地。
凯西看见他在右边，一个驼背身影，衬衫袖子卷得高高的，宽松的裤子，正俯身在诺顿宽体客机一段机身下面的终端读出器架子上。
“艾莫斯。”她叫了一声，朝他走过去。
他转过身瞥了她一眼。“走开。”
艾莫斯是诺顿公司的传奇人物。他快70岁了，一向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他早就过了规定的退休年龄，但还在继续工作，因为他对公司来讲还是必不可少的。他的专长在损伤耐力或疲劳试验这一神秘领域。疲劳试验与十年前相比，其重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
自从取消管制之后，航空公司飞机的飞行时间变得比人们预计的要长了许多。国内航空公司有3000架飞机服役都已经超过了20年。这个数字五年后将会翻一番。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么多飞机在继续服役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
除了艾莫斯。
1988年发生阿洛哈737事故时，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请了艾莫斯当顾问。阿洛哈是夏威夷的一家岛际航空公司。他们的一架飞机正在24000英尺高度作巡航飞行的时候，一块18英尺见方的飞机外表层突然从舱门到机翼之间的机身上剥落下来；机舱立刻失压，一名女乘务员被吸出舱外惨死。虽然发生了暴发性的失压现象，飞机还是安全地降落在毛依岛上，在那里它被当场拆解报废。
阿洛哈公司机队的其余飞机都进行了腐蚀与疲劳损伤检验。另有两架使用频次极高的737飞机被拆解报废，第三架维修了好几个月。这三架飞机都有广泛的外表层裂纹和别的腐蚀性损伤。当联邦航空局发出一份适航性指令，强制对737机队其他飞机进行检验时，又有分属18家航空公司的49架飞机被发现存在大量裂纹。
航空工业界的飞行观察员都为这个事故感到困惑和茫然，因为波音公司、阿洛哈公司和联邦航空局三方面都被认为应该负责监督该航空公司的737机队。腐蚀性裂纹是早期生产的737型飞机的一个久为人知的问题。波音公司早就警告过阿洛哈公司，夏威夷含盐的潮湿性空气是“严重的”腐蚀性环境。
后来，调查发现，事故发生具有多种原因。阿洛哈公司从事的是岛屿之间的短途飞行，其起降周期的密度超过了维修计划的应付能力。这种压力与海洋性空气的腐蚀性相结合，在飞机表层上产生了一连串细小的裂纹。这并没有引起阿洛哈公司的注意，因为它缺乏经过培训的维修人员。联邦航空局也没注意到，因为它的工作早已不堪重负，而且严重缺乏人手。联邦航空局驻火奴鲁鲁的维修监察官一个人要负责从中国到新加坡到菲律宾的环太平洋地区九家航空公司和七个维修站。最后，终于发生了一架班机裂纹扩大结构散架的事故。
事件发生以后，阿洛哈、波音和联邦航空局组织了一个巡回抢修队。阿洛哈公司机队未曾发现的结构损伤，被归因于管理不善，或者是缺乏维护，联邦航空局检查不力，工程力量薄弱等等。其后的几年里，指责攻讦在这几家之间来回进行着。
但是阿洛哈公司的飞行事故也促使航空工业界开始注意到了飞机飞行年限增大之后产生的问题，这也使艾莫斯在诺顿公司里声誉鹊起。他说服了管理层，开始买进更多的旧飞机，把机翼和机身拆下来作为试验品。日复一日，他在试验架上对这些陈旧的飞机反复加压，模拟起飞和降落，风切变和湍流，使它们接受应力，艾莫斯从而能够研究它们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裂纹。
“艾莫斯，”她说着走到他身边，“是我，凯西·辛格顿。”
他的一双近视眼眨巴两下。“噢，凯西，没认出是你。”他乜斜着眼看了她一下。“医生给我开了个新处方……你好吗？”他打了个手势让凯西跟他走，然后他就自管自朝不远处一座小房子走去。
诺顿公司里没有人能搞得明白凯西怎么能够和艾莫斯处得来的，但他们是邻居啊，他和他的哈巴狗孤孤单单地生活在一起。凯西养成了差不多每个月给他做顿饭的习惯。作为回报，艾莫斯就把自己研究的飞行事故的心得讲给她听，让她开心。他能一直追溯到50年代第一次替星号失事。他对飞机有着百科全书式的了解。凯西从他那儿学到了大量的知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凯西的顾问和导师。
“昨天早晨我是不是见到你了？”他说。
“是的，我正和女儿在一起。”
“我想也是，要喝咖啡吗？”他打开架子上的小门，她嗅到烧糊了的碎咖啡豆的强烈臭味。他的咖啡总是很难闻。
“太棒了，艾莫斯。”她说。
他给她倒了一杯。“就喝点清咖啡吧，奶油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