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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峰自知无话可辩。叹口气说：“行了，给我拿条毛巾，一块香皂。”
“好的，先生”。张明达不苟言笑地从货架上拿下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用纸包好，放在柜台上，向前推一推，“先生，您还买点什么？”
“就这。”陈一峰把两张军票夹着的情报压在柜台上：“不用找钱了”。
“谢谢先生”。张明达伸手接住军票拉向怀前：“以后请多多关照。”同时点了点头。
他们这第一次接头的情形，谁也忘不了。这以后，他俩偶而谈起这次接头来，便互相戏谑。陈一峰说张明达“死心眼”。张明达说陈一峰“没心没肺”。
但是在“中联社”大楼里，两人严格遵守自己的职务身份。在他们的公开职务间，是没话可说的。然而到了李得森诊所，两人都是“病人”。没有其他病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便连“病人”也不是了。研111 究时局形势，分析情报价值，商量应该主动猎取什么情报，有时也谈笑。
今天陈一峰是专来等候张明达传达上海情报科答复的，西里龙夫得到中西功的消息，说北平宪兵司令部有电报给上海宪兵司令部要密捕他。为此他替中西功担心，告诉了陈一峰。陈一峰更担心西里龙夫，便和李得森研究，决定向上海科提出意见，要求答复。
李得森把罗哩罗嗦的老太太打发走了。房里只有他们三个人时，忙问张明达：“怎么答复的？”
张明达恼怒地涨红着脸说：“等等，看看”。
“什么？”李得森皱起眉头焦躁起来。
“你再说一遍。”无冕皇帝极严肃而文雅。
张明达只得从头到尾把见到程和生以后怎么说的，程和生怎么答复的重复了一遍。
三人默默相向，谁也说不出话来。别看李得森山东人气粗好斗，到了三关隘口，悬崖绝壁，地位不利的时候，也就“没咒念了”。陈一峰呢？共产党是个革命组织，党员个人要服从组织，下级要服从上级，莫说无冕皇帝，就是有冕皇帝，在组织命令前也得老老实实。现在他面无表情，像个腊人塑像。
张明达看看他们俩，轻声道：“不能这么愣着，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李得森怒气未消。
“没有办法才想呢，有办法还用想？”张明达尽力耐住性子。从昨天见到程和生到现在，他只想一件事：怎么保护住西里龙夫。中国人，不管怎么说，好办。戴上一副眼镜，换套衣帽化个装，人堆里三混两混就能出城门过关卡。西里不行。就他那中国话，张口便露馅。他想过：唯一的办法是用武力把他接出南京去。南京地下党在伪军警中会有秘密组织，但是情报站和他们毫无关系，而且他们大概不会这样做。南京郊外有游击队，但情报站和人家也没有联系。即使出面去和人家联系，其一，人家是否相信你？其二，没有上级的通知，哪个武装敢随便乱动？他叹了口气，关键的关键是上级。上级批准了，一个通知，莫说接一个西里龙夫，接十个百个，也能办到。没有上级的通知，莫说西里龙夫，就是李得森、陈一峰和三天跑一次上海的交通在内，离开南京一步试试！？没有组织的命令和批准，擅自离开岗位，就是自动脱党，一切都完。事情就这么简单。
他又叹口气。忽听陈一峰喃喃自语道：“南京虽大，又是日本人的天下，可是藏不下一个逃亡的日本人。。”“轻装。”李得森决然道：“不管上海怎样，我们轻装。”张明达不解他所说的“轻装”是何意，转头看他，只见他满脸涨红，忿忿然道：“把每个人的工作都轻装。”“工作怎么轻装？”张明达问。“可做可不做的，不做了。交下来的任务，坚决完成。重大的，战略动向性的，坚决拿到，其它一律不动。”陈一峰莫名其妙，问道：“这能解决什么问题？”李得森说：“腾出时间来，加强应变联络。”陈一峰说：“问题在于要先有应变方案。然后才是联络，联络是第二位的。”
李得森指点迷津似的轻声说，“应变、应变，随机而应变，随时联络才能随时掌握情况，掌握了情况，才能随机应变，不联络谁知该怎么变？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也得看清山前什么样才能找出路来。现在我们只有多观察，多联络，才能临时想办法。”
谁说不是？三人几乎同时叹气。过一会儿，张明达先开口了：“老是这么叹气楞着，没有别的办法啦？”“什么办法？”李、陈二人几乎同时出声。“事到如此紧急关头，老吴只会说等等，看看。既不讲明是什么原因，又不讲明有什么困难。领导上这个态度，我们该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二人又同时问他。“我看，现在我们需要独立思考了。”张明达沉思地说。“对。”李得森思索着点头：“作为南京站的负责人，我首先就得独立思考。现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暴露在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侦察视野里了。当然，我们应该不怕牺牲，坚持战斗岗位。但是坚持岗位，首先要创造坚持的条件。”
“你说吧，怎么办？”陈一峰急切地说。“具体研究，具体安排。”李得森胸有成竹似地：“来，首先研究汪敬远。”
汪敬远是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在汪精卫公馆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汪精卫一直在向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允许他的“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未得他主子批准，十分焦躁。告诉汪敬远，汪精卫宣战不宣战，既影响不了国际格局，也算不上有价值的情报，随他去吧。汪精卫每天的会客名单以后停止抄送。会客谈话内容，属重大军政决策的，临时简报，一般的不送。汪伪政权官员们勾心斗角地狗咬狗，不报。李长江、任援道、孙良诚等伪军活动，意义不大的，也不报。汪精卫和日方条约性活动，待有结果再报。关于日方用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条件诱降阎锡山的事，拖拖拉拉，至今无结果。今后，阎锡山是继续跟蒋介石，还是投靠汪精卫，他还在对形势作观望，他有两万人驻地处在八路军的包围圈内，想借日军力量把他们接出来，没有那么容易。日本人不是傻子，不会先为他的两万人去流血。看来事情还要拖下去。即使有了结果，意思也不大，无关大局，停止，不报。关于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已处危境的情况，暂不通知汪敬远，这位老弟性子特别急，以免引起他波动。“不合适吧？”张明达插话说：“这不报，那不要，汪敬远会问，我干什么？”“注意应变联络。”李得森说。“那样，他一定又要问，应什么变？你能不对他说日本同志的事？”李得森点头同意：“有道理。可是。。这事我亲自办。研究第二个，郑百千。”
郑百千是汪伪政府博物委员会主任的二公子，在师范学校当讲师，他的力量放在文化战线。以前报过张资平要投汪当汉奸，提请领导上警惕他投敌后，在知识分子群中可能产生的坏影响。现在张资平投敌已成事实。最近延安传来消息，毛主席已经给他戴上汉好帽子了，有讲话纪录为证。他翻不了身，影响不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告诉郑百千，文化战线的调查停止。某些知识分子动摇性大，准要当汉奸，由他们当去，我们也拦不住。国难当头，考验每个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另外还要通知他，以后有重要情报，也只口头面谈，不许他再长篇大论的写那些书面报告。对他也要把面临情况的严重性讲清楚，要他勤联系。
第三个，从郑百千带出个无锡的邱麟祥来。
邱麟祥的家是隐蔽点之一。他在无锡南门外开个米行，兼个小学校长，从他家向南走半天就可到苏南根据地边缘区。他不在南京，危险性不大。他由郑百千联系，叫郑百千通知他，叫他通过亲友关系，开辟一条从他家到苏南的临时交通线，要绝对安全，万不得已，由我们想法把西里龙夫他们送出和平门去上火车，在无锡下车。
“那样走路程太远，”张明达又插活：“走半天，还要带着他的夫人，不如往北，上火车轮渡过江，奔六合，很近就是游击区。”“是啊，还要带他夫人，怎么把他们送出和平门？”陈一峰沉思着说。难题又回到日本同志身上了。而且，即使把他们送出了和平门，或者也过了江，到了根据地。那时候交给谁？谁接受？上海情报科是直属最高层的绝对保密单位，在党内也绝对保密，谁泄露了，都要受纪律处分；在党外，哪个人知道这单位？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没有上级的部署，随你多么周密的计划方案，要送日本同志去根据地，全是空话。最后，三人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的嘴，我看他的口，他看你鼻子底下那个能说话的东西，看它说什么。归根到底，只有也只能执行“等等看看”的指示。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去，中西功又次拜访了他在宪兵队的朋友，谈话间，他发现，这位朋友对他过分地客气，看得出，他明显地在恪守着一种分寸。绝不涉及宪兵队内一点情况，更不提及中西功该不该离开上海的话题。好像他根本未向中西功透露过北平宪兵队给上海宪兵队电报要密捕他的事。
两人互相道别时，这位朋友仍是那么客气有余。中西功挑眉凝思：这位朋友开始回避他呢，还是另有蹊跷？他满怀疑惑地进了“满铁”他的办公室，翻出新到的各种内部密件阅读。
以便了解当前日本国内形势对他自己安危的关系。但是，这些密件，虽然也有军事方面的，大部分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凭他的经验，很快看出，太平洋战争后，不到两个月，日本船只损失惨重，粗略统计一下，便近60 万吨。忽然，一条“代电”吸引了他：“关东军组成6 个军”，其中的两个驻扎地，更令他注意，一个是安东，另一个是牡丹江，这不是北攻苏联的态势部署又是什么？从牡丹江东下到达绥芬河，直取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和符拉迪乌斯托克（海参崴），然后沿铁路北上曼佐夫卡，再沿兴凯湖东岸，直取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解冻以前的初春季节，这片沼泽地是理想的行军路线，并且，他还注意到一条“内阁密讯”称：“政界有人建议，大东亚圣战应以占领新加坡作为一个行动段落，停止使用武力，与美国认真谈判一次，取得谅解，缔结个某种协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至少可以认为，日本在解冻以前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很大。
他决定约老吴面谈一次。
他正要出门，程和生进来了，神色有点惶急。
“先生，宪兵队叫我们搬家。”
“唔？”
“银行二楼，我们调查班的房子，进去五个宪兵，限令我们立即离开那里。”
“他们没说为什么？”
“没有，只是命令我们立即离开。”
“说话语气凶狠吗？”
程和生想了想：“不客气。”
“带有危险迹象吗？”
“没看出来。”
“唔。”中西功思忖片刻，轻声说：“立即撤离那里，一周之内，除了你和倪之骥，其他人谁也不许再露面，一律隐蔽，你俩仍旧是我的雇员。”
程和生答应一声，转身出门，中西功又拉回他，低声说：“请老吴考虑，我要见他，时间地点由他决定。”
吴纪光和中西功在四马路一家小菜馆见了面，两人都是一副消闲神气，一瓶法国白兰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