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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嘛，党内民主，谁都可以提。”
老吴摇了几下蒲扇，好像在生谁的气，继续说：“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人，形势有利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是好汉，也能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他们的法宝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两人谁也不说话。程和生壮壮胆子说：“把大家换换住址地点怎么样？”
“怎么换？”
“调动一下。”
“怎么调动？”
“互相调动一下，暂避一下风头。”
“怎么互相调动？”
“南京上海两地换一下。”
老吴拿起大蒲扇猛摇了几下，然后抬眼看着他：“都离开各自的掩护岗位？”
“可以找新岗位掩护。”
“工作呢？”
“在新岗位上逐渐深入。”
“什么样的新岗位？”
“研究嘛。”
“什么样的新岗位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们为安排一个陈一峰费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说汪敬远了。你说是调换，敌人怎么看？人不见了，不就是逃跑了吗，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敌人的手掌了吗？我们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吗？你怎么想的嘛？！”
“可是，我们。。”
“我们怎么了？”
“作为领导，你要考虑我们的处境。”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这样直视老吴，顿觉全身发热，头上冒汗。老吴却冷冷地正面直视着他，轻声问：“你还记得入党誓词怎么说的吗？”
“记得”。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记得就好。”老吴摇起扇子：“现在你要反省为什么随声附和地提撤退。”“我没随声附和谁，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就更应该深刻反省。”“我也没提撤退，我提调换住址地点。”“本质是一样的。”他很想起身告别，但就是站不起来。他又很后悔，本想来好好和领导谈一次心里话，给领导当当参谋，共同研究一个使同志们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继续工作的方案，却怎么谈着谈着竟要用入党誓词自我反省了！从什么地方错起的？赶紧补救。“你听着。”老吴直视着他，脸色严肃：“以后，不要再提撤退了。”程和生抬起头，快快地起身而去。吴纪光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茫然，刚才硬端的领导架子垮下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本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才对。”
林得山被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车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270 弄26号他自己的住宅后，倒比在拘留所里还坐卧不宁了。在拘留所里，他安排他的中国妻子跑领事馆，跑拘留所，跑陈恭澍，请求他们按照谈好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在上海经营旧业，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帮助新“国民政府”办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陈恭澍出面活动，事情还算顺利。不料却冒出个中西功的事来，他不敢不接受领事馆、“特高”、拘留所三方联合交给他的差事。虽然比预想的提前几天出了牢房，但还不如在里面多蹲几天呢。因为与其说早放他出狱，不如说是早被日本人驱使。
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赋，林得山也不例外。当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围几个同胞间流传，那歌词是：
“流亡到这里，不知多少时候，我亲爱的祖国！望了又望，再不看见你那美丽的山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亲爱的故乡？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那曲调是纯粹的朝鲜民歌旋律，凄婉深沉，他每唱起来便潜然泪下，从心里往外发冷。
那时他用经营自来水笔的生意作掩护。30 年代，自来水笔是洋玩意，在中国市场销路很大，收入可观，他把盈利都用来支援“大韩临时政府”的活动了。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对蓝衣社的行动很赞赏，和他们来往很密切，和陈恭澍私交尤深。陈恭澍派人拿着信到香港去见他，他知道逃不脱了，因为他对蓝衣社的手段了若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必须绝对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现在他倒从心底钦佩那个中西功了。他是个日本人，竟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这是反对他自己的祖国啊，而他却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祖国免遭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
想不到他们的宗旨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连日本在内。他从中西功的谈话中看出，中西功就是那种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但是，但是啊！他不能实践对中西功的承诺。他知道，在他身后，有日本的和汪精卫的甚至还有蓝衣社的人在监视着他。
他的中国妻子只知道可怜巴巴地听他指挥。
他没叫他妻子到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去找俄国的弗利浦书店，也没叫她去找塔斯社，更没叫她找个女伴到霞飞路去大声谈论：“中西功被捕了”，当然也没找人到启东去给新四军送信。
他给13480 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日本人：“找哪个？”
他用日语说：“请找津金先生讲话。”
“你是哪个？”
“我是他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
“林山一郎。”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霞飞路1270 弄26 号。”
“你有什么事？”
“你是哪位先生？”
“我就是津金。”
“噢，津金先生。有朋友托我带信给你。”
“什么信？”
“你的朋友中西功被捕了。他要我见你。”
“噢，请你在府上等候，我马上到。”
“好的，记住，霞飞路1270 弄26 号，林山一郎。”
他挂上电话，回家等待。只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闯进了26 号房里，各处张望一眼，围定林得山问：“你是林山一郎？”
林得山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连忙用日语向他们申明，他是受领事馆差遣寻找津金的。但是他们说他们无权听他解释，根本不由分说，把他装上汽车，直送到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他才闹清楚，原来津金早已不知去向。“满铁”接到特高课通知监视他的时候，便已找不见他了。既然林得山通电话给他带信，接电话的人当然怀疑他而报告领事馆了。一场误会。林得山被他们这样抓来抓去，心下很是懊恼。但是，投敌分子有什么懊恼的权利？从领事馆出来，他又到“同盟社”去找菅沼。“同盟社”的人都说不知什么时候起，菅沼便已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明白，这位菅沼先生也逃走了，差事没办成，心里倒有点幸灾乐祸。
奇怪！他不敢耽误，立即到领事馆去如实报告销差，以为从此可以自由了。领事馆两个日本人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对他很温和，向他道了“辛苦”，然后对他说，还要“拜托”他给以“合作”。并说：据他们调查，“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菅沼，都是中西功的朋友，都是嫌疑犯，现在既然已经逃亡，就是中西功的同党、帝国的叛逆分子。那么，毫无疑问，中西功在“满铁”领导的“特别调查班”，每一个人都是大大的嫌疑犯。其中它的班长，叫程和生的那个，和中西功关系十分密切。既然上海“同盟社”菅沼是中西功的同党，南京“同盟社”有个西里龙夫也是中西功的同党，那么，在“同盟社”内，嫌疑犯必定还有多多的。这些，都由两地的特高部门去调查，林先生不必费心。“拜托”林先生去费心的，是调查共党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同盟社”和“满铁”之间的联络人员，也就是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联络人员。
“那是一定有的。”一个日本人微笑着肯定地向林得山点头。“他们不用无线电联络，我们是知道的。”另一个说：“如果用，我们会截获电码加以破译。他们很严密，只用专人传递信息。”“你可以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的人交朋友，可以到南京‘同盟社’去交朋友，你可以走出上海，在京沪之间活动，我们和你太太联络。”“时间，20 天够了吧？”另一个陡然变色，喝问。林得山已经领教惯日本人这种喜怒无常的“德性”了。于是平静地说：“我试试看。”“不！”那日本人狰狞地毗出牙叫：“一定要拿到，这是你的服刑劳役！”那个微笑着的日本人仍旧微笑着：“我们已经相信你了，不要错过机会。
你愿意回到监狱去吗？”林得山点一下头：“我努力！”“要拿到真正的共党的！不许胡指乱说，不许敷衍塞责，如果出现那等事情，定要严厉惩罚。”另一个日本人越发凶狠了。林得山又点头：“我不敢！”他知道，现在他如同一只脖子上套了铁圈的猴子，绳子的一端握在日本人手里，听见锣声不爬竿，就要挨鞭子。他悲哀，因为他不是猴子。他到“满铁”上海办事处去，打听“特别调查班”，据看大门的说“特别调查班”不在“满铁”院内，在对面楼上，但是那里现在已经被宪兵队占用了。他到对面楼上去打听，被值班宪兵盘问了一番，所幸他会说日本话，又有领事馆发给的“派司”，未引起大麻烦。至于“特别调查班”搬到哪里去了，值班宪兵说不知道，也不允许他上楼去打听。
于是他去进行另一项差使，调查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去同“特别调查班”和“同盟社”的人交朋友，是个好手段。但现在死乞白赖去找“特别调查班”，如果里面真有“共党分子”，会不怀疑他？闹不好，难说不把小命丢了。近年来，他与蓝衣社打交道中，耳濡目染，变得十分胆小。在拘留所里，对中西功，他把原名林得山说成任得山，为的就是留一手。
他决定先到南京“同盟社”去观察一下。同时路上留意各色人物，既然那个“共党分子”是在京沪两地传递信息，自然要往返于京沪间。他可以化装成各种人物：商人、小贩、农民、士兵、学生、官员、记者、工人、职员，天哪，这可太难了。
他化装了一下，头戴草帽，身穿纺绸裤褂，手摇黑纸折扇，使自己看去像个赋闲的政府职员，神态滞洒，在车站候车室内外游荡。
他可不像那些愚蠢的日本宪兵和汉奸便衣。他们走到哪里，都先把幌子挂出去：大瞪着眼，故作威严地注视着一个个毫不可疑的人。有时竟要面对面地看那人十几分钟，只要那人有一点“反常”表现，便动手抓，不管怎样，抓到宪兵队就是“抗日分子”，就是请了“财神”。
他快速地扫视在他视野之内的男女青壮年，绝不研究他们的服饰和携带了些什么东西，而只观察他们的神色，对公职人员打扮的尤其注意。他忽然觉得这又好像是个显示能力的好机会了。
开往南京的票车还没检票就已经过点了，检票口外挤满人。汉好警察在入口处两边把守着。他又扫视了一阵，没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便又到人堆外观察在广场上流动的人们。在他想来，这种“共党联络员”也许常趁人不注意之间悄无声息地混过检票口，坐上火车，或者不经过检票口而径直从什么地方溜进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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