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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得和军统蓝衣社打交道。”新领导人又轻描淡写似地接着说：“统一战线，不是和他们搞混合编组。而是我们去统他们，还得随时提防他们咬我们。”说罢他又用眼角余光瞟了吴纪光一下。
这第二瞟，又给吴纪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是在告诫他，工作中麻痹不得。他明白地看到在这位新领导人的眼光里，藏有一丝对他信任程度未敢完全确定下来的警惕。关于这一点，他的自尊心被刺痛了。因为从未见过有哪位领导人用这种眼光看过他。他内心不由一颤。他知道，到上海来作这个工作，必须绝对服从领导。这可以说是这位新领导人给他的第一个要求。
“好吧。”新领导人见他不声响，便向他伸出手，吴纪光也忙伸出手去。两人的手紧握了一下。新领导人又郑重他说：“记住，这个环境很复杂。”说完，皱了皱眉头，仿佛烦恼自己说了多余的罗嗦话。这表情使吴纪光得到点安慰，因为它说明新领导人对他并不完全不信任，而且对他的水平还是有所了解的。
握别之后，吴纪光按指示规定的那样，自动到咖啡馆的柜台前付了账款。待新领导人走出门后，他才急急出门去，像个店伙计追随老板。出门后才径自走自己的路。
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把这次见面从头至尾回忆了一遍，把“老板”给他的第一印象、感觉、信息和自己今后应该怎样在这里展开工作，方方面面仔细地进行了琢磨。
结论是：这位领导人一方面胸襟阔大、视角高远，另方面又很精细。虽然眼光神色都很随和，但却明显地隐藏着极为严厉的某种要求。
这种要求是什么呢？
想不出。
如果只从外形表面判断，可以说这位新领导人平常至极，没有任何特点。个子不甚高，脸稍微有点胖，有几粒不大被人注意的浅麻子。但是他的神气却可以作多种揣度，你可以认为他是个小买卖字号的掌柜的，也可以认为他是个大买卖跑街的，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个吃白相的。同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某个股票市场的阔佬，某个行帮的大辈，某个财团的代理人，甚至某个政治集团的决策人。总之，他给吴纪光的总感觉是：此公可展视的幅度很大，绝不是等闲之辈的一般领导，作风也许很泼辣、雷厉风行。他就喜欢这种领导人，在这种人领导下工作，必须尽可能迅速、准确地领会其指示意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自信自己不至于出现什么令人不满的愚蠢行动。
时过不几天，吴纪光便把这位新领导人的大致底细搞清楚了。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这位新领导人来自延安最高机关，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不仅要领导上海情报科和地下党组织、外围团体和个人，还要领导在香港的有关组织。并且，在那里他还要和许多抗日、反蒋人士联络。他还要不定期地到延安去。至于旅途上的安危，在他纯属细未微事。他可以坐豪华的一等船舱，坐飞机，坐火车软卧，在上海可以坐某些名人的私人小汽车。他来无影去无踪，不知什么时候便会突然出现和离去。什么场面他都能应付，因为凡他出现的所有场面，都有人为他暗中预先作了安排和安全部署。
他在上海的活动，连自称是汪伪特务总管和汪蒋密线之一的周佛海也一无所知。
潜伏在上海的“蓝衣社”们，只能凭感觉知道共产党的存在，却连影子也看不见，更看不到他。
无疑，这是一位身负重任，十分隐蔽的“大亨”人物，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背后只是用赞美的口吻呢称他为“小开”，作为代号。
这些都是吴纪光从周围同志和情报科当时的负责人金鹏同志的接触中听来的。金鹏的夫人也是情报科的成员，她以一位名人的秘书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夫妇二人，一方面掩护的身份适当，同时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磨炼，经验丰富，工作作风稳健，所以虽然作了大量重要情报工作，却不为一般同志所详知。
金鹏在向吴纪光谈到“小开”时，像个严肃的孔门贤人。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小开”褒词溢美，而只是冷静地予以介绍。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吴纪光凭他善于开辟新局面的特长，观察到上海情报科内部同志间的气氛不甚和谐。好像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工作焦的、紧张。虽然没出现公开的意见抵悟，却都有一种不快和不安的情绪流露。
在第二次会见“小开”时，他作为一种观感反映出来，问“小开”：“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个环境很复杂。”“小开”思索了一阵，向他点了一下头：“看来介绍人对你的评价不错，你很敏锐，你暂时不要过问这些事。”极平静的廖廖数语，使吴纪光心下暗吃一惊。原来“这个环境复杂”，不仅指与敌伪顽的斗争，也包括自己内部，这是他未曾想过的。从此，他恪守“小开”的嘱咐，不过问同志间的事。又过了半个月，金鹏约他见面，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有几条线你还不知道，我都交给你。”“交给我？”“这是领导决定的，这摊子交给你了。”“你呢？”“上延安。”“有新岗位？”“去学习。”“是去学理论？”“不知道。”吴纪光接受了金鹏的交代，心下却莫名其妙。暗想：怎么不交代给老同志中的随便哪一位而交代给我呢？我到这里的时间比任何人都短。细看金鹏的神态，一如既往的冷静严肃，不苟言笑。不待金鹏交代完毕，他已经明白，交他接工作，是组织决定的，而且意识到这决定与“小开”有直接关系。他要求会见“小开”。联络人告诉他，“小开”三天前已经离开上海了。在回住地的路上，那熙攘的人群没有影响他的思路。他心里喃喃自语：
“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整顿出个新局面来，也是一种开拓。”怎么整顿呢？这里既不是根据地，也不是军事前方。这里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工作。按性格说，他喜欢搞军事。明枪明刀，痛快。而此时此地却全是隐蔽。
不能开大会喊口号，不能敲锣打鼓戴红花庆功。他来以前，曾想，搞情报就是对敌人情况的侦察。但是这个上海情报科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里是搞敌人战略情报的，不是了解点敌人的皮毛外表就算侦察了。这里的任务是
获取敌军的战略计划，探知敌方首脑机关的战略决策，像牵牛先抓逼绳那样，先去抓敌人决策集团的核心绝密。只要掌握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我们也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地位。
这个上海情报科，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多次作出重大贡献，不参与其事的人是绝不知道的。他吴纪光在到此之前就未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对敌斗争单位。
“干吧，只要坚决执行指示，认真领会‘小开’的意图，就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他鼓励自己。
整个情报科人数不多，走群众路线不难，个别谈话比开大会更容易深入工作，成效面对面地就呈现出来了。
他展开了活动，依次和科里每个成员谈话。
第一个是在“满铁”办事处调查室的日本同志中西功。
中西功给他的印象不甚好。这个中西功，对吴纪光的热情和诚恳，几乎没有作出必要的反映，只是默默地听吴纪光谈。吴纪光和他谈了半天团结和纪律在秘密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都没表情。轮到他谈时，竟出吴纪光意外地谈了一通对时局形势的认识，特别强调他对德日两国潜在矛盾的分析。依他看来，希特勒希望日本北进攻击苏联，不过是给他起壮声势的策应作用，是对日本的一种利用而已。而日本怎愿被利用呢？并且陆海两军的矛盾，恰恰集中表现在这个“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上，大本营举棋不定，这就造成希特勒对日本的不满。在这点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然后又谈了一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力消耗的情况，特别强调战略物资储备量几年来没有增长，难以靠临时掠夺支应日渐铺开的战线供应。在政治方面，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收效甚微。目前只得把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等等，尽力往一起撮合，企图组成个对蒋施加压力的工具，等等。他说得不紧不慢，像是只和吴纪光交流敌情。在整个谈话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战争胜负决定在人，而不在物。若依他所重视的这些内容推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好像是双方物资的比较。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吴纪光没有在这个论点上和他展开讨论。
最后，分别时，中西功给了他一包大炮台香烟。说是他的党费，态度很是郑重。
拿回家打开一看，原来香烟包里装的是三张大额军票。真有意思。
第二个约见对象是在南京“中华通讯社”任顾问的“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日本同志西里龙夫。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位老革命，态度很谨慎。中国话讲得不甚通顺，有点吃力。对吴纪光的谈话，唯唯而已，比中西功显得温和。关于情报科内部的情况，一概不谈。他关心的是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尾崎庄太郎，打不开局面，派去个钱志行，到现在还没安排好一个适当的掩护职业。他提出意见：“希望新领导给以实际指示，从速加以解决。”
第三个约见的是“秀才”陈一峰。这个“秀才”已和吴纪光相见几次了，对吴纪光担任领导，一付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还主动提出，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出行不便，吴纪光不必特地见他。由他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整个谈话，在陈一峰那“稀里马哈”的冷热不定中草草结束，使吴纪光产生了一种空落感。
第四个约见的是李得森，这条山东大汉，不容他多说，瞪起眼叫道：“有什么说的？叫你领导你就领导呗，我是绝对服从，你放心。”
至此，吴纪光心下清楚了：不客气地说，这是个乱摊子，每个人的能量都很大，却未能发挥，必须采取根本性措施加以调整。
他经过深思熟虑，果断行动，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从组织上做了调配。上海是大本营。派出李得森、张敏到南京和陈一峰组成个情报站，使每个人都得以发挥能力。经过调动，一个月后，大家各就各位，工作进入正常运行。
在人力使用上，他心里又有一个军事建制。
他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把南京的西里龙夫当“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是“第三军”。隐蔽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是“独立旅”。活动在上海、南京、无锡的倪之骥、邱麟祥、程维德、郑百千等等，是游击队。李得森的南京情报站，只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联络机构。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大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是驻华北的“野战军”。
他确实掌握着一个情报大兵团。
一年多来，这个大兵团，发挥了作用，他们随时掌握着日本南北两方的军事机密，或可直说掌握着华中、华北两大沦陷区日本占领军的重大行动计划。至于汪伪军的活动，汪精卫和西尾寿造、坂垣征四郎之间的秘密谈判，汪伪内部的宗派内江，汪派同王克敏、梁鸿志之间的明争暗斗，蒋介石“蓝衣社”在上海的活动，影佐祯昭通过“梅机关”摆弄汪伪这具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