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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这位海军元帅由于被撤去联合作战指挥官一职深感不快，而且，由于他在职之时，我常常不采纳他的建议而更加不快；但是，我们之间的长期友谊使他在攻击中有所约束。他的责难主要集中在我的专家顾问们的身上——当然指的是三军参谋长。“在他出任首相期间，有三次——在加利波利，在挪威，以及在地中海——在执行足以使两大战役的全局改观的战略攻击时，每次都由于他的法定海军顾问们惟恐担风险，不肯和他分担责任而遭到挫败，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一论点与原提案人的论点不一致，引起了注意。独立工党的一位议员斯蒂芬先生打断发言，指出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适当干涉军事指挥为理由，建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议人之所以加支持，似乎是由于首相之未能充分干涉军事指挥”。下议院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凯斯海军元帅说：“我们希望首相安排好国内事务，再一次团结全国人民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时，另一位工党议员恰当地插了一句话：“动议是针对中央对于战争的指挥调度。如果这项动议实现了，首相必须辞职；但是这位高贵而侠义的议员，却在向我们呼吁，让首相留任。”罗杰爵士说：
“如果首相必须辞职，那倒成为可悲的灾难了。”因此，辩论从一开始就闹翻了。
虽然如此，辩论仍在继续，而责难者却越发争先恐后地发言。新任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校在论述对我们装备问题进行的控诉时，作了一段暴风雨般的发言，具体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保守党从他们的后排席位发出了对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布思比先生，他作了一次有力而又有益的发言。下议院的元老温特顿勋爵恢复了攻击的力量，并且集中攻击我。“谁是实际主持纳尔维克战役的政府大臣？那就是现任首相，当时的海军大臣。……没有人敢于责备首相，因为那样做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不问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灾难，我们都会得到同一答案，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切勿责备首相；我们正逐渐接近德国人的理智与道德状态：‘元首永远是对的。’……我在下议院三十七年的时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企图为首相开脱责任的情况。……在上次大战中，我们从来没有可以与现在相比的一连串灾难。现在，看看政府用什么来开脱责任吧——因为‘元首永远是对的’。我们都同意，首相是我们在1940年勇气和坚定意志的统帅。但是，自从1940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如果这一系列的灾难继续下去，这位尊敬的绅士就应当执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否定的行为，走到他的同僚中去——现在坐在国务大臣议席上不止一个人宜于出任首相——并且建议其中一位应该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这位尊敬的绅士本人将在他手下任职。或许，他可以担任外相，因为，他在处理我国和俄国以及和美国的关系中是正确的。”
这些生动的辩论演说几乎进行到次日早上三点钟，我却不能听到一半以上。我自然在准备次日的答辩；但是，我的思想却集中在看来是埃及存亡攸关的战役上面。
※ ※ ※
这一天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的辩论，7月2日又精神饱满地继续进行着。当然，没有拒绝自由发言，也不乏自由发言。一位议员甚至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五六名其他国籍——捷克、波兰和法国——的将军，他们都受过使用这些德国武器和运用德国战术的训练。我知道这是有损我们尊严的，但是，难道不能将其中某些人临时调去指挥作战，直至我们能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人才来的时候呢？把这些同里奇将军具有同等军衔的人派出去，有没有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不调他们去负责指挥我们的军队呢？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这次战争，而我们的人却不知道；我认为，与其由我们自己无能的军官指挥而失利，倒不如让联合国家其他成员来指挥而取得胜利，拯救英国士兵的生命。首相必须了解，在国内人们流行着一种嘲讽的口头语，说如果隆美尔在英军中，他顶多不过还是一个中士。①是不是这样？这种笑话在军队中是普遍流传的。现在，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人——这表明我们在如何使用我们有训练的人才——名叫迈克尔·邓巴，他曾调遣十五万人越过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去。他目前是这个国家一个装甲旅的中士。他在西班牙是参谋长；曾在埃布罗河打过胜仗，而现在是英军中的中士。事实的真相是英军被阶级偏见所支配。你必须改变它，你一定得改变它。如果下议院没有勇气使政府改变它，事态的发展将会改变它。虽然下议院今天也许不会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下一星期，你们会这样做的。下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定会想起我的话。批评政府的正是当前发生的大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它们发为呼声，也许说得不太恰当，但我们正竭力把它讲出来。
①这当然表明对隆美尔在两次大战中长久而突出的专业生涯全然无知。
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将此项反对政府的议案进行了总结。他总结道：“我们或许会丢失埃及，或许不会——上帝保佑，我们不要丢失埃及——但是，当首相说过，我们会守住新加坡，我们会守住克里特，我们在利比亚已击溃了德国军队。……当我读过他所说的一切，又在说我们将守住埃及时，我的忧虑就更大了。……对于那种一再错误判断的人，人们怎么能信赖呢？这就是下议院必须作出的决定。想一想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在一百天之内，我们已丧失了我们的远东帝国。下一个一百天，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每一位议员凭着他的良心投票吧。”
我在这个有力的发言之后，接着发言，以结束辩论。下议院挤满了人。当然，我所想到的每一点我都说了。
这回冗长的辩论已达到最后阶段。我们的议会制度在战争期间还能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活动，这是多么突出的例证啊！凡是能想到的，或者能搜集到的例证，都被用来削弱对政府的信任，证明大臣们的无能，并且也用来削弱他们自己的信心，使军队不信任他们所得到的政府方面的支持，使工人对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制造的武器失去信心，把政府描写成为以首相为首的一批无用之人，然后，再来损伤他的心灵，如果可能，还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损伤他。所有这一切都已通过电报和广播传至世界各地，使我们所有的朋友感到痛心，也使一切仇敌感到快慰！我赞成这样的自由，在像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样危急的时刻，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也不敢运用这种自由。但是，事情不应就此打住；我现在向下议院呼吁，肯定不要就此打住。
过去两个星期在昔兰尼加和埃及方面的军事失利，不仅改变了那个战场的局势，而且也完全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局势。我们损失了五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已成了俘虏；也损失了大量的物资，而且，尽管仔细安排了破坏，许多物资储备还是落入敌人手中。隆美尔穿过沙漠推进了大约四百哩，现在正迫近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事件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和法属北非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现在尚无法估计。我们在此刻所面临的处境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丧失希望与前景的处境，这是从法国沦陷以来最不利的时刻。如果有任何想要从灾难中获取暴利的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更暗淡的笔调来描绘当前的处境，他们当然有自由这样做。
这幅凄惨画面的令人痛心的特色是其突然性。有着二万五千名守军的托卜鲁克仅仅在一天的工夫就陷落了，这是极端出乎意料的。不但下议院和一般公众想不到，就是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部也料想不到的。奥金莱克将军和中东战区最高指挥部也未曾料及。在托卜鲁克被攻占的前夜，我们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说，他已调遣了他认为最适宜的守军，防御情况良好，而且军队的物资供应足敷九十天之用。我们希望能够守住这个非常巩固的边防阵地。这是从塞卢姆到哈尔法亚，从卡普措到马达累纳堡一带，由德国人加以修建而由我们自己加以改进的阵地。我们新修筑的铁路，从这处阵地向后伸展，成为直角；而且，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像新的利比亚战役的早期阶段那样，背海而侧面受敌。奥金莱克将军希望守住这些阵地，等待我们在途中的强大增援的到来，其中一部分已经到达了；这样，他就有可能，争取主动，发动反击。……
当21日，星期天的早晨，我到总统的办公室去，我极为震惊地看到托卜鲁克已经陷落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但是，几分钟以后，从伦敦转来的我自己的电报也到了。我希望下议院将会了解，这对我说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更其糟糕的是，我正担负重要使命到我们一个伟大盟国的时候。某些人轻易地臆断说，由于政府在遭受挫败时保持着冷静而镇定的情绪，因此政府成员对公众的不幸，不会像独立的评论家们那样感到痛切。恰恰相反，我怀疑是否有人会比中枢负责处理国事的那些人更加悲伤、痛苦。在后来的那些天里，读到关于英国和下议院情绪的歪曲报导时，我的悲痛更加剧了。下议院无法想象它的议事录如何在大洋的彼岸发表出来的。问题在〔这儿〕提出，个别议员或不代表有组织政治力量的独立议员所作的评论，往往逐字逐句地电传过来，而且往往被当真看作是下议院的意见。议会走廊的闲谈，吸烟室里的回响，以及舰队街的街谈巷议，凡此种种都组成了严肃的论文，似乎在说英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基础已经摇摇欲坠了。预料和推测遍地皆是。于是，我读到像这样的通栏大标题：“下院要求丘吉尔回国面听指责”、“丘吉尔回国将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等等。这样一种气氛当然是有损于一个正在从事于就决定战争大局有关的国家大事进行谈判的英国代表的。这些从英国传来的谣言之所以未能损害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由于我们美国朋友不是可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次大战为期甚短而且易于应付，或者，战争的进程中不会充满着可悲的不幸。反之，我承认，我认为在这一特殊情况之下，所有上层人员中的友谊关系是更加巩固了。
可是，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不信哪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本国公职人员，在他离国期间会像我在美国访问时那样厉害地遭到祖国人们的嘲弄——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故意的；而且，只有我对英国广大民众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持着我度过那些困难的日子。我当然对我的主人解释说，那些在议会里滔滔不绝的人绝不能代表下议院，正如一小撮新闻记者，他们把传播英美关系中，还得加上英澳关系中有害的流言蜚语当作职业，这种人绝不能代表可尊敬的新闻专业人员一样。我还解释说，当我回国时，所有这些将由下议院全体表示一个负责的、适当的而审慎的意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