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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写给你们的关于星期四夜间会议的情况，也许把事情看得太暗淡了。我认为我必须充分体谅这样一点：在他们大力抗战之时，我们不能予以更多的援助，的确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到最后，他们仍然吞下了这颗苦药丸。我们现在唯有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实行“火炬”计划，击败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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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我都同意，双方最高军事当局也应该举行一些会议。因此，8月15日举行了两次会谈。
我把如下的会议结果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星期六〔8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伏罗希洛夫和沙波希尼科夫①会见了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布鲁克等人说明了不执行“痛击”计划的具体理由。俄国人虽然谈兴极浓，但遵照严格的指示，没有表示什么看法。他们甚至对重要的具体细节也不企图争辩。过了一会儿，帝国总参谋长问到高加索防地的具体情形，伏罗希洛夫答称，他未受权谈这方面的情况，但准备请示一下。因此，这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中，俄国人重述了斯大林对我们说过的话，说将调遣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去防卫高加索山脉的战线和两端的通道；他们相信，他们能在冬雪及他们的阵地形势大大增强以前，守住巴统和巴库以及高加索山脉。然而，帝国总参谋长依然放心不下。例如，伏罗希洛夫说所有关口都设防了，但当帝国总参谋长飞经里海西岸一百五十呎上空时，仅见北部防线刚开始建筑防坦克的障碍物、掩体等等。在我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之时，他向我吐露使他具有胜利信心的其他一些有力的根据，其中包括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因为他要我严守秘密，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力量将与敌人势均力敌，但帝国总参谋长说还未达到这一步。
①俄国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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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会上谈到的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气愤。我极其体谅苏联领导人所处的紧张局面：近二千哩长的广大战线上战火弥漫，血流成渠；德军距莫斯科只有五十哩，并正向里海推进。军事技术方面的讨论，进行得不很圆满。我们的将军们问到各种问题，他们的苏联同僚们却无权答复。苏联唯一的要求是，“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布鲁克就有些不客气了，军事会议也就突然结束。
我们将在16日黎明出发。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七时，我向斯大林辞行。我们进行了有益而又重要的谈话。我特别问他能否守住高加索山脉的隘口，能否阻止德军进入里海，夺取巴库周围的油田和所有重要的目标，然后通过土耳其或波斯向南推进。他摊开地图，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将要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越不过高加索山脉。”他又说：“谣传土耳其军将在土耳其斯坦袭击我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也一样能对付得了他们。”我说不会有这种危险。土耳其人意在置身事外，绝不会同英国发生争执的。
我们一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我起身告别。斯大林似乎突然感觉不安，并且用一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更加诚挚的声调对我说，“黎明时你才离开，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喝杯酒呢？”
我说，我一直是喜欢采用这种方法的。于是，他引导我穿过很多走廊和房间，一直走到仍在克里姆林宫范围之内的一条安静的道路，再走二百码就到了他的住宅。他指给我看他自己所住的房间，都是不大不小，朴素而又大方，共有四间——餐室、办公室、卧室和大的浴室。不一会儿，先见到一位很老的女管家，后来见到一位美丽的红发女孩，她很孝顺地同她父亲接吻。斯大林朝我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告诉我，“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斯大林的女儿开始摆桌子，一会儿，女管家端出几盆菜来。这时斯大林打开各种瓶子，富丽堂皇地摆了一桌子。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正在为公报发愁，我们可在这里拟好它嘛。莫洛托夫有一个好本领——能喝酒。”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将举行一次宴会。我原来打算在国家别墅七号就餐，波兰司令官安德斯将军正在等着我。我告诉了我的新的杰出的译员伯尔斯少校，请他打电话去，说我要到半夜后才能回来。
不一会儿莫洛托夫来了。我们就座，连同两位译员，共有五人。伯尔斯少校已在莫斯科呆了二十年，他在席上同元帅谈得甚为融洽，有时两人滔滔不绝地交谈，我无法插话。
我们在餐桌上从八时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二时半，连同餐前的会见合共七小时有余。这次宴会显然是即兴临时筹备起来的，但是，一道一道的菜接连地端上来。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美味的菜肴精挑细拣，慢慢品尝，这种吃法好像是俄国的习惯；我们又遍尝了各种美酒。莫洛托夫装出极殷勤的样子，斯大林为了使宴会成功，恣意地拿他开玩笑。
不一会儿，我们谈到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他谈起6月间几乎遭到完全毁灭的北极护航队时话说得很粗鲁。我已在本书适当地方已叙述过这一件事。对这一事件，我那时了解到的还没有现在多。
帕夫洛夫有些踌躇地对我说：“斯大林先生问，英国海军难道没有荣誉感吗？”我回答：“你得相信我，我们那时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对于海军和海战的知识的确是不少的。”斯大林说：“意思是说我不懂什么了。”我说，“俄国人是陆上之雄，英国人却是海上之雄。”他就不再作声，又如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我转过身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元帅是否了解，他的外交部长最近访问华盛顿时曾说，他决定访问纽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而迟迟归来，并非因为飞机发生障碍，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虽然在俄国人宴会上几乎可以说任何取乐的话，但莫洛托夫对这些话显然看得很重。斯大林却表现愉快的神情，说：
“他去的不是纽约，去的是另一些暴徒们所住的芝加哥。”
这样一来，融洽的关系又恢复了，谈话继续进行。我开始说到在俄军支援下英军在挪威登陆的问题，并解释道，假如我们能在今年冬季占领北角，消灭那里的德军，那么护航路线就可以从此打通了。正如我已叙述过的，这种想法始终是我所属意的计划之一。斯大林似乎为它吸引住了，在谈了一些手段和方法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可能时必须实行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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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过午夜，卡多根还没有把公报的草稿拿来。
我问，“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这个话立刻使元帅兴奋起来。
他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他举起了双手说，“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四年。假如我们要避免周期性的饥荒，要用拖拉机耕地，就绝对需要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假使我们把拖拉机给予个体农民，那么几个月内这些机器就完全损坏了。只有附设工场的集体农庄才可能使用拖拉机。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农民做解释工作。同农民争辩，是毫无用处的。你把所有要说的话对一个农民谈了之后，他说，他必须回家去问问妻子，同大家商量商量。”在这一方面，最后一句话对我倒是一种新的说法。
“他同他们谈过之后，常常这样回答：他不要集体农庄，他宁愿不用拖拉机耕地。”
“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他说：“是的，”但是他没有重复这个字眼。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时的情况是十分恶劣、十分困难的——但这是必要的。”
我问：“结果怎样呢？”
他说：“很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进来。有些人则在托木斯克省或伊尔库茨克省或更远的北方得到耕种的土地，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消灭了。”
他停了很长时间后又说：“我们不但大量增加了粮食的供应，而且大大提高了谷物的质量。过去什么种类的谷物都种，现在全国各地除了苏维埃的标准种子以外，不许用别的种子种植。如果有人不这样办，就要受到严格对待。这样一来粮食供应就又大量增加了。”
行文至此，当年几百万男女被杀或者被永远逐出家乡的往事和强烈印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未来的一代对他们的苦难情况肯定是一无所知；但是，必然因为会有更多的食物而感谢斯大林。我没有重述伯克的格言：“如果我不能公平地进行改革，我就不进行改革。”现在正是世界大战在我们四周进行之时，高声地谈论道德问题似乎是徒劳无益的。
凌晨一时许，卡多根带着公报草稿来到了，我们开始把它修改成为定稿。这时一盘相当大的烤小猪放在桌上。在此以前，斯大林只是尝尝各种菜肴的滋味，现在到了一时半，正是他通常进正餐的时候了。他请卡多根同他大嚼，而在我的朋友辞谢之后，我们的主人就独自大吃起来。吃过之后，他突然进入隔壁的旁间，收阅来自前方各战区的报告，它们是从早晨二时起陆续送来的。大约经过二十分钟，他才回来，这时我们对公报的文稿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在二时半，我说，我必须告辞了。我要用半小时的时间乘车到国家别墅，又要用同样多的时间赶到飞机场。那时我感觉头痛甚剧，这情况是不常有的。我还得看看安德斯将军。我请求莫洛托夫不要在黎明时来送行，因为他显然疲乏了。他隐含责备之意地盯视着我，似乎在说，“你真的认为我不会到那里去吗？”
以下是我们所发表的公报的原文。
大不列颠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会谈。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还有：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元帅；英国方面还有：英驻苏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爵士以及英国军队的其他负责代表和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爵士。
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苏、英、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已结成亲密的友谊，达到相互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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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上午五时半起飞。我很愉快地睡在飞机里，在到达里海南端并开始飞越厄尔布鲁士山脉之前，我丝毫记不起旅程中的景色或情况。在德黑兰，我没有去公使馆，而是到高出于城市的夏季别墅的凉爽清静的丛林中去。这里有很多电讯在等着我看。我原订于次日同我们在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