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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复原），多数人的因循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态，恰是顽固派得以嚣张的基础，在转型时期，不见得改革者都有群众拥护。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按照因循的人们所渴望的步调行进的。朝廷中有最后决定权的西太后，虽然戊戌政变的时候出于私心，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但她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固派，更不是顽固派首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倒是跟务实派心有戚戚焉。顽固派的阻吓战术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这个强人老太婆。深谙官场内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围绕经济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风背后的奥秘，在现实和洋人的压力下，屁股逐渐坐在了务实派一边，清廷的新政，还是按计划拉开了大幕。只是，由于经济特科的事件，原本很稀缺的西学人才，本可以通过经济特科考试集中在中央政府，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现在则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就落到了地方实力派的囊中，进一步强化了朝廷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时，事件激化了顽固和务实两派的政争烈度，导致科举改革，也就是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着更加激进的方向进行，掌握主动权的务实派，要一下子端掉顽固派的基础，所以，废科举（推倒重来），而不是废八股（内容改良，这恰是戊戌变法的做法），成为变革的主调。原来设计的从开经济特科，再到把特科变成常科的改革思路，从此胎死腹中。显然，从后面的结果看，废科举这种突变式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
以清末历史观之，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被拉入了以西方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不过，是自己变，从自己的传统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还是引发内乱，走向混沌，却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历史从来不见得按进化的步伐行进，明天未必会比今天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转折的关头，为政者保守的政策、开倒车之举，往往是激进改革甚至内乱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经过敏，多一些大度宽容，则事情多少要好办一点。
艺人的立场
过去的中国，唱戏的艺人，属于下九流，虽然红的时候有达官贵人来捧，而且收入不菲，但身份地位依然逃不出下贱二字。《红楼梦》里的红戏子琪官，粗鄙的薛蟠和温柔的宝玉，都喜欢得不得了，但究根问底，却脱不出玩赏的潜意识。清末时节，西太后老佛爷带头提倡京戏，市面上的好角儿，都先后进宫供奉，一被品题，身价百倍。最高领导带了头，王公大臣自不落后，一时间军政民商各界，一齐来凑趣，戏园子爆满，堂会连连。前三鼎甲、后三鼎甲，谭叫天、小叫天、盖叫天，南可以唱到上海、武汉、长沙，北可以出国，唱到平壤、汉城。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商家为了跟洋鬼子联络感情，花大钱请名角，请联军司令瓦德西赏光看戏，咚咚的锣鼓害得老瓦头痛欲裂。
尽管如此，艺人的“贱”并没有为此稍减。大家心目中，还是有个“玩”的意思在里面。清末“逛相公堂子”，跟逛胡同是差不多的意思。可是，人们对艺人的道德要求，却并不低，解放后，艺人的立场问题，在思想改造时，曾经很让他们自己头痛。
艺人地位轻贱，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立场的话，却往往站在统治者的一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艺人们最爱演的戏是《铁公鸡》，歌颂清军将领张国梁。京剧名角之一的孙菊仙，还从军参战，混到了三品顶戴。那时候，底层闹的乱子特多，但艺人，包括民间草台班子的艺人，很少有站在闹事者一边的。只有闹义和团时，有编了“时事戏”《火烧望海楼》之类唱赞歌的，但那时义和团是得到老佛爷嘉许的。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农民造反给下层百姓出气，但在造反的过程中，却会危及唱戏人的市场和票房，就算有山大王请来（或者绑来）唱戏，但给不给钱是说不定的，有时候甚至连吃饭的行头（戏装和家什）都会赔进去。跟太平天国同时，山东的造反者，称王称帝的时候，就经常抢戏衣打扮自己。有秩序，有稳定，才会有戏唱。艺人虽不识字，却无师自通地明白这个道理。
当事情牵扯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跟外国打仗的时候，艺人们也有立场，那就是选择站在中国人一边。虽然不见得去前线演戏劳军，但在后方，唱几出某某征东或者征西的戏文鼓舞士气的事，每场战事都免不了。可是艺人唱是唱了，仗却总是打不赢，于是艺人就有了牢骚，埋怨朝里出了奸臣。戏文里，这种事情很常见，中国人跟狄夷打仗，前方将士卖命，后方总有奸臣作怪，里勾外联。不仅艺人这样想，喜欢看戏的国人，包括士大夫也这样想。所以，鸦片战争打不赢，是由于有穆彰阿、琦善，后来则有李鸿章包圆，充当现代的潘仁美。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鸿章，战事不利，李中堂被褫夺了黄马褂。战败后，作为羞辱中国人的一招，日本非逼李鸿章去马关签条约，这当然更坐实了李的汉奸罪名。据说京城一次演《白蛇传》，到水漫金山一节，当时著名的苏丑（京剧丑角分讲苏白的苏丑和讲京白的京丑）刘赶三，临时抓哏，对穿黄衣的龟将喊道：快上，再缩头缩脑，扒了你的黄马褂！观众哄堂大笑，都知道他在讽刺谁。
立场归立场，如果洋人真的打进来了，而且占了中国地方不走，艺人还得吃饭，该唱戏还得唱戏，比如刚才提到的给瓦德西唱，也得唱。抗战期间，像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的艺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没有什么积蓄，还要吃饭，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比如像马连良，不仅要养活一大家子，而且一个戏班都指望他，所以，连日本人逼他到满洲国给溥仪唱戏，他都不能不去。——这在解放后，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艺人靠身上的“活”（我们叫艺术）吃饭，本质上跟手艺人靠手艺吃饭没什么两样。但艺人活在人们的聚光之下，众目所瞩，形象未免有所变异。一厢里，传统亵玩心态作怪，大家轻贱之，一厢里，又往往对他们的要求过高，阶级大义、民族大义都让人家坚守，稍有差池，则众口一词，骂个没完。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掏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道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说是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来往军民人等极多，所以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掏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大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就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记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嘲骂可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的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加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就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掏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掏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当上之所好具有正面价值的时候……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都说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其时，楚王治下的众多官员的家眷姬妾如何？书上没说，不过，按情形估计，应该也在拼命减肥，做饿死或者快要饿死状。当然，楚王这种行为，由于事牵好色，按古训是要遭到谴责的，自然不足为后世训。可是如果上之所好，好得很正面，具有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价值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从史书上看，好像也有问题。
阎敬铭是晚清同光中兴重臣中，地位重要、作用非轻、却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位。阎敬铭这位西北来的陕西佬，一生崇尚节俭，传说中有许多他如何抠门的故事。不过，由他执掌户部（类似今日之财政部），西太后老佛爷想要办个庆典，弄个热闹，花银子总要有点麻烦。他最大的功劳是阻止了重修圆明园，否则，以当时中国贫弱的现状，不知道要因此整死和饿死多少平民百姓。不过，崇尚节俭的阎敬铭，也有打眼的时候。据说此公主政山西时，一贯其节俭的风格，一上任就看上了山西的褡裢布。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山西是个出商人的地方，大个的商人做票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