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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群无耻的说客），那么也许这种妓女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好心肠，偏偏给中国文人留下了这么多可供展开想像力的空间，于是，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被说成是赛金花在德国时的旧相好，那时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变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状元要带如夫人出入驻在国的上流社会，那么年少美貌的彩云勾上个把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偌大的德国怎么会那么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发生了恋情，自有“巧合”二字从中弥缝，本是古来文人们一逞手段之处。旧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当然应该重续旧好，于是赛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临时的枕边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间仪鸾殿那场真实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赛金花的参与。——年近七十的瓦德西在我们的文人笔下，居然能够挟着赤裸的赛金花从窗户一跃而出，普鲁士武士如此神勇，无怪乎后来大清国练新军要以他们为蓝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不知怎么就转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说是赛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头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这类故事从八国联军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竟然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不仅在一般的文人笔记里，而且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故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个别不利于赛金花的情节，比如说她为瓦德西出主意让老瓦开科取士，老瓦还真的就在金台书院从四书里出题考了一次。只是这种情节的市场有限，大家爱听的是说赛金花好话的东西，爱听赛金花是怎样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于是京城内外，从贩夫走卒到公子王孙，一传十，十传百，直把个赛金花传成了舍身取义救国护民的“当代伟人”。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自然，赛金花的买卖还真的为此火了不知多少。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的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煞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如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功夫，西洋景就会不拆自穿。然而，从庚子以后的几十年里，想要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不仅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事实，甚至连用脑袋想一想都不乐意，显然大家宁愿相信明摆着荒诞不经的瓦赛神话。不仅鲁迅病重将死的时候，发现赛金花被我们的剧作家封为了“九天护国娘娘”，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一部描写戊戌维新的小说，依然沿袭了当年的赛金花救国传说。也许在今天，知道这段公案的人们中，还会有人相信赛金花真的与瓦德西有过那么一腿。
自然，高张道德主义的大旗，谴责赛金花们丧失民族气节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觉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作家为了谴责法国的正人君子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二战结束后，巴黎街头那一群群因与德国人睡觉而被剃成光头游街的妇女，似乎说明法国女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比落后的中国同类强多少。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去坚守民族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妓女皮肉交易是她们的生计所系，既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异族统治下的所有人一并殉国，或者一起上首阳山学伯夷叔齐，那么就没有理由谴责妓女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细想想，其实谴责也罢，颂扬也罢，喜欢编故事和传故事的男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须有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用她们的身体来救国救民。
汉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们，仿佛一直都系着特殊的民族情结。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们身体力行着民族大义，到了清朝快完的时候，又轮到了赛金花。虽然名妓们前后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但男人们对她们的寄托却差不太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只是男人们的期望值随着时代的前进愈发低落，在明末的时候还敢幻想着“自己”的女人通过抗争不叫异族染指；在洋人刚刚打破大门的那会儿，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还特别叫人看不起，被讥为“咸水妹”；可是到了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跟洋人睡过的妓女，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也许，到了连国人最后的杀手锏——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失灵的时候，男人们，尤其是某些号称知书达理的男人，于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体了。
“吃大菜”及其他
19世纪后半叶的上海，是中国变化最快的城市，这变化，多半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地理看法的改变，和太平天国在长江三角洲的闹腾。打了鸦片战争，占了香港，并且坚持要进广州城的英国人，后来发现真正能扼住中国脖子、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其实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的小县城上海。他们发现并开始经营上海的时候，运气非常好的是正好赶上了太平军进军苏南和浙北。在上海的西方人虽然当时还不够多，但却成功地将太平军挡在了城外，使得遭受太平军扫荡的江南富户，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中国最富裕地方的最富裕的一群人，涌入上海，托庇于西方人的门下，不仅使西方在上海本来没有根基的租界就此壮大起来，而且给了西方在上海的存在以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租界是当时中国的一种“特区”，中国的富人，当他们从逃难的惊魂中醒过来时，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块最适宜养生金蛋鸡的所在。于是，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开始了，租界从此财源滚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实际上是借助于中国人和他们的资金，在上海建筑了自己的殖民事业。如果西方不是恰好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关键的地方，这种便宜事，也许未必会有（中国其他地方的租界，没有一个能抵得上上海的）。
上海租界虽然让西方人获利最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租界的中国人养活了租界，但他们连一丁点权力都没有），但它的存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还是非常的巨大，这从一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凡是到上海的人，有两件事是他们必做的，一是吃大菜，二是坐马车。大菜就是西餐，马车是西式的四轮马车。如果到了上海而没有尝试过这两样东西，就等于白去了，会被人笑话老土。当时上海西餐的一餐值费，比中餐的鱼翅席尚要贵上数倍，而且吃了之后，几乎人人都会叫苦，说是难以下咽，味同嚼蜡，但来上海的人，依然前赴后继，竞相把钱扔在西餐馆里。当时人们对此的说法是：中餐吃个味，西餐吃个派。
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西餐何“大”之有？又何“派”之有？即使饮食专家，恐怕也找不出来。事实上，这种“大”和“派”，背后是人们对西方的崇拜。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人折服于西方的年代，这种折服，也许在北方和内地，尽管洋人占了北京，烧了圆明园，还多少有点心气难平，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则表现得相当彻底。《点石斋画报》以吴友如为首的画匠们，比着租界的洋楼、洋人和洋玩意，把传闻中的西方介绍给中国人，一时洛阳纸贵。只要听说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离奇，大家总是在啧啧称奇之余按捺不住艳羡。洋，不仅意味着大、新，而且还意味着好。那时的上海，是中国人看西方的窗口，吃大菜、坐马车（后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吴淞铁路的小火车），就意味着爬上窗台往外看了一眼。当然，看的多了，模仿加掺和也就出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化——海派文化冒头了，它意味着创新，也意味模仿；意味着时髦，也意味着乱来；意味着西化，也意味着洋泾浜。总之，近代中国的进步，总免不了跟上海有关，晚清的混乱，也能在上海找到根源。
自从西方人选定了上海，自从西餐变成了“大菜”，中国就不一样了。
看杀名人
一个人要能吸引众人来看，在现在的社会，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他（或者她）必须足够地有名，而且是要能吸引大众眼球的那种名。记得若干年前，有好事者把一哲学家和一群歌星影星装到一个游船上，沿着长江巡游，所到之所，众星被热烈追捧，哲学家只好坐冷板凳，尴尬了一路。看名人，而且还要看真人。现代社会，传媒发达，一个娱界明星，照片、影带、碟片无数，连穷乡僻壤也不难找到他们的形象，可是，大家仍然喜欢追踪这些人的行踪，只要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会引起一阵不小的骚乱。这种毛病，用相声演员牛群的话来说，是要看活的。
古代社会没有今天所谓的传媒，想要看一个人，除了画画之外，只好看活的。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喜欢看的，往往是美女和美男，跟名气关系不大。西晋时的著名美男潘岳（即后世所谓的潘安）出行，必有大批女人围观，摸索追吻，无所不为，就跟韩日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在日本的遭遇一样。一次，他去看著名诗人左思，当地的女人们，也如法炮制了一回，让左思好生羡慕。左思虽然诗才独步，但相貌却不怎么样，可诗人总免不了有点自负，他认为潘岳的女人缘，不是由于人家的相貌，而是潘的打扮和表现。于是，他也按照潘的装束，乘坐潘的车，甚至按照潘的姿势挥手，招招摇摇就出来了。结果，原本意气飞扬的诗人，遭到了女人唾沫、土块（还好没有臭鸡蛋）加奚落臭骂的迎接，灰头土脸地落荒而返。美男如此，美女的待遇也是一样，西施出行，必有大批追随者随行，之东，则西巷为之空，之西，则东巷为之空。从东施效颦这个典故看，追随者中不仅有男，还有女（今天也是如此，女明星的追捧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