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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枝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枝手枪自己拿，另一枝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辏ИＵ径诱罚≡窳斯竦常诠竦衬谟盅≡窳私槭裕谛槭虬芰苏刑粕侵螅放删尤辉诤系奔易髦髁耍淙淮耸碧费雨＇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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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曾经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就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这坟，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记得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在历史上，凡是跟共产党作对的人，不管你出身有多么的高贵，身份多么高雅，下场都很惨。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千真万确。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卢作孚之死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而这个中国人不能忘的卢作孚，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个字。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饭吃，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却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卢作孚一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自己办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在一个以反贪污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是局势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我们知道，在共和国历史上，“三反”、“五反”属于一个运动，“三反”在前，主要针对国家干部，“五反”在后，主要对付的是私营资本家。在“三反”阶段，卢作孚就陷入运动漩涡里，成了某些运动员的猎物。查账的人来了，动员大会开了，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开始了，或明或暗的，都瞄着卢作孚。一天，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有人揭发，卢作孚在某次上北京开会期间，收买公司的公方代表。揭发者不是别人，恰是卢作孚的通讯员，一个从小被卢收养的孤儿，一直被卢视为自己儿子一样的人。
卢作孚死了，很是经过些大风大浪的他，对于这种群众运动的压力，完全不能适应，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遗言，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还掉。后来很快就查明，所谓的收买公方代表事件，不过是卢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开会期间，他个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顿饭。除此以外，在卢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个哪怕细微的问题。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中西贯通，令西人叹为观止。只是，这两代人尤其是后一代人，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基本上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过急过快的改造，“猪没养肥就杀了”，使得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拿定息的食利者。当中国人再次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时，这些企业家大多已经人去灯熄，不死的也已垂垂老矣，国人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再来，重新培育自己的企业家。又过了几年，人们发现，跟当年企业家多由社会精英、书香门第出之不同，新生代的企业家鱼龙混杂，就是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所作所为，也经常令人头痛。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只要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杨度变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事实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必须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还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受到各方的压力与诱惑，杜月笙又出卖了他。这件事，后来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尽的憾事。1949年以后，当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不断地提及此事。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佛见喜”李莲英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兴名臣还要响，说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里，大清国之所以完了，多少跟这个没把的茶壶（阉人）有点关系，西太后做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说起来，李莲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像他这样的宦官和这样的太后，说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断不可能留下骂名。可是晚清赶上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用武力胁迫东方进入他们世界体系的时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领导中国实现转型，显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胜任的，所有的处置失当，作为一个女主来说，身边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些黑锅。
从朱一新、安维峻这种铁面御史的弹章，到街谈巷议的群众舆论，李莲英的所作所为，大体上跟他的前辈们，从东汉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刘谨、魏忠贤们差不多，无非是惑乱朝政，买官鬻爵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个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来，李莲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没有人说他走运是因为没有骟干净。
虽然李莲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宠，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顶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表明，他曾经（哪怕一次也行！）对朝政插过嘴，臧否过哪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