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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
原则。他说，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
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在蓄泄兼筹的原则下，还做出了淮河
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
大决策。由于指导原则和决策的正确，到1951 年7 月底，根治淮河的第一期
工程胜利完成，结束了淮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悲惨的历史，达到了
“大雨减灾，小雨免灾”的初步目的，并为淮河流域水利资源的全面开发打
下了基础。
20 年后，周恩来总结治理海河的经验教训，提出鲧禹结合，进一步丰富
了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
1963 年8 月上旬，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脉的东侧，不少地方旬内暴雨
日数有5、6 天，有的地方连降暴雨4、5 天，旬雨量普遍超过300 毫米，安
阳至保定一线在600 毫米以上，河北的赞皇达1187 毫米，邯郸1034 毫米，
河北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洪灾。1964 年，河北很多地方从4 月份开始下雨直
到10 月初，有的地方下10 多场雨，大部分地方下40 多场雨，沧县和衡水两
个专区平均降雨1000—1300 毫米，加上客水流入，造成部分县大面积积水，
出现了严重的涝灾。河水连继两年的洪灾、涝灾之后，开了大中八条入海口，
遇大洪水时可分路排水入海。但是，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河北又出现
了连年干旱，连白洋淀都干了。1972 年春夏之交，因干旱，天津出现了供水
告急。对此，周恩来说：水天天需要，须臾不可少，须臾不可多。他提出，
治水要鲧禹结合起来才好，光当鲧不对，光当禹也不行；走和留不能只强调
一面，只强调留不对，不留也不行。在周恩来过问下，抗旱防涝，推动了华
北农业的发展。
蓄泄之争，不仅在建国初期的淮河治理上有反映，而且多反映到全国水
利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周恩来总是坚决地站出来纠正片面性，始终坚持蓄泄
兼筹的方针。
1958 年至1960 年的“大跃进”时期，淮河流域的一些领导，面对治淮
的初步胜利，头脑发热，否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片面强调群众修水渠，节
节拦水，不讲排水。他们把群众遍地修渠，在沟里一节节把木拦住，叫“葡
萄串”；在地面上一片片拦住水，叫“满天星”。这种做法被概括为“蓄、
小、群”（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治水方针，由于得到毛
泽东的肯定，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在全国大力推行，并把持不同意见者戴上
“排、大、国”的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推行“蓄、
小、群”为主的方针，结果，在黄淮海平原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蓄、小、群”意见很大。2 月9 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解决水利纠纷问题会议。会上，他责成有
关负责人亲自到淮河流域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并向他汇报。
后来，在有关的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他重申了蓄泄兼筹的方针，形象而
深刻地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
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被再次提出。
红卫兵还以钱正英没有执行毛主席支持的“蓄、小、群”的“三主方针”为
由，对钱正英进行批判。对此，周恩来说：“这不是钱正英的问题，”“我
们当时没有经验，都有责任。”同时，周恩来还从根本上指出：“排（到大
海）、大（型）、国（家办）与蓄（水）、小（型）、群（众办），这两句
话不能绝对讲，不能只要这不要那”。周恩来的努力，不仅保证了钱正英站
出来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而且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再次澄清了对蓄泄关系
的认识。
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对待长江黄河治理的不同意见
海纳百川，其容乃大。一个领导者只有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善于
博采众家之所长，才能保证决策不出差错或减少出差错。
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达26 年之久，在内政、外交特别是经济
建设的决策中，他从不自以为是，而是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让
种种意见充分争论，以便集各家之长。周恩来说：“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
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
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周恩来在亲自领
导和指挥新中国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典型地表现了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
决策方法。
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很高，影响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因素极其复杂。水利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
论水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治理长江、黄河的工程，规模巨大，举世瞩目，其复杂性更高，不同意见的
对立更是在所难免。但是，周恩来采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决策方法，调
动了各方面水利专家和不同地区干部群众水利建设的进取心和向心力，保证
了许多重大水利建设决策的正确性及其顺利实施。
1954 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 年6
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神女
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雄伟诗篇。一时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
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 年1 月，中央南宁会
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争论双方代表，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
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 月底到3 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视
察了荆江和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3 月5 日，周恩来在积极准备
兴建三峡枢纽会上，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
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
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
对问题只看见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使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
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工作，而不是妨碍工作，这是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阻
碍事业的前进。周恩来经过实地调查和综合各方面意见，认为“高峡出平湖”
是伟大的理想。他说，主席有伟大的理想，我们要全面领会。理想总是要实
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周恩来十分赞赏毛
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雄伟气魄和伟大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直到他生命
的最后时刻。但周恩来反复强调理想不能代替现实。他始终认为三峡是关系
到中华民族前途的大事，始终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戒慎恐惧
的态度对待三峡问题。他在条件不充分，情况没摸透，各种意见尚难统一的
情况下，一直没有做出三峡上马的决策。这种决策态度，在头脑发热的“大
跃进”年代，在周恩来身受反冒进的压力和责难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黄河三门峡工程l957 年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
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意见针对淤积，认为没有兴修三门峡水库的必要；另
一种意见是把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一种意见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只拦洪，
不发电，不灌溉。1958 年4 月21 日至24 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三门峡现场会
议。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
个会是有意以地要听取不同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我们在水利问题
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
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
根据原规划设计蓄水位海拔360 米，改为大坝按360 米设计，350 米施工，
初期畜水位降为335 米。1960 年9 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
比预计的要坏得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战更加激烈。
1964 年12 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周恩来说：“治
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
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
早下结论。”“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
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
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
评补充。”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变原
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周恩来对治水的不同意见，就是这样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而
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说：“这样才能不断
前进。”
周恩来对国外治水专家的意见也体现了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思想。1944
年美国萨凡奇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萨凡奇拟定的三峡坝址是在石
牌至南津关长约十公里河段上。但那里江面狭窄，且存在“卡斯特”（溶洞）
问题。新中国的设计者拟定花岗岩地质的三斗坪做三峡坝址。1958 年3 月初，
周恩来视察三峡时问林一山，萨凡奇作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并说，萨凡
奇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有料，
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19588 月底，北戴河
长江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指出，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
了问题，是有功的。为了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多花一些力量。对世界高坝应
作些研究，科学家要摆问题，以论证。1957 年初，周恩来出访阿富汗。考虑
国内根治黄河水的措施，为弄清有关水坝淤塞问题，亲自向正逗留在阿富汗
的德，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了解水坝的含沙量等有关资料。对外
国专家的意见，既不盲从，也不排斥，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不仅仅
是周恩来在治水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决策方法，而且是周恩来对外关
系的一个重要思想。“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
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
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各种问题要复杂得
多。各项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只有通过百家争鸣，博采众长，才能比较
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我们不能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