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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日本本国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其作战成败关键，亦在于维持物资供应路线的通畅，以输送石油、钢铁、橡胶，与各种金属等战略物资回到本土。根据史料的分析，当西方国家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决定停止对日出售这些原料之后，日本除了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外，已别无选择。后来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开始有效的威胁到日本从南洋到本土间战略资源的海上通路之后，日本只有再孤注一掷地发动“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 Ichi…Go），企图消灭中国华南的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通往南阳航道的安全＇1＇。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岂只中、日如此，德国、英国、苏联，也全都一样：作战国若无法维持战争资源进口路线的畅通，战争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当德国被迫放弃所占领的东欧油田之后，纳粹武力的失败，就是必然之结果。英国与苏联全是靠美国提供的作战资源才能打下去，因此盟国维护大西洋与北冰洋航运畅通的防潜作战，实际上是同盟国在欧洲作战胜负的关键所在。
26。2 日本进攻广东
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间的徐州会战扑空之后，日本大本营在惊怒交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匆促决定改变日军对华之速战速决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一反过去日本对华战争中，尽可能将事变控制为局部性作战之战略布局。在六月十五日，日大本营会议断然决定，发动日军的汉口攻略计划，准备深入中国的武汉地区作战。
日军汉口攻略的主要战略目的，是要攻占中国在武汉的作战指挥中心（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军委会设在武汉，而当时举国一致的口号是发挥武汉抗日精神），并大量歼灭中国的野战军，以迫使国民政府最后退守西部边区，因而退化成为一个失去战力的地方性政权。日方估计，武汉作战完成之后，一方面国民政府很可能向日本政府乞和，二方面就是日本可以更方便在中国的精华区，另外扶植与操纵傀儡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新战略。日本政府亦认为，要想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至少还要实际上切断中国所有外源输入的信道，特别是截断来自西方国家的军备进口才行。因此日本大本营在决定日军进攻武汉的同时，也计划在适当的时机，攻略华南的广东，以切断中国当时最急需的国外军火与民生必需品之进口。因为在上海沦陷之后，中国最为重要的军火与民生必需品，多数是从香港与广州的港口转运到内地与前线。日军在徐州会战之时，已经发现，中国军队战力复原的速度超过日方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买进了大量的装备。
事实上，日军大本营早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决定进攻南京之时，就有进攻广东、切断中国华南海港对外联络的作战计划。当时日军大本营已经抽调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组成第五军的战斗序列，在台湾集结，准备进攻广东的对外口岸。但是日本也知道，一旦正式进攻广东，切断广东与香港的交通，将会严重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利益，而会遭到它们强烈的反对，因此日本也有在可能的范围内仍以低姿态来减少国际强权的反弹的考虑。不料在一九三七十二月十二日，日军飞机误袭美国与英国在长江巡航护侨的船舰，因而造成美国与英国政府的联合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不愿引爆英美集团更为强烈的反对，因此临时撤销第五军战斗序列之广东攻略计划，因而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从香港与广东，源源运进了几千万元的军事装备。
因此，日军大本营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中，由裕仁日皇亲自裁示大本营，再攻掠武汉的同时，应该策划攻掠广东。这对于兵力有限的日军而言，造成了另外一次战略布局的错误。日军为了同时准备进攻广东的兵力，特别设立第二十一军的战斗序列，抽调日军第五、十八、一〇四师团，参加广东作战。因此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少掉了多达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得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几个主要战场上，缺乏更为优势的兵力，而无法进行包围或是歼灭华军的决战。日军最后只是攻克了一座武汉的空城，赔上的却是整个日军在中国战场战略主动的地位。在日军开始集结准备进行广东攻略的时候，蒋介石却低估了日军进军华南的决心，因此当相关的情报显示，日军可能在华南发动攻势的集结之时（这是美英法等国才有些紧张，将日军在华南海域的活动情报，主动地告知国民政府），蒋介石仍误认为，日军当时正在全力进行武汉作战，因此不可能分兵进攻广东。由于华军在武汉会战需要更多的支持部队，蒋甚至还进一步从广东抽调部队，以支持武汉，因此国民政府在广东的防务，只剩下了三个军，可以说是兵力已经不充足；而广东的军政最高负责人余汉谋，也没有设法运用有限的兵力，设计对抗日军入侵的作战策略，所以广东的防务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日本第二十一军战斗序列，由大本营调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统帅第五师团（安藤利吉）、十八师团（久纳诚一）、一〇四师团（三老俊雄），以及第四飞行团及海军舰队，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从香港附近的大亚湾登陆。日军登陆后几乎没有遭到华军坚强的抵抗，就一路直逼省会广州，余汉谋除了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的电报之外，并没有充分灵活的运用其有限的兵力来御敌。由于余汉谋本人并没有经过真正的大阵仗，作战计划上缺乏了主动的精神，加上粤军的主力，早已多数北调支持华中战场，余汉谋却还将手边有限的兵力做分散与被动的防御部署，使得华军在广东的防线被拉得既长又薄弱，根本无法形成有力的防御态势。可是当时广东民众在抗日的问题上，一向自视极高，粤军在华东与华中的作战也非常出色，因此百姓民气高扬，认为假如日军胆敢进犯，广东人绝对要使日军“死得最为难看”，当年十月在广州举行的保卫广东之十万群众火炬游行，气象真是豪气干云。
但情绪激昂的民意必须有缜密的计划配合方能成事，否则只能集结一群乌合之众。不幸余汉谋根本没有把这些抗日心切的百姓，组成有效的军事力量，反而白费心力去应付各种民众的集会，到处高呼口号，在真正能够发挥抗日力量的重要作战组织上，却是缺兵、缺粮，也没有结实的设立好防御阵地，甚至连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规划都没有。广东的防务既是这样的不切实际，如何能在抗日作战中真正有所表现。因此，在广东登陆的日军，以集中的兵力对华军的阵地，进行快速的进攻后，很轻易地就突穿与割裂了华军的防线，几天之内，日军就攻到了广州附近，对它形成了战略的包围。余汉谋眼看大事已不可为，只有不战而退出广州（后来余汉谋为此败笔而受革职留任的处分）。日军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轻松地攻克了广州，也一并切断了华南主要对外口岸的交通。
日军陷广州之后，就等于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主要对外的交通联络动脉，因此造成了国际社会相当的震惊。各国普遍的认为，广东一失守，中国已经失去进口的直接通路，因此未来很难得到其所需的作战资源了，又因为中国大后方西南地区的工业非常落后，根本无法生产足够的作战资源来支持对日作战，因此中国将会很快的对日屈服。
广东的失陷，对于中国抗日的社会人心，以及国际社会的观点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到美国考虑暂停协商对华的桐油贷款。这时候，德国与意大利因为与日本结盟反共的关系，已经先后停止出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承认了满洲国、撤回军事顾问与终止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只能从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弄到一些武器与作战、民生必须的医药产品，从越南的河内或是缅甸的仰光，经云南进口到大西南。日本眼见攻占广东之后，中国还能从海南岛、越南等地，以分散作业方式，进口支持其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日决心攻占海南岛，甚至威胁越南。于是日军频仍出现在南中国海，而开始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法国在中南半岛及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利益了。此时这些国家才开始认真考虑，日本侵华战争的扩散已经严重破坏了亚洲的战略结构，以及影响各国在亚洲之利益，所以这些国家开始考虑是否要停止出售战略物资给日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完成武汉攻略与广东攻略之后，中日的全面战争的态势，就从中国采取战略防御的初期，演变成为中、日战略僵持的局面。大体上双方的战线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重大的变动，这种对峙的僵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时才被打破。
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全国共有三十四个师团，其中只有近卫师团留守日本本土，一个师团驻守朝鲜半岛，其余的部队，全都在中国战场，其中有（3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八个师团属于关东军，战略任务是防苏，其余的二十四个师团，则在中国的关内进行作战任务，这种兵力极端不平衡的配置，严重消耗了日本的国力与战力。日本将自己陷在泥沼之中，迟迟无法结束中国事变，但又要面对美、苏的压力，这自然迫使日本迟早会设法作出更大的军事冒险。
日本动员了所有可用的兵力，深入中国进行武汉作战，仅勉强地达到了下列的结果：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同时也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大都会与工业地带，但是日军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之中，只能控制点与线，以及少数的带状地区，日军在补给路沿线必须配置之部队（以维持运输线之安全）的总数，甚至接近日军在前线作战兵力的数目。华军最为特别的战略，是在中、日的战线之后，仍然留置了大量的兵力，对日军的补给线以及汉奸政府，都造成重大的威胁。在日军战线后方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发展，比国民政府更为灵活且有弹性，日军为了清剿这些华军游击队的活动，经常是劳师动众、颇有伤亡，但是收效却非常的有限。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此时已被日本完全封锁，于是打开后方国际通路的努力，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成败关键所在。日本固然是要设法全力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以逼迫中国屈服，但是令人感到寒心的是，英、苏两个盟国一刻也没有放过中国，在打通中国对外通路的计划上，大玩其政略阴谋，使得援助中国的通路，迟迟不通，中国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作战资源，最后甚至连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实力都不存在了。
26。3 英、苏两国的战略阴谋
虽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中曾经比较公开支持中国抗日的是苏联，它甚至多次传出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讯息，而在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在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