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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和平反共”的伪政府
汪精卫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还都记”，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卫表示，因为林森受到蒋介石的控制，不能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暂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保证实现和平宪政，日本还装模作样地率先宣布，将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殊地位与权力。这个实质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纵的傀儡政府，同样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三民主义的国歌。这样中国就有了两国国民政府，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与国号，只是汉奸政权的旗号加注“和平反共”四个字，以示区别。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以日本意志为依归的傀儡政权，帮着日本推动剥削与残害中国人民，以供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所需，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格与主权可言，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国同胞，都受到汪精卫政府残酷的迫害。在汪精卫的政权中，最令反日志士（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感到发指的，便是由李士群与丁默屯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费德路七十六号，一般对外的代号就是“七十六号”，其对待抗日人士手段之凶残，简直是比活地狱更恐怖，令人闻之色变。此外汪精卫政府，形式上，还拥有一支由日军训练控制，人数超过六十万人以上的伪军。主要任务是保障伪政府的运作，以及协助日本追缴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日军对华的重大攻击作战中，也曾直接参与对华军的重要作战，在宜昌、常德与长沙会战中，扮演了相当程度的作战支持角色，但是伪军始终无法离开日军，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作战。由汪精卫领导的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总共维持了五年又五个月（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于日本，遗缺由陈公博代理），虽然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国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伪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还经常遭到抗日志士的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个政府虽然拥有六十万的伪军，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构，但是并未准备进行任何的顽抗，就在当天自动宣布解散，但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来仍然接受重庆政府依法问罪与审判。当然平心而论，汪精卫政权的运作，在某些状况与地方，的确是发挥了一些减少日军直接荼毒、残酷镇压与迫害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作用，同时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庆抗日的事实。当时重庆方面的各个情治系统，特别是军统局，设法利用各种的关系，渗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内部一些军政要员的合作，进行掩护抗日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汪精卫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压，也有人是为了两边买保险（特别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互通关系），因此在后期南京伪政府内部，有相当多的管道，将不少机密暗通重庆方面，并且设法掩护部分的抗日地下组织，成为日本控制中国最大的间谍斗智对抗。当时军统局曾经允了不少的伪军，可以戴罪立功。
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如何处理这些伪政府的军政组织与领导人，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最后主张依法惩处者，压倒以政治解决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伪军认为，重庆方面失信于“戴罪立功”的承诺，所有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干脆接受中共八路军的收编，成为反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形式上，虽然国民党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肃清，但是不少的力量却成为八路军的生力军了。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附注：
＇1＇ 当时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豪侠之言。
＇2＇ 在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对敌和谈的接触，因为能够坚持中国国家民族立场的谈判，也等于是一场为中国争取最高利益的斗争（只有放弃国家利益的和谈，才是卖国的可耻行为）。
＇3＇ 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
＇4＇ 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
＇5＇ 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
第二十八章、勇挫日军锋焰的三次长沙大捷
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四年之间，侵华日军总共四次出兵企图攻略湖南省会长沙，其中三次都被中国军队击败，这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之中，最为值得纪念的三次长沙大捷。长沙与湖南的军民，以完全的牺牲与无数的血泪，与守军配合，写下这三个可歌可泣的历史大战役记录。
日军自从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攻占武汉之后，就把兵力沿着长江水道向前推进到岳阳一带，与中国军队沿着新墙河对峙。日本驻武汉的第十一军，拥有七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的兵力，扮演着插入华中心脏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的角色，中国则以第五、六、九等三个战区包围日本的第十一军，双方形成一种战略平衡的对峙状态。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深为陷入中国战场的战略泥沼所苦，日军已经无法再增加兵力，继续深入中国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很难在战场上击败中国。因此，日本的两个选择，其一是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设法长期搜挂占领区内的资源，以维持日军在中国境内的开支，其二就是设法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减少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数量。结果日本两者都同时进行，但是两者都不成功。
日本大本营原先是有意从一九三九年起，逐年减少在中国的驻军，希望能够将在华日军的总兵力，从八十万人，调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十万人，以减少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损耗。日军大本营甚至决定，纵使日本无法与中国完成和议，日军也要撤退到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地区，大幅减少在中国战区的消耗，以保持日军应付苏联的战力。
但是在华的日军，强烈反对大本营的减缩计划，特别是第十一军的中将司令官冈村宁次，曾经多次的以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上报日军大本营，要求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设法大幅地增加在中国的驻军。只要日军增加兵力，他有信心可以深入中国作战、击败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由于苏联所支持的外蒙古“独立”政府部队，在与日本支持的另外一个傀儡政府满洲国部队，在诺蒙罕发生冲突，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也就“当仁不让”地由幕后支持走到台前开火，双方的部队在诺蒙罕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相当激烈的局部战争。苏联红军相当成功地击败了日本关东军的第二十三师团，以及支持作战的关东军第七师团的一部，造成日本全国的震动。日军大本营最怕的就是，这场战争会扩大成为日苏的全面冲突，因为日本超过三分之二的部队，已经陷在中国战区，假如此时日本与苏联爆发战事，那么日本实在难以双线作战。
日本特别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民族，日本在诺蒙罕之战受了“教训”，关东军服气了。日军大本营立刻撤换整个关东军的指挥阶层：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都遭到免职的严重处分。这时纳粹德国为了进攻波兰，竟然不顾日本这个“反共”的伙伴，而与苏联签订了户不侵犯条约，日政府因而觉得，轴心国的“反共钢约”根本不可靠；由于日军主力全都陷在中国战场，因此现在不是日苏发生冲突的时机。因此日本设法以低姿态的方式，与苏联达成了停战协议。日本关东军这种丢人现眼的丑像，造成日军更不敢在中国战区进行裁军而示弱，反而要拿中国军队开刀，以继续支撑皇军无敌的神话。
28。1 第一次长沙会战
于是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立刻呈报了一个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准备将关东军在东北所受到的气，在中国军队身上发泄一下。日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一直怀恨在心，因为薛岳过去在武汉会战的第九战区作战，让日本十一军吃了不少的亏。所有冈村宁次一有机会，就想找薛岳的部队比划几下，希望能够痛击薛岳的部队，好能咽下这口气。
所有冈村宁次这次进攻的作战计划，是摆明了要找薛岳的麻烦，希望能够吃掉薛岳第九战区的几个主力部队（此时陈诚仍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却由薛岳全权代理），因此日军这个江南作战，并没有一定的攻略目标，只是希望打击与消灭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给中国一次严重的教训。但是第十一军在报给日本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中，居然是用“消灭华军作战企图”的大题目作文章。
当时日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知道自己准备晋升为（即将组成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职务，因此也希望能够有个战功衬托一下自己的高升，所有就批准了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由于这个作战计划，只是以打击薛岳指挥的部队为目标，所有选择了江西与湖南北部的第九战区战线重点地区，发动攻击，希望能够摸到薛岳的主力，然后打出一些成绩。
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是将日军分兵三路，进攻鄱阳湖到洞庭湖之间（江西与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东路日军在在江西北部的修水一带，发动侧攻，然后转向向西南方向切入湖南东北部；中路军则是由湖北南部发动攻势，与江西的日军会师，在湖南东北部占领战略位置，以等待围歼中国军队的机会；西路军则是日军主攻的作战部队，由岳阳南下，对中国军队的主力造成压迫，迫使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退向湖南的东北角，这样日军就可以能够在湖南平江，或是江西修水一带的地区，围歼到中国军队主力。原先日军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将攻占长沙设定为作战的主要攻击目标。
而蒋介石对于日军的这次攻击，反应相当地谨慎，在刚开始之时，他不清楚日军的作战企图与投入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