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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持，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持其它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31。8 中国战区内部的“陆、空大战”
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建筑中国通印度的雷多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建立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在战场上反攻日军的战线。而陈纳德是空战派，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与居里（Lauchlin Currie）是这派的支持者。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对中国的驼峰空运量、加强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战机，以及在中国境内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利用战机切断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同时攻击其本土的国防重工业，并对于中国战场提供空中阻绝的空优支持，以对日陆军造成重大的战略打击。由于罗斯福看到陈纳德空军的优异表现，因此倾向支持空战派；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友谊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极大的不满，竟然设法尽量制肘陈纳德，造成中国战区指挥部门里，随时都有可能上演一场陆军与空军的“大战”。
陆战与空战两派的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立场，但是若以时效与成本而言，则应是空战派可行性更高。因为要想打通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要涉及到英国的全面支持，以及冒着大量抽调中国战区前线兵力的风险，同时要有效的装备与训练中国陆军，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更何况斯大林与丘吉尔都不会在决策上愿意支持中国打通国际通路，所以陆战派的计划更是难以实行。
但是若是设法大量增加在中国的空军数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战斗机）、提高驼峰空运数量（每月两万吨的物资），以及纳入印度北部的空军基地以扩充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力，这样中国战区空军，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一方面截断日本的战略运输线，一方面阻绝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线，这将会在中国战区发生决定性的战果。问题是，当时没有人看出空军在战略上，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陈纳德将军是少数的空军战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权威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马歇尔全力的打压，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空权力量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持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将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丘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尽一切力量、绞尽所有脑汁，反复进行各种破坏的策略，罗斯福终于拗不过丘吉尔的死缠烂打，加上斯大林在旁的助阵，使得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一拖再拖，盟国原先答应对中国大量的武装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终都没有让中国拿到手。
当时中国对外获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这条高危险、高难度的航线，乃是维系中国抗日力量与心理的援助生命线，但是在英美相关官员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运输量极其有限。美军负责中国战区空运的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赛尔，更是一位坚决执行马歇尔与史迪威政策的美国空军将领。在他认为，驼峰空运支持中国的行动，不过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认定空运的数量既无必要，也很难实质的提高。
由于空运吨位极为珍贵，因此蒋介石希望进行最为有效的利用，所以将运补的重点，摆在空军的支持上，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个没有统兵经验与能力的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长，已经错过在美军部队里能立功、发展的机会了。因此史迪威转而产生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能够自己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Chinese“ 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领一只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所以史迪威是有心在训练与掌握中国的军队上投资，建立一支由自己训练与统帅的中国部队，然后为自己留下一个在异国立下显赫战功的“传奇历史”，同时洗血他在缅甸战败的耻辱。
因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已经退到印度的华军部队，由中国加派兵员补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装、训练，成为全部美式装备的部队；另外在云南设法调训中国三十个师的部队，以进行反攻缅甸的夹击作战。这个计划符合蒋介石认为中国部队战力必须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缅甸，打开对外通路的重要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抗日的主要战略规划之一，因此蒋介石指派陈诚在云南，成立远征军总部。史迪威自己却希望能够乘机掌握中国的军队，在他率领下先反攻缅甸报仇，功成之后，再回师中国战区，拿下蒋介石的军队指挥权，以成为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史迪威计划的前提是，盟国必须打通缅甸的陆上交通网，才能提供他组训中国陆军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史氏的这个观点，又与丘吉尔、马歇尔发生了冲突。
31。9 罗斯福总统遭到马歇尔的蒙蔽
蒋介石眼见英国根本就在反攻缅甸的战略上，大唱反调，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挽救中国战区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国战区五百架飞机，以增加中国战区打击日军与切断日军南北海运的空军作战能力。二、驼峰空运设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吨。三、设法提供三个美军作战师部队，进入印度，以参加盟国的反攻缅甸作战。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绝将申请飞机的要求，转交华盛顿，而又不向蒋介石提出反对理由的报告，因而严重延误了中国战区的战力部署。
加上马歇尔在没有知会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以北非战局紧急，而将原先隶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全都调走，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反弹。蒋介石眼见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一直都在设法占中国的便宜，中国根本没有拿到实质的援助，反而要承受来自盟国的压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个月，驼峰空运的援助物资，分别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吨。如此少的数量，简直形同儿戏，而中国战区几乎已经到了飞机不能动、汽车不能走、工厂不能开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蒋介石设法要宋子文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作出合理的交代。由于史迪威与马歇尔不断提出相反的情报，造成罗斯福在判断上严重困扰，因此他决定了解中国战区的真相，并且调解中国战区将帅不和的问题，特派其行政助理居里，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设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