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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我是副主任，主任是雍文涛。
总理：这里的问题，原来没机会管，陆定一是一霸，陶铸来管我没过问过。今天算头一次过问一下。我想请先念同志管一管，那管就麻烦了。今天办个交待嘛，请他参加一次，以后不再给麻烦了。张孟旭同志是文办副主任？
孙正：是的，我也兼文办副主任。
总理：张孟旭不兼文教政治部的事？ 22 人连你（指孙）在内。
孙正：不连我在内。
总理：喔！ 22 个人有什么造反派没有？
孙正：有好几个战斗组。
总理： 22 个人还有几个战斗组，够分散的！
孙正：米志学，你是红团负责人？
米志学：是负责人之一。
总理：王树歧是哪个歧？是歧山的歧吗？
王树歧：是歧山的歧。
总理：卫生部部有多少个单位？
黄树刚：有 13 个司局。
总理：红旗战斗团杨咸艺，你们有多少人？
杨咸艺：（红旗代表）：有 18 人。
总理：你是负责人吗？
杨咸艺：是负责人之一。
总理：范爱芹（红旗代表）：湖北人。
总理：哪一年从哪里调来的。
范爱芹： 65 年从武汉卫生局调来的。
总理：革联总部有多少人？
潘学田（革联代表）：有 143 人。
总理：你是负责人？
潘学田：负责人之一。
总理：你过去和现在都是崔义田的秘书。
潘学田：我是 64 年毕业的，组织上分配我给崔义田当秘书，文化革命以后就没干什么了。
总理：造反了吗？
潘学田：我造反了。
米志学：没有造反，到现在还坐在一条板凳上。
总理：不能争嘛，要争我就不开了。给我这么多材料，我怎么看，说老实话，我可以不看。让我秘书看，我只有 5 个秘书。我的秘书也没有时间看，只能摘录些重点。
总理：科委是科学技术委员会吗？
刘维栋（革联代表）：是医学科学委员会。
总理：徐毅同志教育司的，东方红有多少人？
徐毅：有 63 人。
总理：郭仪同志是防疫司的，防脑炎的工作怎样？
郭仪（东方红代表）：现在脑炎流行……
总理：我知道，我问防疫情况怎样？
（脑炎情况略）
总理：你们哪两个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红旗战斗团参加了吗？
杨咸艺：那时红旗战斗团还没有成立。
米志学：是红团和直属单位一共五千多人。
总理：部里有多少人，这个数字不相称嘛，不能算那些单位。
米志学：医大等几个学校，按中央指示已经撤出了。
总理：多少个单位一起夺权的？多少人？
米志学： 14 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共 5500 人。
总理：本部一个单位， 13 个是外头的，那一天夺的。
米志学：一·一七。
总理：大致差不多。哪天成立革委会？
米志学： 2 月 28 日。
总理：夺权委员会多少人？部里是谁？
米志学： 14 个人部里是袁宗信工业卫生局的科员。
总理：你们那个夺权，部里只一人？
米志学：那时不明确要以部里为主，后来明确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21 人，部里 14 人。
总理：怎么三结合的？革命群众代表多少？
米志学：革命群众代表九个。
总理：都是红团 124 人中选的，占九个。
总理：领导干部几个？怎么分的？
米志学：领导干部 5 个，部一级的一个，司局级的 4 个。
郭仪：他们仅有一个司局长，已经退出来了。
总理：革命群众代表中有几个科处长？
米志学：两个处长、两个科长。
总理：部外的七个，是不是群众组织代表？
米志学：是革命造反派代表。
总理：你们这个三结合跟哪个领导商量过？
米志学：打了报告了。
总理：没批嘛，孙正同志，你报告了吗？
孙正：没有，那个时候不知道要报告。
总理：夺权问题我讲了好几次了。
孙正：我不大清楚。
总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声嘛！就住在我的对面，问一下还不容易。这样的事我这个总理还不知道。
米志学：我们后来还打了报告。
总理：没批嘛，你们又没催。
孙正：打了报告没有批。
总理：事后报的吧！
米志学：事前报的。
总理：事前报的没有批嘛！夺权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初期还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那个时候我们是支持 ，并且指出是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
米志学：您在财贸口 2 月 17 日讲话后，我们就把业务权交回去了，印章也交回去了。
孙正：当时不应该先报告。
总理：孙正同志，不能这样讲，你是高级干部，先念同志也讲过，开始没有经验，各部都不明确。你是高级干部，军一级吧？（孙正：是，我是 47 军政委），你就因为跟陶铸一段，陶铸垮了以后，你来过一次要找我，我想开不得头。给中央提过几次，找不到人管。不能再管了，请先念同志抓，只能解决一件一件的事情。先念同志要管财贸口，抓不了那么多。卫生部门又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物质基础的。有一层建筑，有经济基础，很具体，想抓一个人管，不能成功。
首先，自我批评，陶铸垮了以后抓慢了一点，快三个月了，分出还未定，只好管起来。
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本来得承认以后才算，你们没商量，各个准备搞，都要给中央报告。我们 29 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方有要成立，筹备都要到中央谈谈。不止谈一次，没那个部不谈的。教育部、文化部这么乱，还打个电话来。
这是头一次见孙正，有人说我见过孙正，说了什么话，我大吃一惊。
不能怪你们，孙正同志有责任，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党委任你，你不向党汇报。要打个电话嘛，总可以找到一个人，还可以找伯达、富春同志嘛，副总理很多嘛！找秘书也行，还有个值班室。中央各部一个都没有搞“三结合”，这么大的事情，还应向主席报告。
你们犯一点错误是允许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解放军的捍卫下，开展自下而上的夺权，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领袖下这么大的决心，最高领袖号召广大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三个月中犯点错误是免不了的。 29 个省市，我们打回去好几个嘛，你们这个结合条件不成熟，部内结合太少了，只 124 人在卫生部只占 1/4 多一点。即使你们是革命派，总还有组织可以联合“三结合”，首先一个条件革命派的大联合。当时不明确，内外单位没分清，但是也说过。如果使部内其他组织占劣势，必然带来不好后果。初期没有经验不责备。毛主席教导，犯错误是允许的。遇到新鲜事物，要敢于负责。第一次一个半月不到，第二次部内为主，有点变化。但是，“三结合”是临时权力机构，不是简单的，需要商量。对基本群众没经验，不能责怪。方向往“三结合”走，但这个事做得不够成熟。首先部本身的革命造反派不发生争论，四个革命派来讲有 3/4 的人，还有革命派吗？不能只此一家。大方向对，前提对就行了，观点总有不同。不同的观点初期是允许的即使将来团结在一起了，政治、组织还没占优势，允许合作。只要大方向一致，前提一致。大前提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党的政策文件作为指导方针。领导、道路、方针要明确。四个组织，不是哪个反对哪个，只是哪个激进一点。东方红，你们反对吗？
徐毅：我们不反对！
总理：不能反对，这是大前提。
大方向，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这个方向是不能违背的，群众斗群众方向就不对了。
卫生部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是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两个兼有，这个问题要你们群众自己回答，我们不能替五位部长下结论。孙正同志当党委书记，那天是陶铸提的，中央同意的。常委批的。卫生部的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正两个问题未弄清。从九月到现在，刘邓直接领导不过二个月，八月后，陶铸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地方来得更厉害。八、九、十、十一、十二有五个月，时间更长，对文教口不能没有影响。七个月的反动路线，在三个月一下肃清，站起来亮相，我不敢下结论，要 90％ 的群众回答。
徐毅：他们结合时，孙正同志未检查过，二月二十四日红团到处贴孙正同志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的大标语，过了几天才贴一个大字报表态，只提到在某些方面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我是一般地说。
更好的革命组织，大前提、大方向应该一致，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求同存异。哪个组织更合格一点，要在斗争中实践中考验，不能由我们恩赐，不能由你们自封，最后要群众批准才行。卫生部要这样走向革命派的大联合。两派有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讨论，不要打、砸、抢，孙正同志有过吗？打的有没有？
孙正：双方都有过。
郭仪：有，他们夺权以后就打了我们几个人。
米志学：你们砸了我们两次，还把我绑到中央文革。
总理：黄树则一个最机密的笔记本子被抢走了。
米志学：哪个抢的？（问黄树则）
黄树则：医大红旗公社的，还有一个北京医院的引路，十七号夜十二点到我家里去了。
总理：“三结合”以后还搞这个，早就不准搞这个了。这个笔记本，就是把李先念同志讲话记上了，非要不可，把精神说一下就行了。顶多找黄树则问一问。不仅黄树则，还有孙正嘛，他不是同你们结合了吗，问问他就知道了嘛？何必抢他的啦！确实是医大抢的吗？
黄树则：六个人，二个医大的，带红胳膊箍的。本子没被抢走。
总理：他管保健的，有些东西不能看，他抱在怀里被抢走了。这个行为完全违反中央的决定，很多机密，这里不能宣布。还有国际的影响。
先念同志讲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工作不能批评，保健制度是可以批评的，我们也批评过。也有很多改进，的确如此，主席两次批评。交给杨尚昆办的他不办， 64 年我直接找崔义田、黄树则才改革了。废除了很多，一致要求彻底改革，我们还会为老爷式的保健制度辩护？北京医院说我很少钱的药也自己付钱，不要宣传，我的工资比人高，可以付款，我不许宣布，那种提法并不好，应该享受的还是应该享受。那样的东西抢走了。中央批评了很多打、砸、抢，这个事我知道，黄树则报告了。这是不允许的。当然医大是青年人，已经退出了，是吗？你们一道战斗的（指红团），去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