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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替指挥官。部队还呆在掩体内。我们走到前面，发出冲击口令并挺直身子朝前走。战士们齐声叫好，但谁也没有站出来。我们继续前进并回头看看，在敌人射击之下迈步向前的还是我们俩人。我们便返回去，进行说服，呼叫，请求，使他们感到惭愧……怎样做都无济干事。冲击没能进行。此时第13国际旅已按原来的约定转入进攻。法西斯利用我们行动上的不协调一致，使用主力去对付这个旅。给其造成伤亡并阻止了它的进攻。这个地段上的作战未获成功。
我向别尔津报告了特鲁埃尔郊区的情况之后，他告诉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的军事顾问库琅尔（即г·и·库利克）将军被召回莫斯科。我必须代替库利克，因为马德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防御委员会（马德里方面军）没有得力的军事援助人员是不行的。总参谋部军事顾问的职责由别尔津自己负责履行。而在马德里，责成我特别注重下述专业人员的训练：坦克手、飞行员。炮手和合成军队的军官。到了认真考虑共和军干部问题的时候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向米亚哈介绍说，我是他的新顾问。与他共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米亚哈身兼二任，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瑟·米亚哈是官方非党人士，实际上与共产党人遇然不同。这对整顿好“红区”的作战指挥妨碍极大。所谓“红区”是当时对马德里地区的称呼，因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思想公开左倾，而西班牙共产党在该区的防御中又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人，米亚哈似乎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例如，他对摩洛哥军队（佛朗哥在马德里近郊的主要力量）战斗能力的分析就很中肯。原来他有在摩洛哥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这是对历史的讽刺！摩洛哥人曾为自由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而今天却受到蒙骗，为被压迫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来打仗。当时差一点成为佛朗哥和反动派的其他首领同窗的一名将军，却要来保卫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1939年他背叛了共和国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没有慎重考虑过同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而只是在正式公务方面作为一个将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从纯军事观点来说，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在精神政治方面则从来就谈不上同心同德的问题。于是，我竭力避免同他讨论共产党问题。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还在离开苏联时就奉命严格禁止参与西班牙的任何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军事知识，而对我们的使用也限制在需要的范围以内。
马德里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维先捷·罗霍，他是一位聪明、富有知识和能干的军官。他的思想比米亚哈左得多，而我似乎不大喜欢他。他在提出某些重要建议或者通报重要情况时，有时不亲自向米亚哈报告，却来找我并请求我将决定付诸实现。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通常在黄昏时我去见米亚哈，在他那里进行交谈，当前线战事有几次由于顾问的建议收到效果之后，这位念念不忘个人功各的米亚哈似乎开始对建议关心起来。他对我的女翻译胡利娅已不再感到拘束：不知是与她相处习惯了：还是实践向他证明，我们谈话的任何细节都从未泄密，因而认为她是可以信赖的；或者最后他获悉，她的丈夫曾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不认为她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员。总之，他喜欢我们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要事先即在会议讨论之前谈妥。我也用不着反对这种规定下来的制度，只要城市的防御得到巩固就行。第二天早晨会面之后，米亚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头天晚上商定好的内容如实地和盘托出。随后由罗霍发言，他作为许多建议的实际倡导者，大力支持委员会主席。再后由我发言，而我也按同一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后，其他负责人也表示同意。
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A ·и·罗季姆采夫大尉（起初他是中尉）。我常常在战斗中见到他，能够对他的品质作出评价。罗季姆采夫是利斯特尔的军事顾问，依我看，他就分队指挥问题提出的有分寸的巧妙建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必要时，他本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堪称勇敢的模范。
有一次，当佛朗哥军队从托莱多方向发起进攻，冲向共和军兵团之间的接合部并正在楔入之际。为阻滞敌人，司令部向前方派出一个师。而师长却不在现场。罗季姆采夫受领了我下达的命令：把该师展开并投入战斗。在这之前，罗季姆采夫在我军甚至连一个团也没有指挥过。因此，随后我派另一名军官去查看战事究竟如何发展。我预先告知过，过两小时我将亲临现场。罗季姆采夫稍微有点急躁。但行动准确。当我到达时，那位军官高度评价罗季姆采夫的行动。我们坐上装甲汽车，在战场走了一遍。的确，一切都合乎要求。
另有一次，事情发生在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桥畔。我们称这座桥为法国桥。摩洛哥部队突入了该城郊区，在拂晓时对这座桥发起攻击。用火力控制渡口的共和军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法西斯分子已经跑到桥上，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向我们这边河岸冲来。战士们顶不住了。只要再过几秒钟，敌人就会冲到城里。罗季姆采夫在敌人火力之下扑向那挺机枪。“马克辛”机枪重新打响时，佛朗哥部队离我们只有几步远了。敌方士兵被弹雨阻住，纷纷倒在桥上，另一些士兵赶紧退走。关于A ·и·罗季姆采夫的事迹，不止一次地报告了莫斯科，并申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大家都知道罗季姆采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事迹。因而，我认为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所非常好的战斗学校。
在哈拉马河
一桩桩往事。胡利娅。共产党员与共和国。在难忘的冬季的千变万化事件中。顾问们，要冷静！一些旅与另一些旅。
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冬季，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当时沿哈拉马河展开的战斗。法西斯分子由于未能从南面、西面和西北面突破马德里，便组织部队从东南面进攻。按照他们的企图，哈拉马河战役要取得胜利，必须切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阿利坎恃、卡塔黑纳等海港的联系，以便衔接和紧缩城市的包围圈。这次战役拖延了数月之久，而规模不大的小战斗几乎没有间断。冬季的大部分时间我开始是在卡斯蒂利亚担任总参谋长顾问，后来则在中央方面军的马德里地段和马德里方面军担任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军事总顾问。现在谈谈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利斯待尔旅是沿哈拉马河河道进攻的。形势并不轻松。佛朗哥的部队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当时恰好位于火力圈内。我感到有两个人抓住我往什么地方拽。我进行了抵抗（我以为是法西斯抓我去当俘虏）。我们拼命地扭作一团，最后三个人全掉进掩体。我听到了骂声。疑云消失了。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面带微笑的利斯特尔，而抓我的那两个人则是罗季姆采夫和利斯特尔的政委（好象是卡尔洛斯·孔特列罗斯，在西班牙人们称这位意大利同志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据他们说救我是为了使我不致遭到射击。我冲着罗季姆采夫发火说，难道可以这样把上级指挥员拽入掩体吗？要知道我们是在部队里。这样做既动摇了士气，又破坏了隶属关系。罗季姆采夫表示歉意，而利斯特尔则哈哈大笑。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并开始抱怨说，我们就这样对法西斯射击吗！
还发生过另一件事。摩洛哥部队向我们冲击。在一个掩体中躺着的有我、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和第11国际旅旅长，侦察部门通知说。法西斯分子的每个分队均有一名德国军官或军士担任指挥。它们的炮火准备很猛烈，机枪射击采用长点射的方法。共和军支持不住，一些分队开始退却。我们跳出掩体喊道：“回原地去！”д·г·帕夫洛夫登上坦克，用手枪威胁逃跑的战士。一些战士开始停留在我们周围，后来就聚集成一群人。帕夫洛夫把坦克派到前面，自己也一同前往。士兵们紧跟在战车后面冲向敌人，逐渐恢复了防线，把摩洛哥部队击退到出发阵地。
暂时平静了。突然，我看见胡利姬来了。她发现情况不妙，及时跑到第12国际旅，以我的名义下达了紧急增援的命令。她说该旅现在距战斗地点约一公里左右。我对这位勇敢妇女的主动精神表示了谢意，但我们并没有把该旅投入战斗，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我走到该旅的驻地。该旅是卢卡奇将军指挥的。我们讨论了局势之后，认为摩洛哥部队当天不会再来乱闯。我们令这个国际旅转为预备队，进行休息。
过了几天，法西斯分子又恢复了攻击。他们竭力地突破西班牙部队与第11国际旅之间的接合部正面。这时我们就把第15国际旅所属的英美志愿兵投入这个危险地段进行战斗。我总以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一些感情不外露的人，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英国志愿兵发现自己的战斗队形中有俄国军事顾问时，便跑到跟前来握手、拥抱和亲吻。此时正在那里帮助指挥英美部队作战的军事顾问H ·п·古里耶夫和A ·д·秋鲁帕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后来他们不止一次地忆起这个场面，不时用打趣的目光看看我，在同志式聚会时详细他讲述在战斗中爬到我跟前互相亲吻的情况。
还发生过这样一桩事。在敌人猛烈突击下，西班牙第18旅所属的一个营开始退却。我恰好就在这个地段。我旁边站着胡利姬。她看到正在奔逃的士兵，就用西班牙语高喊：“西班牙人，你们不再是男子汉了！”战士们停下来，瞧了一会这位妇女后，忸怩不安地返回去。他们那种传奇性的男人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胡利娅跑在前面，士兵们跟在她的后面，经过半小时后，敌人被击退了，原来的阵地收复了。营长，一个墨守成规的西班牙旧军官前来找我，对我的女翻译发牢骚，因为她侮辱了他的士兵。
“她干吗要侮辱他们呢？”我回答说。“她似乎觉得您的士兵惊慌失措，离开战场。这就是说，他们是不合格的士兵。而这位妇女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她知道真正的男子汉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她认为。您的士兵不再是西班牙人，但原来是她搞错了。士兵只是把方向搞反了，进攻的方向不对。当时她是给士兵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营打退了敌人，表现很好。有什么理由生气呢？”
那位军官笑了笑，并主动来握手。
叛军在进攻……他们遇到的多半是由安达卢西亚农民编成的共和军的旅。共和国战士把首都郊区的每一所房子都变成一座堡垒。狠狠地打击共和国的敌人。我记得我们去瞧俘虏的情况。这些俘虏要求允许他们看看切断他们去马德里道路的俄国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时，他们感到何等惊讶啊！这些佛朗哥分子附耳小声说：“这是些乔装的俄国人。但当农民们得意地微笑着与他们谈话时，叛乱分子们便难为情地，懊丧地低下了头。
1937年2 月，紧张的政治斗争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