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逋蛉吮嗳胙诨こ实牡�17方面军。关东军司令官是山田乙三上将，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司令部设在新京。
日军指挥部队为，苏军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基本方向，亦即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方向乃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打开了通向长春的道路。大兴安岭南部支脉虽不高，但都是难于通行的丘陵地带。所以关东军基本兵力掩护长春地区。此外，如撤退时，第4 集团军应加强这一方向的防御。要再往西配置兵力，对日本人就不利了，因为那里预定的防御地区均未构筑。
当苏军在多数地域轻而易举地越过满洲国境，并在进攻后头几天长驱直入满洲境内时，关东军总部决定不把军队调出来迎击红军进攻部队，而打算在作战计划规定的各地区进行抵抗。这些地区应于1945年秋季前构筑完毕。因此要在这些地区阻止进攻的苏军，当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尔后打算在长春… 图们线和长春… 大连线进行固守。第3 方面军所属军队掩护长春—大连铁路线的接近地，不放红军直趋该地区和朝鲜。第4 集团军所属军队应向南面吉林方向退却。第1 方面军所属军队受领任务是，经顽强防御后，且战且退至延吉、通化一线。缓辉筑垒地域和海拉尔筑垒地域以及驻五叉沟和虎头的第107 师等部队的目标是，迟滞进攻的红军，护卫道路，阻止苏军沿道路向内地推进。
所有这些作战任务，都是关东军总部根据帝国大本营的计划和命令赋予的。这项守卫满洲的命令，于1945年8 月10日下达给第1 和第3 方面军；8 月13和14日又下达给第4 集团军。
对于日军将领如何看待苏联对日宣战这一问题，松村回答说：“我们是军人，所以，既然战争爆发了，我们就得打仗。我们认为苏联完全可能站在盟国一边出兵。我们也知道，要用我们的兵力在满洲抵抗苏联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日军总部未曾被迫把这些兵力调到本土，以对抗拟议中的占领的话，我们有力量，至少在两年内足以守住朝鲜。松村继续说，在战胜英美后，这一点我们相信过，我们认为就能利用朝鲜这块跳板，进攻红军，并夺回整个满洲。我，还有其他我所知道的将领都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会失败，并且以为战争只不过拖延数年而已。投降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天皇没下停战诏书的话，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战败。”
日本人说到这一点，傲慢地抬起头来，但看到我们一笑置之，又窘得低下头去。他沉默片刻之后，继续说：“至于日苏关系，从前是变化无常，时好时坏，虽然日苏双方都没有互相侵略的意图（我逐字引其原话）。今后，日苏关系仅仅取决于苏联。日本愿意日苏亲善，因为日俄两国较之日本与英美之间更容易保持亲善关系。”
说到这里，日本降将又停下来，观察一下这些“外交辞令”在我身上收到何种效果。他继续说：“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和1918—1922年入侵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时期，日本不过是在英美唆使下干的，绝非我们本意。”他说这话时，迫不及待地转向翻译，并仔细观察我们的脸色。
稍事休息之后，松村供出详细的情报：关东军各师组建时间、日军参谋本部的编制（在有未中将领导的第二部里，第五课研究苏联，课长是白木上校；第六课研究英美；第七课研究中国）、陆军大学的工作、情报活动、傀儡皇帝傅仪的满洲国军编制（8 月17日，溥仪及其侍从在奉天机场被扣留拘禁）。
听完以后再看一遍这位降将关于红军作战行动的供词颇能引人入胜。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又都在我们的面前重演。我们的个别失误和重大胜利看得更加分明。而整个苏联武装力量，其中包括远东第1 方面军的指战员所取得的成果愈加清楚了。
此时，陆军继续前进，受降。有的地方还要剿灭零星小股的特攻队和别动队。到8 月底，完全解除了关东军及日本傀儡伪军的武装。共俘敌六十万官兵，缴获大批战利品，解放了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南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并且我军一度突入汉城，旋即按事先协议，撤离北上。苏军出兵神速，使日本人没来得及实行“焦土政策”，而我们满意地看到了和平居民劫后幸存的家屋。
苏联武装力量击溃了日本关东军，给自己胜利的光荣编年史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促成了盼望已久的和平的实现、以及一系列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远东各国人民的解放和风起云涌的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保障了苏联边境的安全。
当炮声停息时……
日本投降后。在群众大会上。长春、沈阳和大连。在旅顺口城下。孔德拉坚科将军阵亡遗事。援助中国共产党人。九月一晃而过……
常常有人问我：我军对8 月6 日和9 日在广岛和长崎落下美国原子弹的消息怎样看？这件事对苏军作战有什么影响？回答很简单：没什么影响。首先，这个悲惨事件与我们击溃关东军的计划毫不相干。其次，对爆炸的实际效果，当时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确知详情，而日本人，自然不会通报我们。
8 月6 日和9 日两次爆炸后不久，当全世界都知道详情时，我国人民大为震惊。不管我们怎样对待昨天的敌人——日本武装力量，每个人都明白，美国动用原子弹，在军事上实无必要；此事完全另有内情。我也是这样想。而且正如现在已为人所确知的，我们全都没有想错。
有句俗话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话完全适用于这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然而美国上层统治集团蓄意独霸世界。但是，对肩负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重担的苏联及其常胜军队怎么办呢？对得到空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又怎么办呢？于是，美国反动派渐渐走上了恫吓的道路，开始挥舞“原子大棒”。反法西斯同盟的斗争年代已经过去，往后就是连年的“冷战”岁月。恐吓我们和全世界，这就是美国8 月初投原子弹的真正目的。不言而喻，美国反动派的这个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可是每当想到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和平居民成了大洋彼岸那些鼓吹“冷战”、策动空袭广岛和长崎的人的首批牺牲品时，无不为之痛心。
在日本开始投降后，炮声日渐稀疏。零星小股别动队虽然继续为害作乱。但他们不会构成严重威胁。而关东军正规分队，现在只有那些尚未接到投降命令的地方还在抵抗。这样的偏僻角落已越来越少了。
从日本正式投降到签署投降书这两周（8 月底到9 月初）的时间内，我基本上是忙于无休止的外出。出发路线通向四面八方。既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大本营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也去8 月28日我把方面军指挥所转移该处的牡丹江地区；既去我们方面军的“基地”伏罗希洛夫市，也去暂时成为方面军驻满洲特别军事管制中心的哈尔滨。有时要去检查战利品（我不只是过问一下，而要提出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见），有时又要去参加审讯高级战俘，有时还要出席方面军胜利阅兵式，有时又要接见我国滨海地区或满洲当地的劳动者代表团（此事我感到特别愉快）。
8 月25日，第25集团军所属兵团在朝鲜的细阳城释放了被日本人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中间有十六位在不同时间被俘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军政要人。他们全都因为获释而欣喜若狂，并感谢苏联军官，但在原则上对待我们的态度不尽相同。一些人是不久前来到这里的，就其本人来说还称得上是正直的老军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才干履行了所担负的职务。另一些人从战前起就侨居东南亚或远东，是典型的殖民地买卖人和行政人员。他们那面黄肌瘦的脸色说明了许多问题。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体力上的疲劳或多病。被俘使人精神上感受压抑，不禁思绪万千，自问自答。唯独想到“你是俘虏”时最令人伤心。
当我同一些苏联人，比如说从德国法西斯那里回来的苏联被俘人员谈话时，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类似的意见。你看，现在我正监管一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是从另外一种被俘状况下，而且是从另外一种社会获释的，我在他们身上也可看到某些相似之处，虽说人生观各不相同。看来，在这个令人难堪而痛苦的“被俘”现象中，暗含着一种作为人所共同理解的可耻和郁闷的意义。然而，一切都取决于落入敌手后表现如何。即使被俘者陷于绝境，也不能使他们丧失抵抗的能力。凡在生死关头毫不动摇并作为战士勇于面对现实者，以及誓志不屈而继续同敌斗争者，祖国都不会忘记他们，并视为自己忠于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儿女（当然，我这里所指的苏联人）。
看着上面提到的被我军指战员解放的十六名被俘要人，我想了这一切。说实在的，我很想从纯心理学观点，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对照方面来了解他们。可是再没有机会和他们谈这个话题，需要尽快解决把盟国的被俘公民移交给负责遣返他们回国的机构。尽管处理这件事的各种细节使我很费周折，但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利落。
为了对比，说一说我在8 月底是怎样接待日本被俘将领的。他们被送到杜霍夫斯卡亚西南八公里远东第1 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仍穿一身军服，佩带所有勋章和各种冷兵器。起初将军们畏葸不前，尔后请他们入坐并同他们谈起话来时，他们才敢冒昧陈词。
他们开始谈的第一件事就提到了给全部日俘提供医疗救护和向他们发放服装和食品。这项请求使我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向将领们保证说，他们士兵的供应不会比在关东军差。于是他们又把话题转到自己家眷的命运。主要是请求不要把家眷留在满洲，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苏军统帅部能否把他们遣送回日本？万一不行时，可否让他们陪伴被俘的将领、考虑到家眷问题整个说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尽力设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总之，俘虏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从8 月9 日到31日，远东第1 方面军共俘敌官兵二十五万七千人，有四十三名将军。到9 月10日，战俘总数增至三十万人，其中包括七十名将军，内有十三名伪满军将领。这么多人都需要给他们提供粮食（他们自身携带的只够短期食用）、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和服装，解决他们临时安置及其它许多问题。重大的问题，我们都按上级指示解决，而其余的所有问题都要由我们自行解决。
在给俘虏治过病的那些苏联军医中间，值的特别提到的是阿尔卡季·阿列克谢那维奇·博恰罗夫。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当外科医生，而且大部分时间担任第5 集团军外科主治军医。在1945年5 月第5 集团军东调滨海地区并编入远东第1方面军时，卫生勤务中校博恰罗夫便成了我的部属之一。他的名声在第5集团军不胫而走。需动外科手术的伤员，都渴望碰上博恰罗夫亲手给他们做。
然而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可能而且应该感谢博恰罗夫和他的助手们的，不光是我军指战员，而且还有关东军的官兵。苏联的军医们无论在战场上，在后方，还是在关押着日本人在内的战俘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