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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随着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北京市55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甚至普通中学，开始揪斗党委的第一、二把手。此时毛泽东仍在杭州，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各单位的权力暂由派驻的工作组代替，后来各单位相继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领导机构。他们还制定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八项内容的“中央八条”。刘少奇在一份报告中指示要揪出大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甚至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刘少奇显然是有所指的。因为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仅四天之后的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几名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学生，就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6月初，便有好几所中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之类的秘密学生组织。他们的共同誓言是，“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而工作组认为这种中学生秘密组织，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但在6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以后，各大中学校开始大规模出现反对工作组、斗争“黑帮”的大字报。6月18日，北京大学在设置的“斗鬼台”、“斩妖台”上，对揪出来的以陆平为首的60多个“黑帮分子”，已经采取戴高帽子、把脸部涂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街、游斗等稍后典型“文革”式非理性的武斗形式，即所谓的“六·一八事件”。6月20日，刘少奇针对女儿就学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出现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谈话指出要制止“揪斗黑帮”中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但6月24日，不满工作组打压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７的大字报，提出要在“造反”二字下功夫，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这之后，在工作组的“反干扰运动”中，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
各个学校反工作组的行动并没有停止。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提出赶走工作组。作为工作组成员的王光美进驻清华大学以后，先是认定蒯大富是要夺权的“右派学生”，进而授意由工作组召开“声讨会”，并在6月26日举行由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意在“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在随后的两天里，清华大学举行了斗争蒯大富的学生大会。但这并没有妨碍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又在7月4日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造反有理”。与此相对，由刘少奇主持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在从6月下旬开始持续到7月初短短20余天的时间里，北京24所高校已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历史叙述中的“八·二三”事件（3）
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频繁汇报，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对上面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在毛泽东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以后，刘少奇又马上指示停止“反干扰”，转入“斗黑帮”，可他不同意对工作组采取消极撤换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大多数工作组还是好的。而此时，各单位反工作组的力量与工作组已是十分对立。7月21日，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起来的蒯大富，对他反工作组的行动表示支持。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陈伯达和江青来到北京大学，表明态度认为把“六·一八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指出“反干扰运动”实际上是跳动群众斗群众。24日，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所做的工作，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统统驱逐之”。25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激励人民“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26日，毛泽东做进一步指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下令立即撤消工作组。27日，终于扬眉吐气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再次贴出第三张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无限终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第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搞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事隔两日，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学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就派驻工作组问题做了自我检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全嘲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率先离开会常
对于怎样进行一嘲文化大革命”，也许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心里最清楚。1966年8月1日，他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肯定了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这一天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参加的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坚持按“中央八条”的精神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坚持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信里表明的立场，认为应该用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声势。8月5日，毛泽东索性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炮口明确指向刘少奇。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8月10日晚，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十六条》发表的群众，鼓励大家“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时，通过了一份会议《公报》，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会议之后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中，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降为第八位。
就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第一批出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在北京几所著名大学发行。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报纸、广播开始将《十六条》的内容向全国播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开始在全国各个角落回响。与此同时，1964年在部队开始率先发行的《毛主席语录》本开始发售。8月17日，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词，明确表明支持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造反派，同时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而就在前一天深夜，北京二中的红卫兵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称“要批判和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阵地，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1966年8月18日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个极为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举行，天安门变成了万岁声中的红海洋。一名学生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应该说，从此时此刻开始，一个崭新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正式诞生了。这一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由四个连续的副词确定下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还是在这一天，林彪借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全国人民要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在此之前，随着工作组的撤出，与红卫兵负责人合为一体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填补了权利空白，开始领导学生批斗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干部、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在批斗过程中，已经不断出现打人现象。很多学校强迫“牛鬼蛇神”们接受“劳动改造”，并对其施以体罚和人身侮辱。
从8月19日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开始在北京发起。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走上街头，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向旧世界宣战”。挂了70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砸烂，店铺里的山水字画被撕毁，10名推举出来的红卫兵住在店里，成为“北京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他们“要在‘全聚德’造资产阶级的反，插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因为“全聚德”三个字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象征。红卫兵在哪里“造反”，就是在哪里“革命”。似乎经过一夜的“打碎旧世界”，便可以建立起来“新世界”。“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清华大学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等等，像此类名称的以旧换新不胜枚举。
红卫兵与各个流域各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