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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唐德刚有个著名的十六字令，即“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六经皆史”是清代章学诚说的，认为不只六经，诸子百家都是史。唐德刚更有发展，他认为不光诸子百家是史，甚至就连小说《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等，都有自身特定的历史价值。“诸史皆文”的最好例证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文章西汉两司马”，《史记》其实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看，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历史散文。难怪鲁迅称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正如艾克什穆特所说：“每一次，当历史学家不仅要弄清历史事实，还要对过去的事件做出鲜明而活灵活现的描述时，他的著作就会变为历史散文。在许多世纪里历史散文与文艺作品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把历史作品与文艺作品两者分割开来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起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最终完成，而在整个20世纪里，历史科学与小说才各自以独立的形态存在。”392如果历史不带任何文学的色彩，全然是直白的叙述，势必变得干瘪、苍白，死气沉沉，也会随之失去历史鲜活的生命力。唐德刚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回忆录》举例说，在西方历史里，同样有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次他与希特勒相约见面，但由于他失言批评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气之下取消了约会。两人始终未能谋面。这件事如果由史官记载，或许是直白的日志式的一句事实：“丘吉尔本应在某年某月某日与希特勒在某处会面，后因希特勒取消约会，两人始终未曾得见。”这当然是板上钉钉的历史。可《丘吉尔回忆录》却以文学的妙笔这样写到：“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losthischancetoseeme！）历史似乎一下子因此有了生气，活了起来。读者也会因此而喜欢读历史。
至于“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外的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现代人写史，似乎已不太讲究文史的兼容了。唐德刚以英美史学家写中国历史为例说明，美国人写史大都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而英国人写史就格外注重文学修养。英国人写史一定是英文写得漂亮，美国人只看重正确与否。他认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同之处。由于美国新历史学家很少有文学味，在研究中把他们的东西当历史、当资料看可以，但让更广泛的大众读者把它们当文学看就缺乏可读性了。似乎“历史学家极少关心自己著作的文学形式问题，完全不考虑在此期间成为私生活叙事文学的小说本身及其文学形式的变化。而历史小说的作者往往在写作时违背历史事实，认为杜撰是自己的权利。然而正是他们把有关过去的观念灌输给非专业读者。他们不仅美化了过去，而且复活了过去，使读者把过去的东西延续到今天之中。请您自己来判断事情是否是这样：我们有关历史的知识通常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的，而很少来自专家撰写的纯学术著作。”393史学家汪荣祖也指出：“近人写历史文章，多主平铺直叙，以求客观公正；尤其是所谓‘科学派史家’常将文章写得像数字一样呆板，像表格一样整齐，以为如此才‘正经’、才‘正统’。在此种风气之下，文采便难被史家所取，好像一讲究文采，就联想到主观渲染，渲染当然就不客观、不科学了。其实，文采非即渲染，真正的史学佳构仍然需要文采，……史家之文采即取决于：如何以适量的文辞，完成著述之目的；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说清楚来龙去脉，以及议论的重点。……孔夫子早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很可作为史家的座右铭。”394唐德刚显然对此深有同感，他不满于这种美国式的现代史学趋势。在美国，历史现在叫做Socialscience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种社会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就被“科学所污染”，变成干燥无味的东西了。更有甚者，西方的历史学除了归入社会科学愈来愈枯燥外，最糟的是电脑普遍应用之后，历史已被电脑征服了百分之七八十。电脑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以前学者皓首穷经一辈子搜集的资料，用电脑几十秒钟就可检索出来。他认为，在电脑科技的发展下，人的生命将逐渐失去意义。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一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无异于历史的自杀。学历史的人，人生也再无意义可言。而现阶段历史中很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口述历史，这可以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目字，也不是科学，将来会有很高的可读性。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2）
因而，唐德刚特别强调，做口述历史的人，一定要有文学素养。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395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格外强调“历史著作必须是有趣味的。……历史著作必须不仅使那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希望某些系统的历史事实的人感兴趣，而且使那些以读诗歌或读好小说的态度去读历史的人感兴趣。”另外，历史学家不必担心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描述的人物有褒贬，因为如果要让读者感兴趣，必须得在戏剧性的事件中有所偏袒。“如果这会使一个历史学家变得片面，那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寻找持有相反偏见的另一位历史学家。”396史亦小说由唐德刚所说刘、关、张三兄弟，我忽然想到作为正史的陈寿《三国志》和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事，三分虚事”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397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398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399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汤因比所说：“一部历史小说并不是历史，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也许喜爱一部历史小说，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回避它，因为它正在故意干扰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事件；而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小说家作为一个艺术家胜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不像一个小说家或诗人。”400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401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受最大的冤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可见至少在这一点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如果尊重史实，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那诸葛亮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又要大打折扣。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不用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里还有很多。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