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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里的“非正常死亡”（3）
老舍的现实死亡观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中认为：“艺术家心理有时表现出极大的二重性：一个珍视生命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极其迷恋死亡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在人的无意识深层心理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一种是生的动向，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心理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功能。确实，在许多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有时竟是构成强烈的对峙与交织，甚至有一部分艺术家往往是死亡动向占据主导地位，体现出一种对死亡的本能迷恋。像中国古代的屈原、庄周、阮籍、嵇康，外国的凡·高、海明威、莫扎特、柴科夫斯基、川端康成等，他们对生命有了彻悟的认识以后，便不再惧怕死亡，而是对死亡生出一种审美意义的接受。533我以为，“文革”中受难后自杀的老舍和傅雷同属此类。
1966年8月30日夜十一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砸开傅雷家的门，开始了连续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在“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迫跪倒在地。9月2日上午十点，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被戴上大高帽，站在长板凳上。大字报贴满四墙。9月3日凌晨，这对相濡以沫了整整34年的恩爱夫妻，从一块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了结，悬在铁窗的横框上。为人一贯严谨细心的夫妇俩，为避免方凳踢倒时发出响声，先在地上铺了棉胎。“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从他们写于9月2日夜的遗书看，他们在自杀前的精神心境是“如此清醒、冷静、安详、周到，连火葬费都预先付好，连保姆可能发生的生活困难都考虑到，连红卫兵抄去的亲友首饰也都自己偿还。……”傅雷真可谓是铁骨书生，襟怀坦荡，视死如归：“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534傅雷之死，让我感到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难得具有的一种真正嵇康式的魏晋风骨——“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而且，傅雷的遗书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同样表现出面对“强势”“拒绝投降”的决绝与勇敢。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以《广陵散》绝响千古；从傅雷遗书看，他“临刑”前，同样是神清气定，“颜色不变”，那份书生本色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无不令后人对其光明磊落、坦荡自然的人格表示由衷的敬佩。535对于老舍来说，共同点也许在于“死亡在他们看来更是美学性质的，具有神秘的诗意内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加迷恋死亡，在艺术创造中偏爱描写死亡和表现死亡，揭示死亡的神秘意义和情感丰富性，赋予它强烈的美学色调。”536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艺术家创造心理的形成至关重要，无论是否凡伟大艺术家都有过不幸的童年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童年、青年、中年至老年这几个时间段的不幸的生命历程，才赋予艺术家深沉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使他们更敏锐地体验生命与死亡，领悟其深刻内涵，并演化到艺术的情景之中。”537与老舍同生于1899年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两岁时父亲患肺病去世，三岁时母亲又病故，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刺激，从此心头蒙上一层死亡的阴影。年幼的川端体弱多病，回到乡下由祖父母抚养。渐渐的，性情变得孤独起来。7岁时，祖母的去世，又使他体味到更强烈死亡意识。川端与又聋又哑的祖父相依为命。10岁时，寄居在舅舅家，他仅见过两次面的姐姐病死了，之后不久，祖父也撒手人寰。川端在亲人不断的亡故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有种早逝的恐惧”和“少年的悲哀”，造成了他极固执、孤僻的“孤儿脾气”。“川端在悲哀之中相信佛教经典的轮回说，用童稚的心歌唱生命的梦幻，死亡成为最美的爱的抒情诗。正是由于童年的创伤性经验，由于童年与少年目睹众多亲人的亡故，川端康成的心理深层沉积了张力巨大的死亡意识，而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偏爱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和他自己最终选择自杀来结束人生，无疑与这种死亡意识密切相关。”538艺术家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经历，对他形成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影响固然非常深远，但成年以后的社会经历，则会更进一步使这种体验和意识得到丰富和加深，艺术家艺术文本里表现出来和在社会经历中形成的现实生死观便是最好的体现。颜翔林认为，如果说家庭经历赋予艺术家的是有关死亡的感性经验，“偏重于直观的印象和情感的近距离投入，较少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没有沉重的理性逻辑的分析，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索，”社会经历“则往往提供艺术家有关死亡的理性知觉，偏重于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冷静的适度距离的旁观，有关社会历史的种种观念便与死亡现象产生密切的联系，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往往置身其中。”从对创作的影响来看，家庭经历“有助于艺术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经验的感性直观，有助于幻觉与想象的拓展和情感的宣泄。”而社会经历则“有助于艺术家对死亡意境展开社会历史观念的理性思考，并赋予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这两方面经历的综合更易使创作既具艺术的审美特性，又具艺术的理性知觉。”539从艺术上说，无论是《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还是《茶馆》里的王掌柜，可以说，老舍写他们的死都具有这两方面经历的综合。两部作品不光兼具了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理性知觉，还同时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把老舍的家庭经历和社会经历综合来看，大致可以把他的一生划分成三个大的段落：贫穷的满族少年自我奋斗的成长时期；求学、写作、抗战、赴美的中年、壮年时期；从归国到“反右”再到“文革”的生命后期。而老舍在这两种经历中形成的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像川端康成一样，对文学创作和最后的自杀，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川端的父亲病故时，他只有两岁。而1900年老舍的父亲牺牲时，他才一岁。老舍对父亲的死来自母亲的记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是在巷战中抵抗的一名正红旗护军士兵，因洋兵的子弹打燃了他身边撒落的火药，而被烧死。老舍没有父亲，母亲又没有奶，只好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身体发育不好，长得十分瘦弱，到三岁时还不会说话和走步。一家的生活全靠母亲给人洗衣、补衣勉强维持。老舍是靠了乐善好施的一位大善人的资助，才进入了学堂接受教育。否则，他可能只是一个文盲家庭的穷苦孩子。
与川端不同的是，老舍父亲的死不单单是一位家庭至亲的突然亡故，因为他的死已同时具有了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意味。从家庭来看，父亲的死无疑给老舍留下了无可弥补的“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家难；而从社会来说，父亲身体里流出的是牺牲者的血，成了老舍认识死亡意向最初的象征符号——国仇。因而，老舍的现实死亡观胚胎的最初形态起因于国仇家难，这也决定了老舍在人生许多关口，当面临死亡时，他都能表现得相对理性。当然，在表述上又是十分感性的，也相对具有“迷恋死亡”的审美色调。但老舍最后的自杀，与川端、海明威等还是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发生了“文革”，他大概不会像他们，出于纯艺术的因素追求死亡。他的死亡意识在与艺术有关的同时，更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从老舍自己写下的由青年、中年直到晚年对死亡的认识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文本里的“非正常死亡”（4）
1922年10月10日“双十节”，在南开中学执教国文的23岁的老舍，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国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酥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另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540这是热血的、富有朝气的青年老舍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准备“牺牲”的宣言；这壮怀激烈的词语昭示着，在他执著而又倔强的青春生命里流动的是牺牲了的父亲的血。
1937年抗战爆发，8月，日寇逼近济南。老舍从早到晚抱着一部陆游的《剑南诗稿》，反复吟哦“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常”541显示出以死殉国的意志。当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与家人蜗居在济南的老舍，最担心的是“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了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542国难当头，“舍身全节”对老舍是最重要的。
1938年3月15日夜，日军空袭的警报刚刚解除，老舍便提笔给好友陶亢德写信：“……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生与死都不算什么，只求生便生在，死便死在，各尽其力，民族必能复兴的信念中。……”543这是像父亲一样面临外族入侵时“国家至上”的老舍，国之不存，个人焉能苟活。这一思想在《四世同堂》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时，也体现着“家庭”和“社会”的两种经历，在老舍的死亡意识里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老舍在《入会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