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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死，有骨头的明日生；这就是民族的复活。”“我们既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拿血洗净了江山，我们抗战到底！用血保住祖宗创造下的伟业，用血为子孙换取和平自由，死是值得的！627这是老舍的气节，也应是民族的精神。抗战是向全人类“显一显”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格”的时机。他在短文《此仇必报》里，斩钉截铁地说：“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气和感情么？报仇啊，我们是人，我们得拿刀枪把日本禽兽管教过来，教他们明白过来禽兽是不能在世上活着的！起来吧，有血性的人们，挺起腰来，为死了的报仇，为人类扫除禽兽！628
“只要我们肯干到底，我们必会看见汉奸埋在自掘的坟墓中；否则我们屈膝，汉奸反倒坐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那才成了奴下之奴，而悔之晚矣！“今天大家害怕，是怕个人的身家财产受损失；那么，等到连地土人民全数被日本吞了去的时候，难道还有个人的好处吗？房子若是烧起来，连命也不大易保，还惦念着屋角里那把扫帚吗？”629
1938年3月，他在《我们携起手来》里表示：“我愿在这营阵中作一名小卒，你们教我作什么，我只有服从。我的才力只是那一点点，我渺小得可怜，可是在你们的命令下去工作，我感到伟大而充实。”630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开筹备会的那天，老舍已“快活得要飞了”。因为全民抗战使作家们“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和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他感到“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与旗手。”631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发表了“简劲有力”的演说，号召全国的文艺家团结起来。他了着重讲了四点感想：一，只要这些民族的先驱者们不分信仰地空前团结，就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希望作家写作多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战区敌人的残暴以及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中取材，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三，今天的抗战实际上还肩负着建国的任务。四，要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
老舍在会上被选为理事。紧接着，在4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由于“文协”没有设会长或理事长，这总务部主任就成了主持繁重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他在《入会誓词》里写到：“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632他真的要“倾尽个人的心血，完成这神圣的使命。”633因为，他把在国难当头，而缺乏行动上的壮烈与宏毅，当成莫大的耻辱。“他必须任劳任怨的去做事，生也好，死也好，伟大的国民必须敢去死，才足以证明民族的文化有根，才足以自由的雄立于宇宙间。设若空有一套仁义礼智的讲章，而没有热血去作保证，文化便是虚伪，人民便只是一群只会模仿的猴子。”634
“文协”在老舍的主持下，为推动和宣传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很快便呈现出了他在《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一种精神，那样一种感慨：“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仁取义，不肯苟安求全，沦为奴婢。”“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忠恕仁义，孝悌廉耻，能宽恕别人的过错，而不能屈膝受辱。”“若我们的好百姓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力量将怎样地增强，我们的文化将怎样的灿烂光辉呢？”“国家是我们今日的爱人，我们必须为她死，为她流血。”635“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636这无疑是熟谙儒家学说的老舍对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理念的很好体现与极佳诠释，像《论语》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637这也正像老舍在1943年谈及当时“由济南逃出来的时候”所说：“她们的命苦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638
考察老舍在抗战期间的言行思想，完全可以用他与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剧本的名字“国家至上”四个字来概括。正如他说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日，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639因为，在他看来，“今日的中国，没有一件事比抗日救国更伟大更神圣的；我们的团结便是要在这最伟大最神圣的战争中各尽其力；这是你我的一切，此外什么也没有。”640老舍表达这样的情感，从来不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简单明了，朴素自然。如他说：“我们必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国亡，纵有莎士比亚与歌德，依然是奴隶。”641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3）
老舍主持了八年的“文协”，也主持了八年的《抗战文艺》，但他毕竟是一个诗人激情型的作家，他觉得在血与火的民族危亡关头，一个民族除了要战斗，还要有理性而博大的胸襟和豪迈壮阔的精神浪漫。他说：“我们不要学日本的偏狭爱国，或什么铁血主义。斯巴达克式的教育能使人成为武士，也能使人成为强盗。……我们要的只是严肃而英明的气度与心怀，见义勇为，虽不故意去冒险，而到时候有死的胆气与决心。不去故意的作英雄，而磊落光明有作英雄的底气。”“自伤没落而放浪形骸之外，是浪漫；理想崇高而自尊自强，也是浪漫。颓废诗人是浪漫的，救世大哲人也是浪漫的。苏格拉底有最强壮的身体，最简朴的生活，最宽大的胸怀，与最崇高的理想。上阵，他是勇士；家居，他是哲人。我说，我们须成为这样浪漫的人。”642老舍以他在抗战中的作为证明，他正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文人！
在那样的时代，他自然首先以为“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643他真切的感到，“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于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伟大文艺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6441938年“七七事变”抗战周年纪念，他在《这一年的笔》里表示，“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这一年的笔是沾着这一年民族的血来写画的，希望她能尽情的挥动，写出最后胜利的欢呼与狂舞。有笔的人都是有这个信仰。”645
武汉失守，老舍来到陪都重庆。9月16日，他写下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的《中华在“九一八”后》，呼喊：“努力呀，同胞！今天，‘九一八’才是生死关头；泄气则亡，努力则胜；用血，用生命，换来明年‘九一八’的战胜庆祝吧。”646“九一八”给了中华民族以大耻辱和大创痛，是一页惨痛的纪念。“‘九一八’必须从历史上抹去，用你的血抹去！起来干，不作亡国奴的人们！全民抗战的精神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647
老舍这一时期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散文大多是铿锵有力的战斗檄文，其核心的主题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想不亡，就须人人有不作亡国奴的气概与气魄，人人得成为忠勇的英雄。”“爱国的必须成为战士。”“个人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溅在沙场上，一方面去退敌救国，一方面使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儿还有什么更好的事业呢！？”648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在他看来，抗战完全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关照和检讨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而文艺作品就是这面镜子里的影像。
老舍在《一年来之文艺》里说，“血光杀声里有大时代的真面目。尽管所见者只是一事一人一角落，可是既经看到，便是好的资料。……以热情的文字写面前的杀声炮火，就足以动人。这些事是抗战的铁证，这些文字是真实的记录。”649老舍在抗战期间，随时把这些“好的资料”运用到创作上，除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话剧，因为“现在我们说，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650更主要还是构思酝酿并精心打造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舍的《四室同堂》是抗战期间一部不可多得的反省文化和人性的伟大之作，是中国人们抵抗日本侵略者从艰难走向胜利的“铁证”，是“以血为墨及时的记录下民族伟大的经验”，651同时又有着超越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价值。
1939年9月至12月，老舍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到延安地区访问。刚刚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慰问团下榻的地方看望，并设宴招待全体成员，而后又和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联欢会。老舍代表慰问团致欢迎辞。后随慰问团参观了延安抗大，八路军政治部等处。又到米脂、榆林等地体验延安地区的生活面貌。此行在他1942年出版的作为“抗战文艺丛书第一种”的长诗《剑北篇》中有所反映——“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共二万里。”652
1943年底，胡絜青为刚刚故去的老舍的母亲办完丧事，带着孩子，离开北平，千里跋涉，赶到重庆。老舍把家安在了北碚。胡絜青向老舍介绍着她所见所感的北平沦陷区百姓的生活和遭际，这使老舍的脑中浮现出一幅清晰的文学地图，人物的命运安排，小说的结构布局，就在这幅地图上铺展开来。这样的构架产生了近百万字的《四室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和《饥荒》。
1944年4月，重庆文艺界举行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动。而这时，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中国的战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呈现在眼前。老舍在一次“文协”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做耶酥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以至重庆《新华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短篇《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称赞老舍此番话“是何等勇敢的宣告。”并对老舍为抗战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这对所谓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