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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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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653
  老舍又是异常敏锐的,当他看到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的烽烟又起,1945年11月,他在纪念鲁迅的会上由朗诵《阿Q正传》顿生感慨:“这样的胜利,而胜利后又复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强,真使我觉得中国的命运将和阿Q的命运没有两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没有当汉奸,我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抗战,而我后面却一直跟着一个黑影。……打仗死不是党委啊!不是大官啊!而是我们老百姓啊!而是你和我啊!我们为什么不阻止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拿出力量来停止内战-……只有和平胜利了中国才有办法。”和平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
  老舍的积极投身抗战与其朴素、自然的爱国思想,最初是源于一种本能的“知耻而后勇”。由母亲给他讲述父亲的牺牲,他懵懂意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应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这也是他“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654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4)

  “在国外读书时,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效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655可见,老舍的“国家至上”思想,并非在抗战时才一蹴而就的。回忆起当年在国外关注北伐革命时,他还记得,“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656因而,老舍在《二马》里流露出这样的情感也就在自然不过了:“破碎的中国,破碎也可爱的中国。”657其实,单就“国家至上”而言,若把抗战时期的老舍与建国初期的老舍简单做一比较,便不难发现至少有三个相当明显且意味深长的相同点:第一,老舍是勤劳辛苦而多产的。不算老舍所做“文协”繁杂的事物性工作,仅算他服从抗战宣传的需要所创作的作品,抗战期间,他共写了长诗《剑北篇》,4部京剧,9部话剧,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惶惑》和《偷生》,短篇小说《火车集》和《贫血集》,以及大量的诗歌、杂文。除此以外,他还写了数量可观的鼓词、坠子、相声、数来宝、戏曲等通俗文艺。据曲艺演员欧少久回忆,抗战初期,老舍仅为他和富少舫就先后编写了《骂汪精卫》、《芦沟桥》、《新拴娃娃》、《啼笑因缘》、《台儿庄战役》、《樱花会议》、《中秋月饼》、《八面玲珑》等相声、鼓词数十段之多。658建国初期的老舍就更是这样。
  第二,老舍是积极热情真诚投入的。从老舍的《诗人》来看,他自己无疑是个诗人气质的作家,为“协力抗战,重整山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这伟大的事业与行动中”。659他单纯地以为:“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660“为自由,为自由,齐赴沙场;/历史的光荣,当仁不让,/要作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661“我只知道岳夫子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陆放翁的激昂的诗句,并没毁坏了文艺,而反倒有些千古不灭的正气,使有心人都受感动。”“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66250年代“歌德”663的老舍也是如此。至于文艺不应是宣传这个道理,老舍在抗战时就再明白不过了:“有的人以为,文艺要过于切近实用,偏重于某一点,则必损失了文艺的从容不迫,或竟至不成为文艺。”664但从老舍的自身创作实践看,他懂得在特定情形下,比如“国家至上”,文艺理应担负起“宣传”的使命与功用。
  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导致两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比如,夏志清以为“自从中共政权成立以后,老舍凭着靦颜的阿谀奉承,得意确保文坛的高位。”665而阳翰笙则早在老舍从事创作20年纪念时就说:“这20年来,我觉得你总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特别是抗战军兴起以后,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人民,你曾运用你那支锋利的巨笔去打击我们的民族敌人,鼓励过我们的士气民心,去扫除过那些社会上的渣滓,揭破过那些伪善者假面。你始终是爱着中国人民的,我想中国人民也一定会热爱你。”666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从事这一切“服从”宣传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中,老舍在“任劳任怨”667的同时,常是内心有矛盾,也有想法,甚至是痛苦的。对这一点,有一部分研究者常常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例如,抗战时期的老舍,正如胡风所言:“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668建国以后,“经历过生活底甜酸苦辣”的老舍,自然更有人们从表面容易得出的“深通人情世故”。“但是,他的‘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难得的是,没把“真”表现为“憨直”、“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因为人们见惯了老舍的“客客气气”,对他在“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也习以为常,故而大家在容易“懂得那里面闪耀着他底对生活的真意”的同时,也容易疏忽掉“那里面”还包括着他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抗战时,“他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却坚守着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为民族解放的文艺界团结的立常如果越过了这个限度,无论对手是地位怎样高的或计谋怎样巧妙的,他也要直言不讳,守正不移。这决不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中年人能够容易做到的。”669建国后,老舍依然如此,无论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宣传,还是受命应景创作,“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也始终坚守着一个“限度”。
  我以为,对照抗战时期和解放以后的老舍,他的这个“限度”都可以在“国家至上”这个大的思想前期下划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创作上,一个是在人格上。但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异同。先说创作,抗战时,“全民族都在血里挣扎,……整部的文艺简直可以被称为一首战歌。”中国的文坛“是立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尽责地掌起救亡图存的号筒。”670建国初,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努力要把一切创作变成“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671不同在于,前者是文艺服从于国难当头时的“国家至上”,而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国家至上”即文艺服从于新政权领袖的政治“道理”。老舍对前者是得心应手,而对后者是“手足失措。”672再说人格,由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673抗战时,国破山河在,“国家至上”,以老舍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文人才要抗战到底,“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674一方面,他随时准备以死报国,“用血肉的牺牲赎取国土河山!675“大时代的意义并不在于敌人炮火的猛烈,我们敢去抵抗,而是在于用我们的鲜血洗净了一切卑污,使复生的中国像初生的婴儿那么纯洁。……在这种意义之下,先死的必然称‘圣’——用宗教上的名词;因为他的血唤醒了别人对大时代的注意与投入。”676这又让我想到,老舍最后投湖自杀,是否有意在“文革”的“大时代”里“先死称圣”的意味呢?
  另一方面,“血肉横飞的惨像激动了我们更多的同情与义愤,认识了恐怖,更明白了如何在死里求生。”677“人不应当互相残杀。”“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678而解放后,在他所无限热爱的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他可能已有许多次都感受到困惑却无奈的政治事件,直到“文革”的“八·二三”,他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同样是生命受到残杀、文化遭到破坏的“血肉横飞的惨像。”,而在“认识”了这红色“恐怖”之后,当他感到再没有苟活下去的理由时,求生不得,只求一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679从这个意义上,倒正好可以把孟子那句话分开来概括两者的区别:老舍投身抗战,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而老舍投身太平湖,则是“天下无道,以身殉道。”680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5)

  老舍文学的北京地图从位于灯市西口丰富胡同老舍的丹柿小院出发,走到太平湖,是一段不算短的路。如果是步行,沿途要经过什刹海、后海、积水潭等几处水域,而老舍何以偏偏要选择太平湖作为生命的归宿?除了上述的母亲的因素之外,还可以从老舍的生命成长和以文学之笔绘制的北京地图寻觅答案。
  按清朝满、蒙、汉三个八旗在北京城内的划分,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681先单以统计的角度来看老舍笔下的北京。“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正红旗的属地。“西北角对老成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桥——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682正如李辉所说:“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人生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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