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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的小蝌蚪，那里有自己的父亲、母亲、舒家的亲人和他永远的北平。
不管老舍在建国之初是否真的很后悔写过《猫城记》“那样的讽刺”700，但他可能会想，他确实因为写了《猫城记》，无论怎样积极配合政策，在某些人的眼里，他始终是“资产阶级”文人，《猫城记》甚至已被印到了批判材料中。701他也可能同时会想，他在这部为能思想过关而一再检讨的这部小说里，30年代预想的情景在昨天竟然真实地上演了——猫国的学生因校长和教员叫他们念书，不许招惹女学生，就被捆起来，遭解剖、挖心。702而他，也刚刚在“八二三事件”中，遭受了“女学生”——红卫兵们的侮辱、殴打、摧残、蹂躏。正如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所说：“老舍早在四十年前就如此准确地洞察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些反常现象。他在《猫城记》中夸张地描绘的猫国生活画面，具有某种艺术真实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可以随意侮辱自己的老师并殴打校长，拿这些同小说中虚构的猫国对学校中教员的残害相对照，老舍确实有先见之明……小说所描写的猫国的‘图书馆革命’，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书馆的遭遇。当时许多书被集中起来烧毁，一切图书馆都大门紧闭。这个国家里唯一的书是毛主席语录之类。到现在为止，大概再没有第二个艺术家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703依照李富清的分析，老舍当然在那个时候，就“从地球上各国的历史上看清楚：学生永远是政治思想的发酵力；学生，只有学生的心感是最敏锐的；可是，也只有学生的热烈是最浮浅的，假如心感的敏锐只限于接收几个新奇的字眼。假如猫学生真是这样，我只好对猫国的将来闭上眼！只责备学生，我知道，是不公平的。”704他也许真的没打算去责备学生，但对曾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自我而言，“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校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我们的政治变动太多了，变动一次，人格的价值低落一次，坏的必得胜，所以现在都希望得最后的胜利，那就是说，看谁最坏。”705“文革”的情形，可能让他想到了那个灭绝的“猫国”——“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不会再醒过来。它的魂灵只能向地狱里去，因为它生前的纪录是历史上一个污点。”706他可能想，既然有了这种悲，那就像《猫城记》里的大鹰一样，镇静地面对死亡。因为在他看来，“良心是大于生命的。”707他还可能想到了小蝎和迷在死亡之后的那份感觉：“死或者是件静美的事。”“生是一切，死是一切，生死中间隔着个无限大的不可知。”“死的缄默是绝对的真实。”“我觉不到生命还有什么意义。”708他可能想，既然选择了要去死，就死在与自己的生命、创作有着割不断血肉联系的北京城西北角的城墙外边，那里离儿时生活过的地方很近——“幼时所熟习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特别是自幼生长在那里的地方，……它的一切都深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对于它能像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当一切在“追忆”中时，“因为只有这种追忆是准确的，特定的，亲切的，真能供给一种特别的境界。这个境界使整个故事带出独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别的任何景物来代替。在有这种背景的作品里，换了背景，就几乎没了故事。”709而现在，他将连带着故事及故事的背景一同消失。因为在他眼里，“那与虹一样明丽的”，“低首抱着多少代的尊严与文化”的北京，也已“伤心的默默无语，像被奸污过的贵妇。”710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7）
他可能想，《四世同堂》里那个胆孝怯懦的瑞丰，在“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的时候，“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瑞丰只有往家中走，因为“打败了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711而他如果呆在家中，岂不是像瑞丰一样，成了一条被打败了的夹尾巴狗？
瑞丰“没有结束自己性命的勇气，也没有和蓝东洋决一死战的骨头，他怕死。想来想去，他得到了中国人的最好的办法：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生命只有一条，不像小草似的，可以死而复生。他的生命极其宝贵。他是祖父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大哥的弟弟，他不能抛弃了他们，使他们流泪哭嚎。是的，尽管他已不是胖菊子的丈夫，究竟还是祖父的孙子，和……他死不得！况且，他已经很勇敢的想到自杀，很冒险的来到坟墓与河坡上，这也就够了，何必跟自己太过不去呢！712可他不怕死，他知道生命只有一条，死不能复生。然而，他有自杀的勇气，有和红卫兵决一死战的骨头；他不能像瑞丰一样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要像屈原一样，像自己在抗战中一样，抛妻舍子，义无返顾赴黄泉。“天，多么美的北平的青天埃地，每一寸都是他跑熟了的黑土地。他舍不得这块天地，而这块天地，就是他的坟墓。”713他可能想，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帝国主义，拿美金，就是卖国？他便要以死来回答，我爱我的国，可谁又爱我呢？他可能想，当年“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仁取义，不肯苟安求全，沦为奴婢。……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忠恕仁义，效悌廉耻，能宽恕别人的过错，而不能屈膝受辱。”714有骨头的今日死，有骨头的明日生；这就是复活。我既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715拿血洗净了耻辱，我要抗到底！用血保住自己的艺术生命，死是值得的！716他可能想，……
老舍是有意让太平湖的静静湖水，无声无息地将他所想和任后人所可能想的一切包容进来。而且，所有的这些“可能想”，也都是老舍之死这一“荷马史诗”的艺术题材。像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无泪的长歌》及其随后写的小说《老舍之死》，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717，刘心武的歌剧《太平湖》，就都是根据老舍诸多的“可能想”而创作的“艺术真实”的“历史”。还有许多人在回忆老舍的文章中，也都做出各种各样可能的推想，且能明显感觉到，这样的推想无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阅经了许多世事沧桑的写作者“此时此地”现实心境的折光缩影。换言之，不是他替老舍在“可能想”什么，而一定是老舍替他在“肯定想”什么。
比如，季羡林在《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一文中，这样“猜想”：“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这一生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头来却落到这等地步。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国不回来，著书立说，优游自在，洋房、汽车、声名禄利，无一缺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说不定能寿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决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他也决不会后悔回来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还会想到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树和菊花。他当然也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爱的。对于这一些难道他就一点也不留恋吗？决不会的，决不会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缠住了他，他只能纵身一跳，投入波心，让弥漫的湖水给自己带来解脱了。”718再有一点则纯属主观揣测，即除了上述的各种因素，老舍选择太平湖自杀，有没有可能是中意“太平”两个字呢？他可能想，他要远离那个已充满了暴力、血腥的世界，远离那个他没有理由再眷恋的生命，他要投到“太平湖”里，去洗静自身的耻辱，去寻觅永远的“太平”。同时，也给现世留下一个绝妙的讽刺，或曰一个老舍式的悲剧大幽默，他要以自己的死告知世人：“太平湖”以外的世界已没有了“太平”！他或许要以“神来之笔”亲自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
太平湖的余韵（1）
美国现代作家、哲学家菲力浦·劳顿和玛丽·路易丝·毕肖普在合著的《生存的哲学》里有这样一段话：“死是人无法避免的事件。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确实把这一事件看成唯一至关重要的事件，在他们的思想中，死亡问题占据了中心位置，在某些人看来，如果哲学不能帮助自己与可怕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达成和解的话，它至少可以帮助自己去了解死亡，因此，他们对死亡问题进行反思。”719十分有意思的是，正像叙述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有许许多多个版本一样，关于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尽，以及老舍之死具有怎样的思想意义，也因各人不同的因素而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大致上仍有三种说法：一是抗争说，二是绝望说，三是脆弱说。持抗争说观点的人是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将他的死赋予相当高的意义，认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是“文革”这页黑暗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们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的品行使他对林彪、康生等毁灭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与屈原一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720舍身取义。
绝望说指出，当时老舍在解放后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首先，“老舍在被尊为‘人民艺术家’之后在配合各个时期政治任务表现出很高遵命文学的政治热情时，他作为大作家的自由写作就受到了限制。”721而老舍在艺术上的感受力是极其准确敏锐的，他对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评价。他那样拼命创作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进入60年代，老舍写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呢？还有，共产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一向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给官，二是安排。即给他们一些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郭沫若、茅盾无不为此烦恼。老舍也是如此，大会小会，各项规定号召都要他表态，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将自己调整到一个良好的创作状态，但又无从抱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当时张恨水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够拿到国家俸禄，衣食无忧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时已是个饱经社会风雨洗礼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为了给一个晚辈找份差事，他亲自跑到文艺口好多机关寻求帮助，但行政体制并不买他的帐，实权的掌握者并不因为他写了《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