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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全而粹’的人格而言，这种动荡中的活着——在世——就是一种侮辱，在‘世’中，王国维从未找到和达到其理想的生存态，而由‘事变’所引致的‘世变’，对他来说更是一种侮辱。”785其实对老舍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还有理由认为，对于王国维来说，即使没有“世变”，他也可能会自杀，因为“在本题意义上对生存的绝望是深潜于王国维精神世界的固有倾向＇这一点即使在清王朝未曾灭亡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从王国维诗词与文章中也可以感知到其对于生存根本意义上的悲观与绝望……＇而因为世变，更加加重了其绝望，加速了其自杀。”786而对于老舍来说，如果没有“文革”的“事变”，亦是“世变”，会不会自杀呢？从老舍在1935年为《樱海集》写的序看，此时不仅还没有抗战的“世变”，更谈不上“文革”的“世变”，但他依然悲观地感到：“这两件事——不能去专心写作，与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愿意干的事不准干，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787不过，从老舍的许多文章也都能够感到，他确实时有悲观，却从来并不厌世。因此，假使他没有“经此”“文革”“世变”，也非像王国维一样，是受了“再辱”，他可能不会选择自杀。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因为，当此“文革”“世变”，即便老舍没有亲身经历和遭受被批斗、侮辱、殴打、摧残的命运，但其对文化的毁灭，他也有理由和可能会视为奇耻大辱，而觉“只欠一死”，义无返顾地走向另一个世界。如果这样，就完全是“殉道”了。
第六，王国维在民国以后留着辫子，与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穿洋装，是否都暗示着“坚守自己原有的理念、信念而对现实世界的拒绝”788呢？据王国维亲友回忆，王夫人曾对王国维说：“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留它做什么？”王国维对曰：“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还剪它做什么？”——有人解释为王国维为人与处世的“以不变应万变”，也有人理解为“学问以外无余事，一动不如一静”，或认为是“其一种政治理想之寄托。”789如此，留辫子倒可以为王国维之死是“殉清说”提供注脚了，因为“对于王国维这样一个读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体验的历史学家而言，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易代之际的遗民情结不能不与其所处的历史境遇，与其狷介的性情与人格有着潜在的契合，则王国维的‘辫子’也正如其归附逊清一样，是其人格、情操、信念的表达。”790老舍在新中国满眼都是列宁装与中山装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西服革履，头戴礼貌，手拄文明棍（他也是腰腿不好），甘当和敢当异数，是否也传达着某种信息——我歌颂共产党，热爱新社会，我爱戴领袖毛主席。但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有我的信念、人格和操守；既然我在美国穿惯了洋装，为什么回国以后就马上要改过来？我把心都交给了共产党，穿西装又有何不可？西装就能代表资产阶级？这也是个谜。
其实，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一直不太愿意只在表面把老舍之死与屈原并提。因为王国维“殉清说”的代表人物杨钟羲和陈守谦，也是把王国维之死与屈原等同。与王国维同为南书房行走的杨钟羲说：“昔季路问事鬼神，进而问死，欲知处死之道也。死非寄路所难，莫难于知之明，处之当。公自以起诸生，为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杀身成仁，尽知死之义。”陈守谦是王国维幼时结交的好友，他拿王国维比屈原，认为：“君以缠绵忠爱之忱，眷怀君国之念，……卒以一死以自明，其志可敬，亦可哀已。”791可见，如果由于老舍自杀前手里果真拿着本印刷的《毛主席诗词》也好，老舍亲手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也罢，就把他比作“行吟泽畔”的屈子，并把他的死定论为“舍生取义”，还有是有浓烈的“忠君爱国”的意味。一如戚真赫所分析的王国维与屈原的相同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殉一个君主，或一种文化，而更在于‘殉道’，在于其死的道义内涵、人格力量以至其中的价值、意义，这也是二者留给后人无尽的感慨与思考之处。”792如果说王国维之死还具有相当的“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多义与含混”，793那老舍之死则更接近于是一个现代文人的自杀，所求的是对“生存根本困境的彻底解脱。他的自杀表达的是生存本体上的绝望，潜在了其对人类困境的现代意义的觉知。”794
太平湖的余韵（6）
的确，一个人自杀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正像加缪所说：“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自杀。”795迪尔凯姆认为，自杀与其说是一个人的行动，还不如说是一个正在瓦解的社会和动荡的文化的反应，这种社会反常、文化混乱、价值冲突剥夺了个体重要的社会支持，从而削弱了他们生存下去的能力和意志，造成自杀。796王国维和老舍的自杀，莫不如此。
因此，我以为，戚真赫对王国维之死的分析同样适于老舍，即“是个体、社会、时代和文化等因素的纠结、交错与悖论、冲突所构成的合力，”797将老舍推向了死亡。也因此，王国维和老舍之死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都超过了死亡事件本身，对他们自杀事件的探讨，“同样是一种历史、文化及其转型的象征。”798他们的存在及对死亡的选择，都“不仅暴露了其自身理念、信念与人格的矛盾，更暴露了历史与文化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思潮、理念在走向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过程中的艰难与困境，其本身所伴随的多重矛盾，同时也是意义与价值的多重取向。”799对老舍之死而言，还更多了一层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意义的启示。
加缪说：“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800无论王国维的自杀，还是老舍的自杀，内在与外在的原因都是复杂的，而且可能是永远说不清，除了历史的黑洞，没谁能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出来。但综观他们一生的学术生涯与文学创造的生命历程，以及深邃的精神文化世界，不难发现，无论对王国维，还是对老舍，自杀，都是他们在深思熟虑中“默默酝酿的伟大作品。”同时，也把这作品的思想意义，留给了“无言”的历史，留给了“有声”的后人。“无言”的历史无法呈现历史的答案；而“有声”的后人解释的历史也不可能有结论。
结语
任何一位大作家，都有一幅由创作精心绘制成的文学地图，那上面每一处不同时期的人物和地点坐标，都是解读作家创作文本及进入其深广的内心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学密码。因为每一幅地图上都烙印着那个作家不可磨灭的个性创造，它无疑承载着作家生活、恋爱和痛苦等太多层面的现实折光。即便像哈代和福克纳创造的威塞克斯和约克纳帕塔法郡那样似乎纯粹的文学地名，也并非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这里，现实与虚构灵动而艺术地交融在一起。因此，若非以与作家心灵相契合的灵犀想象破译这份特殊的密码，或许就会在解读作家作品的探幽析微中产生迷失。也许这正是文学地图的奇妙与魔幻。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作家文学地图上的坐标原点，往往就是他度过有童年深刻记忆的地方，即是日后给他写作带来无尽素材和灵感的心灵故乡。这故乡可能是一处，也可能是多处。真实的和文学创作中艺术想象出来的两个故乡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美国作家威尔第说，“事实是，小说与地方的生活密不可分。”“地方提供‘发生了什么事？谁在那里？有谁来了？’的根据——这就是心的领域。”也就是地理为文学提供了艺术想象的领域和空间。这自然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另一个独特视野。
当老舍服膺于狄更斯、康拉德等英国小说家，以创作之笔描画文学地图之初，就像许多大作家一样，把坐标牢牢地定位在——北京——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故乡；文学写作中心灵和精神的故乡。他从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铃儿》，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处女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再后来一发不可收连续创作的小说《二马》、《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四室同堂》，最后到未完成的鸿篇巨制《正红旗下》，除了《正红旗下》，几乎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或伦敦，或济南、青岛、重庆写的。换言之，虽然写作时他是在故乡之外遥远的异地，但他创造的文学人物和文学情境却在文学地图上呼之欲出。这种文学创作中自觉而自然的反照，理应成为研究者尤其是传记作家敏锐感觉到的。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他形式独特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里有一段描写：“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图：那些在坚实的基础上筑造城墙的城市，那些城墙坍塌并且被黄沙吞噬掉的城市，那些现在只是野兔出没，但有朝一日将出现的城市。”801美国作家梅尔维尔曾说，“在某种意义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旅游指南。”
那么，每位作家手里的这部地图集，是会蚀刻在历史时间的永恒记忆里呢？还是像人们丢弃一张废纸一样扔进垃圾堆？是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文学想象同在？还是偶尔被拾起时已变得支离破碎？则完全取决于它是不是一幅导览心灵探险的真正而纯粹、高贵而艺术的地图，并有着永恒的历史与文化的生命力。
作家的艺术生命是靠着他的文学地图延续着，莎士比亚笔下的斯特拉福德，雨果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乔依斯笔下的都柏林，劳伦斯笔下的伊斯特伍德小镇，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郡，等等，无不如此。当然，老舍笔下的北京也是这样。而“老舍生命消失的那个北京西直门外的小湖——太平湖，尽管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名字却会因‘老舍之死’而永远出现在历史的记忆中，出现在一个个执著地试图解开‘老舍之死’之谜的研究者的笔下。在某种程度上，太平湖几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它俨然已成为一个历史现场的重要角色，如人类一样有着喜愁哀乐七情六欲。”802
老舍之死
从“反右”到“文革”（1）
“是艺术高峰”还是“艺术滑坡”？
对老舍解放后创作的认识，大体上向来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老舍几乎是现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外。“若从建国前后整个文学生涯来看，老舍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第一个高峰，而他的三幕话剧《茶馆》则是他的第二个高峰。两个高峰，恰构成了‘驼峰型。’”803像李润新就明确指出：“从总的趋势上看，老舍在建国后，一直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他创作的主旋律。从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价值来看，老舍的‘后期’比‘前期’不是‘大滑坡’，而是大提高，大进步。”因为它们“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生动的反映了建国十六七年的现实生活。”即便是写那些“政治运动”的现实生活，也“是他遵循‘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