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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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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就会更幸福。”“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没人会忘掉,直到永远。这样的党是打不倒的,拆不散的。”961因而,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革命”过的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关系在很多情形下,类似于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那是一种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士兵要绝对服从总司令,总司令什么荒唐的话他都要听。法捷耶夫曾经亲口告诉过爱伦堡:“我一辈子只爱过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我一辈子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962在中国文人当中,与法捷耶夫最具可比性其实不仅仅是周扬,只因为“他的仕途”在“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963这上面,更像法捷耶夫而已。
  拿前苏联来说,它的作家“协会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起,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964而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人格。前苏联动不动就枪毙,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经历过思想改造的蓝英年对195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受批判记忆犹新,当时他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团干部,老师上课时,拿着《联共(布)党史》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记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他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结果就因此被批判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他反思过去,“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965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知识分子还“总是强调自己受难的一面,回忆文章中自悯自怜有余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不足。受害者并不等于正义者。承认自己做过错事、走过弯路和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会做错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后者是欠缺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社群中思想最敏锐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受教育人数有限的国度中。如果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不能一针见血,怎么能使一个民族有清醒的反思呢?”966庆幸的是,我们还是有不文过饰非的知识分子。正如季羡林在晚年所坦白承认的:1949年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967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去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2)

  1949年以后,背负“原罪”精神十字架的知识分子可谓多矣。以巴金为例,他答应报刊的约稿,写了《评〈不夜城〉》,批判老友柯灵;“批胡风”时,他曾登台,违心地发言,揭露胡风的罪恶。他为此在晚年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忏悔:“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1955年2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作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反右”时,不管是否想得通冯雪峰怎么突然成了“右派”,还是上台与靳以联袂做了批判发言。他痛心疾首地反思:“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喊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在“文革”期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968
  像曹禺,每每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参加批判大会,积极发言,写过大批评文章,心情就无比沉重,感到他“写的一些文章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969
  鲁迅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970
  由鲁迅的话回眸20世纪,具有“特立独行”鲁迅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少之又少。有“外圆内方”的品性已是可贵可敬。而多如过江之鲫的还是“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971
  但无论如何,肯于、敢于和勇于忏悔的知识分子,是值得后人和历史尊重的。像写出了《思痛录》的韦君宜,她那痛定思痛的文字,仿佛是从心底流出来的血。她真诚地忏悔:“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明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埃’”972
  可怕的是,从这种忏悔的反思,同时又可以窥视出知识分子在运动当时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着实令人不寒而栗。韦君宜描述到,由于邵荃麟力保,黄秋耘没有被划为右派,背负一个留党查看的处分。“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是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右派。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的‘平衡’决定的。……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满腹牢骚,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973
  韦君宜还“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把这位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到那位已经化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974
  韦君宜还特别提到周扬。以“反右”为例,那时他就是像法捷耶夫似的,一直在“上边指挥”,“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那时周扬被“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975
  所以,晚年周扬也是忏悔的。他终于能像鲁迅所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976是啊,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正该像走出了象牙塔以后的闻一多,深刻地自醒:“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977
  这里,我又记起一个“历史”的细节。周汝昌记得1954年冬天,“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邓拓派秘书将他约至《人民日报》社“接见”。“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接见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汝昌写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同时“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可“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的周汝昌,写出了“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的“文章”。因为到了事隔多年之后的60年代初,文联举办一次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文化界名流集于一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周总理!会后,“我们一小群人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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