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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之上的那顶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终于，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了。哦，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桃子”的。在苏联的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眼下正是回来坐“帅椅”的时候。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初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对他谦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就会看到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位子。偶然有一两张是王、毛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胛。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那时，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共表示愿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订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时，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终于，王明走出了一步险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派人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王明扣下了《论持久战》，不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只同意印成小册子。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1
一九三八年八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元。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一九三三年，由于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谎称共产党人纵火，因此正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被捕。九月，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当众揭露法西斯阴谋，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他无罪。
苏联派出专机到德国。季米特洛夫出了监狱，直接上了飞机，飞往莫斯科。不久，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据王稼祥回忆：
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医院开刀。在出院之后，因身体虚弱，被送到南俄疗养，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中接到莫斯科电话，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时，说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
在王明、康生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斯大林知道王稼祥经过长征，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就问他：“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王稼祥据实回答：“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这时，王明在一旁插话道：“还有三十多万人。”王稼祥立即更正道：“斯大林同志，是三万多，不是三十多万。”斯大林听罢，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王稼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逐渐壮大。”斯大林高兴地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斯大林转向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斯大林当着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泽东，于是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泽东。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共产）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据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跟他说起，在王明回国之前叮嘱过：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尽管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已给他打了“预防针”，可是王明回国后依然故我。说实在的，王明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远不如张国焘。他能够趾高气扬，是因为当初得力于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到了后来，米夫失势，反而成了王明的部下！一九三八年，米夫甚至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那时米夫不过三十六岁！王明回国后，采取“恶人先告状”，背地里托回国的苏联人向季米特洛夫打小报告，告毛泽东，反而弄巧成拙。
季米特洛夫最初从陈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时，知道毛泽东的经历，支持了毛泽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便坚决支持毛泽东。应该说，由于王稼祥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高层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这使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了解毛泽东、支持毛泽东，起了很大的作用。须知，在中共的领袖人物之中，绝大部分曾在苏联学习，唯有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这一回，因为王稼祥决定回国，所以改由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的。虽说任弼时过去执行过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时整过毛泽东，特别是主持宁都会议，撤过毛泽东的职。但是后来，在实际斗争中，他逐渐转为拥护毛泽东。此时，他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毛泽东在中国的斗争情况和在共产党内享有的威信。任弼时如实的汇报和对毛泽东的称赞，使季米特洛夫更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信任感。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2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究竟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还是由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