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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
“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列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哪？”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墩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人，”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带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他插嘴说：
“他们被捕了。”沉默一会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
这时，刚插嘴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
“快跑——！”
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脸上。我说过，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看见代老A拔出手枪，朝传来喊话声的方向开了一枪，紧接着里里外外枪声和呼叫声四起。到这时，我反倒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变得异常镇静，右手灵活地从后腰上摸出手枪，打开保险，朝窗外射击，一块玻璃我听出是被我的子弹击中咣当粉碎的。正当我准备瞄准再射时，跟我站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突然踹我一脚，喊我：
“快！快撤！”
我随她指的方向看，那位刚才飞身灭灯的“眼镜”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到他脚下，看见他裤档下有另外一双脚正在魔术般地缩短，像正在被墙体吞吃。不一会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一圆黑洞，“眼镜”用脚踢踢黑洞，对我说：
“快过来！快走！”
我顺势扑入黑洞（当时我躺在地上），开始慢慢地听不到枪声。
暗道出口在一条山涧的两块巨石缝里，很隐蔽。我不知在暗道里爬行了多久，反正出来时已听不见枪声，不知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还是战斗结束了。我从暗道出来，看见理发店的老头已在外面，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这说明我前面只有他一人，我看到的那双“魔术的脚”就是他的。他上前来拥抱了我，然后把头伸到洞子里侧耳听听，也许听到了什么，转身问我后面是谁。我说不知道。过一会，后面人出来了，是“一把刀”，就是那个红头发青年，我在第一次“红楼会议”上见过他。他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我说过，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时却牺牲了。后来除杀两个叛徒的任务是他完成的，因为“望远镜”就在这场战斗牺牲了。
他出来后很久都没人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令我吃惊的是，当我看他俩离去时，发现理发店老头的步态稳健自如……我突然对这位平常唯唯喏喏的老头肃然起敬起来。
他们刚走不久又出来一人，是那位女同志，她一出来就伏在我身上呜呜大哭。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想她也不会认识我，她这样子使我有点窘迫。我劝她一会后，把她扶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像刚才理发店老头一样把头伸进洞子。她问我干吗。我说听听看，还有没有人出来。她又一下哭起来，说：
“没有了，我刚进暗道他们就把门关死了，我一直在那听他们战斗，直到断了枪声才走。”
我问：“有没有被捕的？”
她说：“听不出来。他们肯定都牺牲了。”
这是个魔鬼和天使握着手降临的晚上，仅仅在短暂的一阵子枪声中，我知道了什么是死，什么是生；生和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那么神秘不测。我感激上苍在如此危难中给我洞开一条逃生之路，但就这样我仍然要咒骂她夺走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的生命。我没有忘记，那天会议上总共有11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了有7名同志。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8人。但我不知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须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可我对这个白胡须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人中间的一员，那要我说他就是“这一员”——卑鄙的一员！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谁是真老A
让我歇一歇，让我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去了。人老了什么东西都跟着老了，包括我记得的事情也老了，老得随时可能消失无踪。我曾经能够把关于你母亲的事牢记得都能背下来，可现在不行了，现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一半不是我没有记得，而是从记得的记忆中消失了，死亡了，就像有些树枝从树上死掉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人老到我这年纪别说记住的东西要离开我，就连牙齿这么坚固的东西都要离开我——你看，这全是假牙。人的记忆就像河水，淌得越远流失得越多。我这河里的水真是越来越少了。说真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说就像一道黑色屏障，不但把我们很多同志的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
刚才我说人的记忆像河水，这是为了形容记忆的流失才这么说的，其实这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大脑是台摄像机（又是放影机），将对当时进行的每分每秒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事实上我们大脑没有这么了不起，起码在记忆能力上，顶多是台高级相机而已。对过去来说我们大脑无异于一册影集，我们的回忆正是依靠几张照片，通过想象来完成的，想象的自由和成功与否来自于摄下照片的多少。现在我看见一张“照片”，是自己和杨丰懋深夜坐在水西门公寓的楼上客厅里，这也是我继暗道逃生之后有的第一张照片——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是谁让我去那里的，什么时候、怎么去的等等细节。
然后的“照片”越来越多，所以我可以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坐了一会，你母亲从另外一只房间里走出来，步子很沉，脸色苍白，满副病蔫蔫的样子，见了我就像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扑在我怀里，呜呜地哭。她这样使我马上想到，她一定是把孩子手术了，所以我安慰她不要哭，说她还年轻，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也许比现在更好，这日子不会太久等等。
你母亲却哭得越发伤心，一边哭一边诉说道，声音里有种彻骨的悲痛：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孩子他爸牺牲了……呜呜呜……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
你想想看，当时杨丰懋就在我身边，你母亲这么说我当然无法理解：我简直糊涂昏了！
这时杨丰懋上来把你母亲扶在沙发上安慰一番后，转身对我这样说道：
“我已接到上级指示，今后南京地区地下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我就是今后的老A。我任命你为代老A，这是委任书（给我一本证书），今后你有权代我行使任何权力。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鸽子的秘密关糸，我和鸽子其实不是夫妻，而是兄妹，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兄妹俩假扮夫妻，现在看这种伪装并不是无可挑剔，因为这样等于是将两枚炸弹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在当时似乎又必须这样，一方面这样做便于把保密局的各路情报及时送出去，当时我们只有在水西门公寓才有一部上好的电台，你母亲要没这身份，经常出入那里显然不可能，也不安全；另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秦时光等人对你母亲的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