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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人知道，由于自己参与了这一密谋或者知道这一密谋的内情终将被送交荣誉法庭、被判徒刑乃至枪决，企图隐藏起来。
他们希望敌手们也会遵守荣誉的传统。这样，他们在惨败后再次低估了纳粹运动。这个政权不仅要他们死，尤其要他们惨死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被捕的家属中，年龄最小的是格德勒的孙子，还是个哺乳婴儿；年龄最大的是施陶芬贝格的堂伯，八十五岁。
事到如今，在密谋分子当中还有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如费尔雷贝尔将军。他是个主要密谋份子，在暗杀事件过后几分钟还曾看见过幸存的希特勒。在7月20日的混乱中，他（那时还未受到怀疑）曾多次出现在希特勒身旁。他知道，他的参与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本来完全可以在施陶芬贝格的行刺失败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枪杀希特勒，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准备象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宿命论的方式去承担后果。当天下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去“狼穴”，也就是说要逮捕他。
他的通讯官和亲信黑尔穆特·阿恩茨博士中尉问他，是否有手枪。
“只要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愿自杀，而是想向战时法庭公开申述自己的理由——战争罪行的必然结果。临别时他对副官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一声：‘再见’。”
但是费尔吉贝将军在被捕后没有申诉的机会，他进了盖世太保的行刑室，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待遇。
密谋集团的驱动机——特雷斯科企图逃脱这种命运。7 月21 日，他来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前沿无人地带，如他所说的那样，想亲眼看一下前线的败局。就在苏军防线附近，他用两支手枪制造了一个交火的假象，然后拉响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由于特雷斯科的作用还未被揭露，他的英雄般的死在武装部队的战报中作了突出的报道。其家属获得了把他的遗体运回德国的特许，并以军人的荣誉安葬在特雷斯科庄园里。几个月后，这位将军被查出是“七·二○”事件的罪魁之一，于是已经半腐烂的尸体被取出棺木，用作审讯其朋友时的恐吓武器。
维尔纳·施拉德中校在营房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进监狱，不让别人折磨我。”然后开枪自杀了。总参谋部的汉斯·乌尔里希·冯·尔岑少校在柏林霍亨佐勒坦的军区司令部里被扣留。他的供词自相矛盾，因此被勒令交出手枪。这位军官要求上厕所，他在那里烧毁和吞下了有关文件，回来的路上他在消防沙桶里藏下了两颗手雷。
7 月21 日十点钟左右，冯·厄尔岑少校再次要求上厕所。途中，他取出了一颗手雷，举到头边爆炸。他受重伤倒地，看守也被炸伤，现场立即被封锁。医生认为厄尔岑已死，所以就无人管他了。他苏醒后挣扎着爬到消防桶旁取出了另一颗手雷，用嘴咬住，然后拉响。他的上司，忠于希特勒的约阿希姆·冯·科茨弗莱施将军说：“少校的死至少是体面的。”
国家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最初特别忙于“侦察”7 月20 日事件的工作。黑尔多夫伯爵被捕后，他的同谋行为再也隐瞒不住了。这位德国的首席刑警写了一份绝命书，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象，染了发色，和吉泽维乌斯一起隐居起来了。1945 年1 月16 日，内贝终于被捕，后被绞死。吉泽维乌斯得以在一周后用假护照逃到了瑞士。
炮兵将军弗里茨·林德曼也隐居起来了，虽然曾以五十万马克悬赏缉拿，但是直到九月才被发现。他企图从监狱的四楼跳窗自杀，但被狱警及时发现，腹部挨了一枪被击倒在地。人们给他开刀取出子弹的目的是要把他绞刑处死，但是林德曼因伤势过重，于9 月21 日死亡。五名曾隐藏过他的帮手们分别被处以绞刑。
纳粹行刑手们想出了狼多惨无人道的刑罚，这一政权很少这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面目。希特勒本人也多次强迫使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残虐刑罚。他把被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赖斯勒召进大本营，对他说，对这些要判决的人决不能采用任何仁慈的办法，特别是不能让他们保持理智，这位独裁者指示，要像宰“肉畜”一样绞死被判刑的军官。
为了把这些军人交给人民法庭审理，“荣誉法庭”必须先把他们开除军籍。唯命是从的凯特尔、古德里安等人为了讨好希特勒把这些军人一一削职为民。1944 年8 月7 日和8 日，人民法庭首次开庭，被告们被弄得极为狼狈：满脸胡子，衣衫褴褛，没有腰带，提着裤子，甚至被拿去了假牙。他们就这样站在穿着红袍的“法官”面前，字旗后装有摄影机。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家伙，”这个德国的维辛斯基对前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大声吼道，“为什么老弄你的裤子？”
维茨勒本虽然外表寒酸，但军人的威严不减。他对这个嗜血的法官道：“你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不出三个月，愤怒和受磨难的人民将要向你清算，把你活活地扔到街上的污泥中去！”
被告们虽然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受过严刑拷打，家眷们都掌握在这帮暴徒手中，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法庭上都表现出了临危不惧的态度。
当弗赖斯勒无意地用“伯爵”来称呼舒伦堡时，冯·迪·舒伦堡伯爵立即纠正他说：“是舒伦堡无赖。”
律师约瑟夫·维默尔警告庭长说：“如果我受绞刑，那么害怕的将不是我，而是你。”
“你马上就要进地狱了！”这个身穿血红色长袍的恐怖分子说道。
“如果你也紧跟而来，对我来说倒是一种乐趣，庭长先生。”被告回答。
遭到非人虐待的费尔吉贝尔甚至建议庭长赶快去上吊，以免被告们朱死他倒先被绞死。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刑罚也日益残酷。曾以他的坚贞不屈而救了很多朋友性命的施拉布伦多夫写道：
“他们提醒我，这是招供的最后机会。当我坚持不招时，他们又对我进行拷打。这种刑罚共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我的双手被反绑，然后套上一个装置，十指分别夹住，装置内有铁刺，外有螺丝，螺母扣紧时铁刺扎进手指肉里；
第二步，我被捆在一个像床架一样的刑具上，脸朝下，头上被盖上一条毯子，每条赤裸的腿上套上一根炉管样的东西，管子内壁有尖钉，外面有螺丝，扣紧后钉子扎进大腿和小腿；
第三步，我和刚才一样，被捆在床架式刑具上，头也被盖住，‘床架’可以缓慢分开，以致被绑住的整个身体随着这一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动作一起拉长；
第四步，我被捆在一具特制的刑架上，弓着腰，身体既不能向后也不能向两侧活动，然后行刑手和警卫长用粗棍从后面抽打，每打一棍我的头就重重地憧击地面，旁观者们在一边高声狂笑。”
施拉布伦多夫曾休克过一次，醒来后继续受此摧残。但是这种刑罚没有奏效，他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们把他带到刑场，押解人作一手势说：“现在你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准备给你选择另一种命运的机会。”
第四节“我必须死”
到1945年4月，苏联人已逼近总理府。希特勒自知大势已去，于是在一派阴郁的气氛中举行了与爱娃·勃劳恩的婚礼，随后决定在4月30日早上2时，与夫人勃劳恩一同自杀。
下午三点钟刚过，新婚的希特勒夫妇在下暗堡的主走廓里最后一次露面。自从四十个小时前在在凄凉的午夜举行婚礼来，他们很少在一起。他们向总理府成员道别，在场的有戈培尔、鲍曼、克菜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海军武官伏斯中将、魏纳·哈斯教授、腊登休伯少将、赫格尔少校、高级侍卫官海因兹·林格、奥托·根舍少校、三名秘书：克里斯蒂妥夫人、荣格夫人和克鲁格尔小姐（鲍曼的秘书）以及曼切阿莱小姐和维尔纳·瑙曼。只有飞行员汉斯·巴尔、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司机埃里奇·肯普卡和玛格达·戈培尔不在场。
这一正式的告别仪式只进行了几分钟。嗣后，谁也回忆不起有什么不朽的言词。在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之后，林格终于得到示意，打开了通向希特勒私人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一个礼貌的姿势让爱娃走在他的前面。在永别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转身面向海因兹·林格，同他握手，说，“林格，老朋友，我现在要你参加突围小组。”
林格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我的元首！”
“去为我的继任人效劳。”希特勒说。
不管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它终究是希特勒在暗堡成员面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希特勒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关上了房门。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后立即负责处理他们的尸体。这就是他在进入准备自杀的房间之前说的话。“他告诉我，要我们等十分钟，如果听下列声音的就进去。”根据其他在场的人说，这时林格再也沉不住气了。也许，在这样一种受压抑的时刻，他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但是不知是什么明显的原因使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一口气跑完四段很陡的楼梯冲向太平门跑到炮火连天的院子里，随后又迅速地跑下来，瞪大着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所有其他的人只惊异地注视着他的古怪行动。
接着奥托·根舍少校离去了，他把在上暗堡的元首警卫队的几名青年军官找在一起，向他们布置任务。他们的紧急任务是把两具尸体抬出下暗堡。根舍很快又返回来，站在希特勒住房门口的正前方，两腿叉开，把手枪紧紧地握在胸前，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随时发生的结局。大家都竖起耳朵等待着一声或许是两声枪响。作为一个军人，根舍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能从沉重的拱形铁门听到枪声，而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事实上，枪声要通过两道门，因为在希特勒卧室前面还有一同小门厅。
希待勒有两支手枪，火力较大的是口径为7。 65 毫米的标准瓦瑟手枪。从4月22日，也许更早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把这支手枪放在他的短上衣口袋里，他的高级侍卫尤利乌斯·夏勃曾经见到他从卧室保险柜里拿走那支手枪的。比较小的一支手枪是6。35毫米的瓦瑟。他带在身边多年，塞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人们认为这支枪只是为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这支较重的手枪。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尺，爱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她有两位胶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张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