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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天请她坐，说：“商量什么？”
黄依依坐下说：“是给我机会还是不啊？”
安在天也坐下说：“我跟谁都没商量。”
“你没跟孙书记商量？”
“我连你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怎么商量？”
“你下去没向孙书记打听我？”
“向你本人打听不是更好吗？”
黄依依笑了，说：“就是，你不能找他打听我，我到了他嘴里，就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四不象。你看，是人都来应试了，就没我的份，凭什么不让我来应试，我哪一点比不过下面那7个人？我不是吹牛，我比他们都优秀。”
“你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黄依依，不叫那个谁，博士学位，曾是大学里最年轻的数学教授，现在是数研所最年轻的研究员。著名的爱国人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课题研究获过奖；去过苏联镀过金；单身，年龄三十有二……你看，我哪一样不符合你要人的四个条件？”
安在天笑了。
“你呢，也让我认识一下吧。”
“我叫杨小纲。”
“哪个单位的？”
“也是一个研究所的。”
“你们要人是去做什么呢？”
“做一个数学家能做和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做的事。”
“别说得这么酸溜溜的好不好，杨先生。”
“这里没有先生，只有同志。”
“这又是一句酸话。”说完，黄依依径自大笑起来。
适时，窗外吹来一股风，把茶几上的试题吹开了一页，露出了题目。黄依依对上面的符号显然很是敏感，她扫了一眼，问：“这是你在做吗？”
“不是我做，是我要的人做。”
“这就是你选人的试题？”
“是。”
“我能看看吗？”未经同意，她已经拿在手上，看了起来。
安在天：“这可不是光靠大胆和笑声就可以解答出来的。”
黄依依答非所问：“这是一道数学游戏题……题面有意复杂化……出题的人肯定心理变态……就是说他不正常，存心整人……”她像进入了无人之地，自言自语地，一边跟梦游似的，飘飘然地坐直了身子，嘴唇无意识地惊动，完全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
这就是安在天最初见到的黄依依，他惊诧于黄依依的这种突然的变化，从刚才喜笑颜开的样子，到现在恍若隔世的样子，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起承，没有接口，像她身体里有个神秘的开关，可以自由地转换状态。
黄依依迷迷糊糊地一会儿，突然又似醒非醒地抬起头，对安在天说：“我可以破这题，但需要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带走吗？要么我就在这儿做？”
“你带走吧。”
黄依依迫不及待地走了，这感觉和她刚才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
安在天送她到门口。
不料，黄依依突然回头，叫了一声：“杨小纲！”
安在天：“什么事？”
“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就录取你。”
黄依依高兴地跑了回来，伸出小手指说：“拉勾！”
安在天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指。
黄依依用小手指勾住安在天的，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说完，她掉头就跑了。
·18·
第十二章
考场静悄悄的。
监考官在走廊上转着，参考者有的在伏案书写，有的在抽烟，都是一种苦思冥想的状态。
靠近楼梯的房间，临时做了监考办公室。孙书记对安在天介绍说：“……黄依依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
安在天眼睛一亮，问：“是创建美国兰登公司的冯·诺伊曼吗？”
“是他。”
安在天凝固了目光，似乎听到自己的老师安德罗在对他说话——当今世上，冯·诺伊曼博士是最深不可测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他收罗了大批亚洲学子，为的是领略吊诡的东方智慧。
安在天下了结论：“那她以前可能接触过密码！”
孙书记问：“为什么？”
安在天：“冯·诺伊曼是破译密码的大师，二战时曾破译德国陆军和空军好几部密码，还破译过日本人的密码。世界上只有他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还复杂，还深不可测。”
“……黄依依在冯·诺伊曼手下工作，应该是二战以后的事了……”
适时，楼梯上响起黄依依的脚步声。
安在天：“这好像是她的脚步声……”
孙书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明知故问：“杨同志跟她，是刚在食堂里认识的吧。”
安在天没理他，出屋来看，他或许以为她来找他交答卷了。
孙书记看看手表：“她10点有课。”
安在天只看见了黄依依的一个背影，果然是抱着讲义夹，下楼去了。
童副处长打开门可以看到对门301房间。门缝底下塞着东西，露出一个纸角。他走过来，蹲下，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个露出的角，把东西取出来。但他没有取，反而耐心地把露出的一角塞了进去。这样不但看不到，而且也完全取不到了，只有进门才能看见、取到。
黄依依抱着讲义夹往外走，阳光下，她扎着的手绢像极了一只白色的蝴蝶。
监考办公室里，安在天站在窗下，看着越走越远的黄依依。
孙书记接着说：“……黄依依当初留学是公派，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她出去的，时间应该是1946年，抗日战争之后。她出去后，先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学位，好像就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冯·诺伊曼，他们的缘分，得益于她打了一手绝世无双的好算盘。”
安在天感兴趣地：“她打算盘？”
“她的绝活儿是祖传的，她爷爷曾被慈禧太后称为‘两广第一算盘’。黄依依三岁就开始跟爷爷学珠算，15岁赴广州上中学时，算速之快已经和年迈的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传给了她，从此她便带着这个宝贝，跟所有的珠算高手华山论剑，无一失手。在一次博士论文答辩的中间休息时间，她从身上摸出算盘，噼噼啪啪地打起来，一下子使那位数学巨人看得如痴如狂。之后，她便顺利地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
安在天说：“她是哪一年回国的？她说周总理还接见过她。”
“这是真的，不过不是单独接见，而是很多人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人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黄依依。她是第一批回来的，总共有11个人，周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们，当时她在那批人中最年轻，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
安在天：“这是哪一年的事？”
“1953年。”
“然后就到了这里？”
“没有。她先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去年才回来，回来后不知为什么没回原来的大学，而是来了我们这儿。听说她在苏联有个绰号，叫‘伏尔加的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伏尔加的鱼？”
孙书记绕开他的问题：“……她来我们这儿时间短，所里没空房子，只好先安排她住在招待所里过渡一下。她来了之后影响可不大好，同志们对她议论很多，所以这次我没叫她来，我觉得她不适合。”
“主要是什么问题？”
孙书记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说呢？她的问题不是专业上的，而是专业外的。我认为她属于那种典型的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的人，智商高，但自控能力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做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太放任自由，太个性突出，身上还留着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余孽。”
“是吗？怪不得她穿着打扮都和别人不一样……”
“不过，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人总是有缺点的。她在美国生活多年，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经常劝她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就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她慢慢会的。总有一天，她会进步地和同志们一模一样，并肩进步。至于现在，我个人认为她不适合去你们单位工作，政治条件不成熟。”
食堂灶房里，厨师、买菜的小伙子、食堂领导三个人，他们紧张又贪婪地看着这一大块肉，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目光中有冲动又有畏惧。
厨师手上捏着一把尖刀，示意两人出去忙。适时，厨师像早已计谋好的一样，不假思索地割下一小块肉，用油菜裹了，藏了起来。
食堂领导过来，对厨师：“记住，什么都不能扔，瘦肉炒菜，肥肉练油，油渣也不能糟践，可以炒菜，跟肉一样！”
一大锅红烧肉煮得沸沸腾腾、喷香喷香的。灶间所有的人都停下了干活，眼巴巴地盯住锅里。厨师用筷子夹了一块肉，尝生熟。
大家的眼睛都直了，想流口水。
厨师用大锅盖把肉盖上，嚷嚷着说：“看什么看，没熟呢！”说完，他喉咙一动，早已将那块肉吞进了肚子里。
时间到了，监考者逐个房间地收卷子。监考者说：“交卷了……”
安在天站在楼梯口，与参考者一一握手，道：“辛苦了。”
孙书记叫住大家：“别着急走，等一下我们在餐厅一块儿吃饭。”
一个参考者说：“刚才就闻见肉味儿了，影响我正常发挥，题都做不下去了。”
一个女同志不好意思地说：“孙书记，我交的是白卷，不好意思留下来吃饭，先走一步了。”
安在天：“那怎么行呢？考试嘛，就有考好的和考坏的，不能说没考好就不吃饭了，饭还是要吃的。”
孙书记说：“杨同志所言极是，今天的饭可不是一般的饭，撩人的肉香啊，你要不吃，保你后悔半年。”
正说着，食堂领导急冲冲地跑上来，见了孙书记，诉苦道：“啊哟，孙书记，不好了，你可给我惹麻烦了，大家伙都闹起来了！”
孙书记问：“怎么回事？”
“大家都嚷嚷着要吃你们的肉！”
孙书记一指安在天：“这又不是我们的肉，是人家的肉……”
安在天说：“你还是下去看看吧。”
餐厅里闹哄哄的，大部分人，包括老外，都簇拥在打饭的窗口前吵着、闹着，有的敲打着碗筷，有的怪叫着，有的骂着，只有个别人安静地坐着、看着，也是等着，当中就有童副处长。
大家七嘴八舌：
“难道在这里吃饭，人也分三六九等……”
“哼，想吃独食？”
“共产主义，要有福同享……”
“凭什么，我们又不是国民党特务，比别人少胳膊缺腿了……”
“我们又不是要吃白食，花钱买还不行嘛……”
“把肉端出来，否则没完……”
“我们要平等！我们要吃肉。”
厨房里，红通通、油汪汪的一大锅红烧肉。孙书记咽了一下口水，他心虚地看了一眼外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分一半出来给大家吧。”
等孙书记回来时，二楼上参考和监考的人都下来了，准备去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