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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动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针对那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必须力求对情况的判断接近客观实际，把我们的计划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会议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急于过渡的势头是刹住了，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党中央于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在郑州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为了纠正上述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作了准备。接着，4月2日至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并提出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名单。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提出不仅要算而且要退赔。还补充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1959年6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降低了钢及其它产品的计划指标，这对于纠正工业高指标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重要的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完全肯定。所以纠“左”的努力，虽然认识逐步有所深入，总的都是在保持1958年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而且沿着反右派扩大化以后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认为如果怀疑或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就是“观潮派”和“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中央已经确定的纠“左”措施，也远未完全落实。因而“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四 、“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为了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党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时，毛泽东首先讲话。他指出当时国内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安排要按农、轻、重为序；强调必须使生产队成为三级所有中的基本核算单位；要求把下放的权力适当收回，加强集中和统一领导等。还讲了国际形势等问题。
7月3日至10日，会议分组讨论，按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问题，自由发言，各抒己见。7月中旬，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各大组讨论情况整理成会议纪要，下发给与会人员讨论。在讨论会议纪要时，对国内形势两种不同看法尖锐化：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左”；另一种则认为形势很好，不愿听对“左”的倾向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同志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而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8月2日至16日，中央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及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议期间，党中央于8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右倾思想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全党开展一场反右倾的斗争。8月1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党的“同路人”。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从而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
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是正确的，会议结束时对原定的生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某些压缩是必要的。但是，会议中途转向，由原来的纠“左”转向反右，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庐山会议转向的主要原因是：全党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缺乏认识，思想上“左”的倾向还占上风，党对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偏差，及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等。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组织上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给野心家阴谋家的活动造成可乘之机。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职务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从此，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也造成了严重后果，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更加严重并且延续了更长的时间。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把已经相当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错误地认为“极为良好”，决定1960年继续“大跃进”，规定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3000亿公斤的高指标，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这样就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比1958年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
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对我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撕毁援助我国的600多个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1300多人，并带走了所有的援助工程图纸、计划和资料，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加上农业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和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我还债等客观原因，从1959年至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突出表现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间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钢产量高指标，不仅造成了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失调，而且造成了重工业内部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财政收支不平衡，市场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比例失调。市场上货币投放量超过商品供应量60多亿元，造成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家财政收入大量减少，造成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一些地方人畜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这种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实际上宣告了“大跃进”的失败。
“大跃进”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这次错误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必须自觉地按照经济规律办�